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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1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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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图》,他特地拿出两函台湾影印的《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向大家介绍。

  一次,沈从文带着王亚蓉等人到历史博物馆看一幅社会生活图《大驾卤簿图》,这幅残卷上还有两千多个人物。回来后,沈问大家:“你们看第七方队,前排人腰间的物件是什么?”大家都答不上来。于是沈将第几方队头戴什么、手执什么、身上佩戴什么,一连说了很多。王予予一一记下,抽空去核对,竟完全无误。

  沈从文后来到咸宁干校劳动。他随身携带的30万字的《中国服饰史》初稿被扣下来,结果被弄丢了,而他居然又重新写出一本来。

  70年代,沈从文和黄苗子住得很近,经常互相拜访、聊天。黄苗子不在家的时候,沈从文就把收集到的汉代或是明朝的绣花拿给黄13岁的三儿子看,说:“这个东西美极了!美极了!”

  黄苗子回忆,沈从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纹样,战国玉器的雕工,洛阳博物馆陈列的汉壁画……总是带着悠然神往的心情说:“真美呀!美得简直叫你不可想象。”

  沈从文擅长鉴别古画的真伪。世人多认为展子虔的《游春图》是隋代的作品,但沈却考证应是唐代。一次,李辉问他如何辨别真伪,他说,一般人鉴定真伪,多是根据笔墨、印章的真假,他则是根据画面上人物的服饰、物件的摸样来判断。譬如说,有的画里的人物穿着是唐代的,可画面上有的物件确实唐以后才有的,那就证明不是唐代的,是后人模仿的。

  黄永玉回忆,日本政府曾派了三个专家向他请教,说日本某张钱币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的服装有些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位皇太子不是真的皇太子,如果不是,那就要废止这张钱币。黄并不擅长这方面的知识,推荐了沈从文。

  沈从文看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至今意大利还有同样直纹黑白道的衣装)。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经过沈从文的解释,日本政府才明白了,据说这张钱币到目前还在使用。

  【晚景】

  文革初期,面对满墙大字报,沈从文对史树青说:“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无聊文人、附和共产党,造反派说我是反共老手,我往哪里去呢?我怎么活呢?”

  文革中,沈从文家共被抄了8次。其中两次是大儿子学校来人,目标是家里的那些唱片,抄家人还专程带来了学校的英语老师,将唱片一一过目,最终确定没有问题才作罢。

  沈从文参加没玩没了的批斗会,批斗他时,他必须参加,批斗齐燕铭等人时,他还要陪斗。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时,就让他坐在会场隔壁的小房间里,在他旁边安个小喇叭,听着会场里的批斗情况。他还要拔草、擦玻璃、打扫厕所,他怕自己无法支撑,便随身带上一张小卡片,写上自己的名字、单位、地址,以便自己倒下后别人能通知家人和单位。

  养女沈朝慧被注销了北京户口,沈从文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之下,给在青岛大学曾经教过的学生江青写了一封信,请其伸出援手,但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而让沈啼笑皆非的是,1972年,江青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是沈的学生,并说沈的妹妹经常邀请他到沈家,沈从文对她很是欣赏,为了训练她,让她每周写一篇小说。因为此,沈在江青倒台之后还要交待与江青的关系,他气愤地说:“这妖婆真真假假胡说一通。”

  1969年,沈从文去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历史博物馆已经与革命博物馆合并)领发还给他的东西,被告知东西已代为“消毒”。沈从文对他们焚毁书籍的行为极为气愤,多年后,还对前去探望他的杨苡说:“文化大革命把我的眼睛都拔了!把我的眼睛拔了!我自己的书全都没有了!”

  1971年,沈从文血压高达240/150,心脏隐隐作痛,他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回北京。次年,干校终于同意沈以请假的方式回京。此时,沈从文在北京的三间宿舍被强占去两间,几十年所收藏的心爱之书及家具,满堆在院子里任人践踏,日晒雨淋。沈从文怕家具和书坏掉,便送给需要的朋友们。研究梅兰芳的徐城北曾到沈处拿走了一些书。剩下的书,由黄永玉的夫人帮忙,7分钱一斤处理掉了。

  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告诉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资料》还是要出版的,让他抓紧时间校订。于是沈在病中开始了紧张的修订工作。宿舍太小,他只能充分利用空间,把图录分门别类贴在墙上,又在房间里挂了五根铁丝,把图像挂在上面。他凌晨3点就起床工作,院子里的老大妈们看他房中的灯老亮着,怕他出事,便去敲门,听到里面有人应声才放下心来。一位年轻人担心他,从门缝里看去,看见他一手拿着毛巾,捂着正流血的鼻子,一手奋笔疾书。等门开了,他看见年轻人眼里的泪水,歉意地笑笑说:“有什么法子,自己可用的日子不多了!”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的这间小屋:“无一处不是书,不是图片,不是零零碎碎的纸条,任何人不能移动,乱中有致,心里明白,物我混为一体。床已经不是睡觉的床,一半堆随手应用的图书。桌子只有稍微用肘子推一推才有地方写字。夜晚,书躺在躺椅上,从文表叔就躺在躺椅上的书上。”

  王亚蓉第一次去见沈从文,走进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时,沈的口鼻间还有未擦干净的鼻血,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全是书,四壁凡能伸手的地方贴满图片和字条,连床上也堆满了书。而和老友聊天的沈从文却满脸都是灿烂的微笑,快乐地讲述着他的工作。

