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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钱穆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新亚书院院长。〕
【潜沉】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入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却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少时,钱穆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钱穆升入常州府中学堂。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两位分别是校长的三弟以及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钱穆依旧欣赏,于是他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1913年,钱穆以没有上大学读书为憾,看到北京大学招生广告,曾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不知何故没有结果。但钱穆为准备考试勤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前者为必考书目,后者为北京大学教科书),是钱穆自学的开始。他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例,定于每天清晨读经子难读之书,夜晚后读史籍,中间下午则读闲杂书。几年过去之后,已有博学之名。
钱穆读书常学习古人的治学与为人,及时反省自己。一次读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要求每本书都必须认真阅读,不遗一字,读完后再换一本。他从古人身上总结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经验,便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刚日诵经,柔日读史)。
钱穆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钱穆一生著书立说,达一千七百万言之多。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在这一背景下,钱穆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
钱穆虽然自学出身,却从不迷信权威。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观点,顾颉刚也是康的拥护者。钱穆对康的观点十分怀疑,他没有因为顾颉刚于己有恩就放弃己见,而是力排众议撰写了《刘向歆父子年谱》,用事实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顾颉刚对此毫不介意,不仅将此文在《燕京学报》发表,还推荐他到燕京任教。钱穆称,“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钱穆的文章影响极大,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其观点也逐渐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开始停用康的学说,而采钱穆之学说。
钱穆撰写《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虽然是治史专家,却披阅广泛,发现学生手中有好书就借来一读。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见学生李埏有一本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也颇有兴趣,并据此写了《道家与安那其主义》一文,发表后引起了读者极大兴趣。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集合崇基、联合、新亚三书院成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早就打算从行政职务中摆脱出来。钱穆乃向董事会提出辞呈,未获通过,次年再度请辞,董事会建议休假一年后再卸任。16年来,在繁忙的学校行政事务之余,他出版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等著作。至此,钱穆再潜沉书斋,埋首研读。
自1964年开始,钱穆用七年时间完成巨著《朱子新学案》。此书得到哈佛资金协助。在书中,钱穆不仅深入论述了朱熹学术思想,而且花大功夫系统疏理了朱子思想资料,夹叙夹议,精微邃密。作者把朱熹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考察,突出了朱熹在中国思想史后半期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连带地解决了朱子卒后七百多年来学术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疑而未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学案》是他研究理学的重要著作。国际汉学批评家杨联升读《学案》后,赞叹不置,说钱穆治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能出其右者”。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着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的夫人胡美琦回忆:他(钱穆)73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晚年目盲,展纸落笔,亦仅偶有叠字。赖夫人查阅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后,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夫人对先生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伉俪情浓,老而弥笃。钱穆先生晚年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三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的,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其治学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提出,先秦时期,儒、墨二家是后来诸子各派的发端,由此分源别派,旁通四达,互相中国古代文化的源流。此外,钱穆对宋明理学尤其是朱熹之学、对清代学术尤其是乾嘉学派等,都有很深的研究。
钱穆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世传说亦不可轻信,遂详细考辨孔子的生平事迹,包括、生卒年月、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以及孔子的政治活动和著述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钱穆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在钱穆逝世一周年之际,其得意门生余英时著《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系统阐述乃师毕生之学问风骨、道德文章以及对于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亦算是对其毕生繁华的盖棺论定。
【传道】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做小学教师10年,中学教师8年,任大学教师时间更长。但他对小学教师生活却情有独钟。他说,在小学任教时,每校学生都在百人左右,师生相聚,同事如兄弟,师生如家人。每天住在学校,吃在学校,工作在学校,团体如家庭,职业即人生。学校就像堂屋,故在小学任教,总觉心安。而中学、大学规模比小学大,人员比小学杂,师生之间、同事之间来往也比较烦琐。由此才知中学教师、大学教师更是个职业。
晚年钱穆曾多次对人说,教大学不如教中学,教中学不如教小学。
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钱穆居北平八年,授课于燕京、北大等名校,并在清华、北师大兼课,与学术界友人时相切磋。抗战军兴,辗转任教于西南联大、武汉、华西、齐鲁、四川各大学。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校园一湖,所有提名都未得到认可,因为一时无名,遂根据钱穆的提议取名“未名湖”。事后有人和钱穆开玩笑说,你提个意见,得了一楼,与胡适分占一楼,诚君之大荣也。
钱穆做事特立独行。刚到燕大时,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批学生试卷时给分十分吝啬,八十五分以上极少,通常只批八十分,大部分在八十分以下,一个班总有几个六十分以下的。他原以为那几个学生可以通过补考过关,不料燕大规定一次不及格就开除,不许补考,从无例外。听说几个学生因为他批的分数过低将要失学,钱穆立刻找到学校当局,申说理由,要求重批试卷,学校一开始以向无先例加以拒绝,经他力争,终于破例让他重判了试卷,让那几个学生留了下来。此后阅卷,给分也就大方多了。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钱穆从燕大辞职后,顾颉刚向自己的老师、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推荐钱穆,于是钱穆到北大任教。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