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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长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学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现在上海居住。其子世菩，曾就读西南联大，后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职，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两女孩名分别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为“明心”、“明宗”；也是后辈对老人的纪念。据说其曾孙女熊明心是上海复旦哲学系硕士生，免试推荐去德国读书。
【敬誉】
蔡元培称熊氏乃二千年来以哲学家之立场阐扬佛学最精深之第一人。
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将熊十力与王弼、龙树并提，称其学识创见乃超越于道生、玄类、窥基等古代佛学大师之上，真可谓推崇至极！
金岳霖说，据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又说：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曾经对张岱年说过：“熊先生的哲学中有人！”
人称熊十力是“陆、王心学之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说熊是中国唯一的“狂者”。
陈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师会上明确宣布：“熊十力是中国的国宝。”
徐复观后来对比马、熊、梁三大儒时说：“熊先生规模宏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
1953年，熊十力七十寿辰，马一浮写诗一首为贺，诗曰：“孤山萧寺忆谈玄，云卧林栖各暮年。悬解终期千岁后，生朝长占一春先。天机自发高文载，权教还依世谛传。刹海花光应似旧，可能重泛圣湖船！”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召开。这一年，牟宗三在台湾举行的一个纪念会上动了感情，他深情地回忆了老师的教导，说熊先生一生没有过敷衍，没有过无聊，他绝对的忠于道体，忠于形而上学，任何人来，熊先生都要讲这一套给他听，不管对方能不能听，不管对方是小孩子还是党国要员。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这里。
《大英百科全书》称“熊十力与冯友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任继愈回忆老师熊十力：“熊先生这个人，以他的存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哲学的典型。一生坎坷，没有遗产留给儿孙，家庭关系处理得也不尽妥善。几十年来，没有见他穿过一件象样的考究的衣服。伙食注意营养，却不注意滋味，甚至可以说他吃了一辈子没有滋味的饭，人们认为值得留连的生活方式，对熊先生毫不沾边。熊先生博览群书，不讲究版本，手头藏书很少，可以说没有藏书。我认识的学者中，熊先生是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别人也许觉得他贫困，他却显得充实而丰足。别人也许认为他不会安排生活，他却过得很幸福、坦然。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过后，却深自谴责，好象雷阵雨过后，蓝天白云分外清新，他胸中不留纤毫芥蒂，真如古人所说的，如光风霁月。他具有只有他才具有的一种人格美。”
“熊先生讲学，不问对象（有学人，也有官僚政客、商人）是否值得讲，听讲者是否真正愿意听，他总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讲授。讲述的中心，无非要人们认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中年以后，建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后，‘舍佛归儒’。除了在他著作中写出来的，理论上发现的佛教哲学缺失外，还有一个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第一因’——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
八、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性情】
梁漱溟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6岁启蒙读书，但还不会穿裤子；上了四所小学，学的是ABCD；只有中学毕业文凭，却被蔡元培请到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在城市出生成长，然而长期从事乡村建设；一生致力于研究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学者，可是却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什么；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梁漱溟说：“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民国初年，梁漱溟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报考北京大学，不意未取。他回家发愤说：“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梁漱溟向来对金钱看的淡之又淡。20世纪40年代，梁漱溟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他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