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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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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香港与内地所有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孤城。陈寅恪一家困境重重,钱粮已断绝,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也觉得味美无穷。一日,日军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然而此时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全楼住户根本无处可去。陈寅恪长女流求回忆到:“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4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之中,陈寅恪毅然下楼与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当时日军在香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陈寅恪家旁边一家的五个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陈寅恪的长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听罢,立即拿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让她女扮男装,以防不测。此刻又传来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

  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蒋氏慨叹:“天欤,际遇之不幸欤?”

  【命运】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说:“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他(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这个记录,与抗战时期陈寅恪在成都燕大与学生石泉所谈极其相似,此一思想观念伴随了陈氏一生。

  1948年12月,当北平解放战争打响的时候,陈雪屏等人的“抢救学人”计划也开始了,当浦江清告诉陈寅恪此事时,陈仅表示已知此事。随后胡适找到北大校长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邓广铭在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找到陈,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并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下午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作义的坐驾,顺利穿过宣武门抵达南苑机场,乘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岭南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按美籍华人学者、“国民党的同道人”(李敖语)余英时的说法,身处岭南的陈寅恪和夫人唐筼曾为去留问题发生强烈争执,唐筼执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无招牌的私家旅馆”,后来陈序经做工作后派人迎还。陈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远见,后悔自己没有及早谋身远去,《柳如是别传》就是陈氏的忏悔之作云云。但据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考证,陈和夫人并无去留争执,因而余氏的结论只能属于胡言乱语一类。

  【晚景】

  1954年龙潜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他点名批判陈寅恪的思想,过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来龙潜在检讨时这样表白道:“我对陈寅恪的问题考虑不周,和了他三首诗,在会场上念了两句,后来到了北京,许多领导同志都问到陈寅恪,我才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1961年陈寅恪与郭沫若见面。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寅恪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自己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概允并践诺。

  1961年,陈寅恪辞别专门来探望自己的吴宓,为赋诗曰:“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丸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死离别看。”其后果不复见。

  1966年7月,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陶铸被打倒,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此后,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九、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史学家、国学大师、朴学大师。〕

  【革命】

  鲁迅称乃师章太炎的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认为“先生的业迹,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学术史上还要大”。

  章太炎的父亲立下的《家训》中有一条曰:“妄自卑贱,足恭谄笑。”意思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章太炎严守家训。

  黄侃的《太炎先生行事记》中记录:“先生(章太炎)生而徇敏,幼读《东华录》,愤异族之君中国,即立志不仕进。”

  章太炎16岁参加“童子试”,时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国。章太炎面对此题,想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软弱无能,任列强瓜分中国,在中国作威作福,这样的清国何“灿烂”之有?于是他挥毫疾书,将满腔积愤凝于笔端,最后呼吁“吾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不到一个小时,章便第一个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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