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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入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细雨霏霏，胡适棺木上覆盖的是北大校旗，万余人陪着灵柩出殡，一起送走了这位在中国现代史上散发着智慧光芒与温煦气息的学者。这一天，台湾有三十万人自发性地为他送葬。
胡适安葬于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门对面的山坡上。他的墓门上刻着蒋介石书写的“德学俱隆”四字。右首高坡上，有北京大学校友会建造的纪念亭；左首有中国公学校友会建造的半身铜像。胡适墓志铭由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誉说】
胡适对中国讲西方文化，对西方讲中国文化。面向中国，他积极引进民主、法治等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毕生一以贯之；面对西方，他不断地提出中国文化与现代民主自由科学理性精神相协调部分，作为中国不输其它精神文明的论据。罗素说，胡适“愿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点，但是他不是西方文化之盲目的崇拜者”。
1946年8月，胡适到北大就任校长，冯友兰在欢迎大会上说：“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是一件应乎天而顺乎人的事，就全国范围来讲，再没有比胡先生更合适的人选了。”
殷海光抱怨，无论有没有念过书的人，都期待藉批胡暴得大名。结果“来自左方的势力，对于胡适思想，清算洗脑，必欲铲除尽净而后快。来自右方的势力，提起胡适思想就消化不良，想尽种种方法把胡适思想从人们的记忆里勾销”。
史学家余英时指出，作为被青年当作偶像崇拜的胡适思想以及所谓的胡适崇拜（The HuShih Cult），并非由政治权威造成，而是象征向权威挑战的心理；因此他成了唐德刚口中“近代中国惟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但也因此，无论左右、两岸，甚或激进、保守，都和胡适思想过不去。终其一生，面对来自政治的不信任、压力与封杀，到最后抑郁而终，正是这股革命力量所赋予的原罪。
季羡林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
刘文典的《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中谈到胡适：“我的朋友胡适之，著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书的价值，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一文记录了胡适：“胡适之先生的谈吐是可爱的，听说已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胡适逝世后，在台湾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临致祭，亲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梁寒操挽胡适：“著书成二十万言，才未尽也；得谤通九州四海，名亦随之。”
胡适在提倡白话文和红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为举世所公认。胡适去世后，有人撰联挽之：“先生去了，黄泉如遇曹雪芹，问他红楼梦底事？后辈知道，今世幸有胡适之，教人白话做文章。”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方针，聘请年仅26岁的胡适为北大教授，“适之先生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
徐复观说：胡适是一个伟大的书生。
殷海光说：胡适是个大乡愿。
蔡元培说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
提起风光无限的胡适先生，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教授会感到一丝遗憾与纳闷：学术领袖不以学术成名，毕竟令人感到尴尬。
朱学勤的说法是：“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抗战前夕，日本政论家伏室高信特地到中国来访问胡适，说：“日本民间只知道中国有三个名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梅兰芳，另一个就是胡适。”这位政论家把谈话记录，刊在一本叫做《亚洲内幕》的刊物中。
鲁迅说胡适予他的印象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李慎之先生曾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唐德刚说：“胡适之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magnetic personality），这种性格实非我国文字里什么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等形容词所能概括得了的。有这种禀赋的人，他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作用，恍如物理界带有磁性物体所发生的磁场。它在社会上所发生引力的幅度之大小，端视其在社会中影响力之高低；影响力愈高，则幅度愈大”。
殷海光等人批判胡适，质疑他的学术成就，质疑他好名，质疑他想当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但殷海光又说，总结数十年来中国国运起伏隆替，“中国人多容纳并吸收胡适思想之时，正是中国比较和平、安定、进步、趋向开明之时”；反之，“胡适思想横遭排斥与嫉视之时，也就是国运乖违，祸乱如麻，趋向固蔽之时”。胡适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确是一种“昏沉的中国之现代的启蒙导师”，而这股启蒙的力量，敦促中国人在西风东渐之际，必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甚至包括胡适自己所持的思想在内，也才能成为开放社会中，内在稳定与向上提升的根源；也展现了思想的可贵，在于思想是无法被力量打倒的，思想只能经由时代与实践的检验来证明真理的成分。
后记：此刻才见天空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二卷：思想卷，其他两卷分为国学卷、文学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供读者方便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思想卷单列十位思想者，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笔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锵鸣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天地逆旅，你我都是流水，唯有思想得以永恒。但思想者又总是孤独的，本书十位大师所行道路各异，筚路蓝缕孜孜矻矻一生艰辛，让笔者不禁想起弗洛斯特的诗句以纪念之：
〖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
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我们仍需看到，他们都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含下的小悲情。只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及其学术价值，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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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卷献给我亲爱的父母。
○文学大师卷
一、林语堂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霖、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著名文学家。〕
【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纵谈其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写作经验。听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林语堂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拿着纸片追了出来。
1939年，林语堂在纽约世界笔会上讲演《希特勒与魏忠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