  张兆和从干校回京后,在离沈从文的住处二里外分得两间宿舍,黄永玉将表叔表婶的这两处住所称为“飞地”。沈每天到张的宿舍吃晚饭,并将第二天的午饭、晚饭带回。夏天屋子里闷热,家人怕他带回去的饭菜馊掉,他却说:“我有办法。”大家都很好奇,问他什么办法,他说:“我先吃两片消炎药。”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进行研究,沈从文尽量避免会客,他在门上贴个通告,以各种理由拒绝客人,比如:“本人患严重传染病,最近不能见客人”、“本人心脏病发作,遵医嘱不能见客”等。有时张兆和便站在门口替他挡驾,但他在窗缝处看到来人是他想见的人,就马上出来说,这个人我要见,张啼笑皆非,说沈当众让她出丑。

  沈从文从湖北回京后,一直希望能有个助手,老友给他介绍了王亚蓉。经过重重波折,沈终于申请将王调到了博物馆,但博物馆却让王去临摹古画,而不是做沈的助手。沈从文对此很是生气,他在给长子的信中说:“馆中加了三百人,一到我研究工作,就说‘没有预算’,不给一个人。”馆中领导本来给他拨了一个临时工作助手,但工作了四个月,却不给助手工资,还是沈自己拿出一百二十元付了助手的工资。接着,馆中又借口此人思想不好,将其调离博物馆。

  1973年,加入美国国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许芥昱回国,他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回国后,提出要去拜访老师。因为有关部门怕让“外宾”看见沈住处的窘况,便安排沈到酒店看望昔日学生。面对学生,沈只说他一切都好,自己受到了保护。许提出上老师家中拜访,沈拒绝了,惹得许以为沈怕让自己见到家中的珍贵资料,其实,沈从文只是担心家中景况给国家“抹黑”。

  钟开莱回国时,沈从文去宾馆看望他,总说自己身体很好,还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

  房子问题几乎困扰了沈从文一生。文革过后,沈一家三代六口人依然挤在一起,他不止一次写信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统战部长乌兰夫反映情况,希望能得到一处宽敞的住宅,以方便他放置研究资料,能让助手坐下来从容工作,可以接待访客,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兼任织绣研究组顾问时,曾将多年收藏的明清封面锦、彩绣四摺花鸟小屏风、朱砂红地描金花蝶争春纸等拿到故宫,让研究人员随时参观。文革中,这些资料被收入故宫库房。文革后落实政策,沈为了研究,想要回这些资料,无果。解放前他捐献给北大博物馆的文物,由于捐献时也没有要张收条,不仅难得一见,连要张照片都不能满足。想到此处,沈从文感慨“自己做尽了蠢事”。

  沈从文的孙女一直跟随沈从文老两口,但她的户口在自贡,沈从文想让孙女在北京借读,却难以实现。两位老人不愿求人,只会正襟危坐于东城区某街道办事处所属的教育组门口,听候传见。沈从文联想到50多年前自己在北京求学之事,不禁悲从中来,深觉自己一生非常失败。

  1978年,在当时的中央副秘书长、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安排下,沈从文终于从他工作了三十年、也郁郁寡欢了三十年的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到历史所后,他才从副研究员转正为研究员,王亚蓉也调到他身边,成了他真正的助手。胡乔木了解了沈家住房紧张的情况后,带着当记者的儿子亲自到沈家去看。回家后,胡乔木与儿子商量,准备把自家的一套四居室腾出来给沈从文夫妇,让儿子去住沈家的两间平房。但这个方案被主管部门否决了。由于胡乔木的关心,沈家的住房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胡还将沈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解决了沈的医疗问题。自此,沈从文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1979年,马逢华回到大陆,提出想见沈从文,但接待处却说没有这个名字。马让他们再好好查查,说沈是有名的小说家,从前是北大著名教授,让他们到作协查查他的下落。结果次日,来人回复,已经找到了,但不在北京,调到四川去了,让他下次回国再说。

  次年,女作家聂华苓回到大陆,提出要见见沈从文,由于她字写得太潦草,工作人员把“文”字看成了“又”,回来对她说:“找不到沈从又这个人!”

  晚年,沈家每日宾客盈门,有前来拜访的朋友、学生,更多的是各地各处前来请教之人。尽管因为沈的身体原因,门前挂着不见客的牌子,但收效甚微,而搬家后,老朋友过访,临走沈再三嘱咐要千万保密,但没过几日,屋内又高朋满座,谈笑声喧了。

  黄永玉说:表叔(沈从文)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经没有能力放手地使用这套房子了。

  沈从文去世之前两个星期,李辉去看望他。李辉回忆:他坐在他的那张老藤椅上。因为久病,显得尤为虚弱,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左手也极少动弹,一直放在腿上。虽然说话有些含混不清,但他思路尚清晰,谈到往事时,记忆力依然让李吃惊。他说到高兴处,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憋上好久,才呵呵地发出笑声。

  沈从文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了。”

  【逸事】

  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原靠卖马草为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参军,25岁便任贵州提督事,30岁左右便早逝。沈宏富没有留下子女,其夫人为沈宏富的弟弟沈宏芳娶了一位苗女,生下二子,长子是个傻子,次子沈宗嗣便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出生后,过继给沈宏富。沈从文的亲生祖母因是苗人,当时苗汉通婚所生的孩子没有地位,不能考科举,在孩子过继给沈宏富后便被远嫁出去,沈家还为其造了一座假坟,假托已经逝世。

  沈宗嗣从小习武,后从军,曾于八国联军入侵时任天津大沽口炮台提督的副将。辛亥革命后,他曾参与竞选湖南省议员,失败后,赌气来到北京,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行动失败后,他逃到热河,此后改名换姓,重新开始了戎马生涯,直到袁去世才和家人联系。沈从文自1911年后只于1922年见过一次父亲,此后,直到父亲去世,他们再未谋面。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从文之名是当兵时的军法长肖选青为他起的。他刚升任司书时,肖问其姓名,得知叫“岳焕”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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