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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政的学术影响与正直的行节，也给他带来了升迁的机会。到刘秀的孙子刘炟即位为皇帝之后，使用建初年号的日子里，杨政被任命为左中郎将。
左中郎将官职不低，是光禄勋的属官，秩比二千石，相当于现在的正部长级别。
另一个可与杨政齐名的人叫戴凭，他所救的不是自己的恩师而是一位受终身不得起用处分（禁锢）的高官。
戴凭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受国家征召，先试为博士，而后官拜郎中（秩比三百石）。有一次，刘秀召开公卿大会，作为郎中的戴凭也列席参加。与会官员皆按秩序就座，唯有戴凭一个立着，刘秀说：“嗨！你怎么不坐下？”
他回答说：“博士们讲解经义都不如我，而位次反在我之上，我不服。所以不入座。”
刘秀对这位别出心裁的人士很感兴趣，就让他到皇帝的座位前与学问高深的儒士辩论。戴凭对众学者的难题，一一解答，深得刘秀赞同。随之，他官升数级，得为侍中，工资翻了两番还多，秩比二千石。
对于这样正直又有学问的官员兼学者，刘秀自然寄予殷切的希望，几次问对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刘秀还担心戴凭有什么不敢直言的地方，就亲口对他说：“侍中的职能就是匡补国政，希望你进对之时别隐瞒实情。”
戴凭说：“陛下你还是太严厉，有的事情我不敢直说。”
“我在哪方面不宽容啦？”刘秀忙问。
戴凭说：“我见前太尉西曹椽蒋遵这个人正直忠孝，学问也通贯古今。陛下您竟然听受一些浅薄的进言，给了他永不起用的处分。世人都说您太严厉了。”
刘秀大怒，说道：“你这个汝南郡的小子①，也想结党吗？”
戴凭见刘秀发怒，就采取了自投牢狱的方式抗争。刘秀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过头儿，马上发下诏书，让中央监狱立即放人，并且，再次接见戴凭。戴凭以谢恩的方式“挤兑”刘秀，他说：“作为臣下，我没有强争抗议的风节，反而说出狂言伤害皇帝，不能以尸伏谏，竟苟且偷生，愧对汉刘帝国呀！”刘秀是个聪明人，对戴凭的客套不再烦答，马上下诏重新起用蒋遵，拜为虎贲中郎将，并让蒋遵以侍中的实衔兼任此职。
蒋遵因为戴凭的直言，不仅得以平反，而且还由原来四百石的工资待遇调为比二千石，翻了两番还多。
刘秀有时还以举行官办宴会的形式实施学术考试，考试完全是随机问答，就像现在电视娱乐节目一样，答得不好的参与者会被淘汰出局。更有趣的则是，被淘汰的人的那份酒席（古人席皆单人）也被剥夺，转送给胜出者。在一次场面盛大的宴会上，戴凭竟赢了50多席。与杨政青年时代得到的“说经铿铿杨子行”相对应，戴凭在老年时代博得了“解经不穷戴侍中”的学术赞誉。
更有学者因为学问而如同武将的功勋和外戚的裙带一样，获得了封侯的荣耀，如世代研习《伏生尚书》② 的欧阳歙。
欧阳歙的祖先欧阳容即世传为“欧阳生”的那位秦代著名学者。欧阳生是伏生的学生，自然具有诠释的权威，并且他还将老师的学说转变为家传学问。
从欧阳生到欧阳歙已经有八世，且世代为博士。欧阳家成了不折不扣的学阀世家。军阀出身的刘秀当然会对这样的学阀尊重有加，更何况这欧阳歙一如侯霸，是活文物。虽然他不如侯霸资格老，但也有在王莽与刘玄时代两为地方官的经历。刘秀一见欧阳歙，就把他从县令的职务上升为河南郡的都尉即主管一郡的治安与军政。这是刘秀还没建国时候的事情。
等到刘秀称帝，欧阳歙行政职务升为河南尹（与太守同级，秩二千石），并且得为被阳侯。换言之，他比开国武将的爵位一点不低。后来，他又被改封为夜侯，仍有行政职务即职任汝南太守。
他边从事政务边教学生，9年间，教成学生有好几百人。后来，又被征调进京出任三公之一的大司徒。然而，欧阳歙似乎是位具有双重人格的学者，一方面，他在地方时“推用贤俊，政称异迹”；另一方面又大肆贪污受贿，在就任大司徒以后被揭发出“在汝南赃千万”的罪行。
如此巨大数额的贪污，肯定会被判死刑的。在他被逮捕下狱之后，他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从汝南及其他地方到首都请愿的有1000多号。有的人干脆就自己“剔（剃）发”即自髡。按当时刑法规定，给犯事的人剃发也是一种刑罚。更有一位17岁的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籍学者礼震，听说欧阳歙案件将要判决，就奔往首都并让人把自己捆起来，要求替欧阳歙一死，礼震在上书中说：“现在臣下我看见我的老师、大司徒欧阳歙，作为当世儒学的宗师并有八世博士的家族荣耀，就要因经济犯罪被处决，十分悲伤。欧阳歙的血缘传承很单薄，他只有一个儿子，还在幼年，未得继承家学。如果欧阳歙一旦亡身，他的家学就永远失传了。如此，陛下您肯定会被天下人讥为杀贤。而天下的学者们也失去了宗师指点的机会。我现在请求：杀了我礼震，以替欧阳歙的死罪。”
等到刘秀看完这份简短而感人的上奏后，本想释放欧阳歙，可偏偏欧阳老先生体质较弱，死在了狱中。按现代医学观点推论，也不排除老先生闻听死刑判决之后，心脏病突发而死的可能。
刘秀不想为此事得罪天下的学者，他赐给了欧阳歙家属上好的棺木，算是安慰；还有，拨给3000匹细绢作为办理丧葬的费用。
刘秀在努力把汉刘第二帝国打造成文化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不仅以优待知识分子为推动力，而且自己也努力提高学术品位。他的青少年时代，虽然到当时的首都长安求学过《尚书》专业，毕竟只达“略通大义”的较低水平。所以，当国家没什么战事之后，他也强化学习，常常与公卿郎将那样的朝中官员研讨儒学经义，有时甚至讨论到深夜。皇太子刘强深怕老父亲白天处理朝政、晚上研究经书累坏了身体，就找了个机会劝他：“陛下您有大禹和成汤的圣明，但缺乏黄帝与老子的养生之道。希望您珍惜自己的精力，好好调养身体。”
刘秀对儿子的关心表示欣慰，但作为一个工作狂式的成功人士，他不愿闲下来，他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由此，留下了“乐此不疲”的成语。
刘强曾向老父请教过军事方面的学问，刘秀就引用《论语》和《史记》上的典故告诉儿子：“从前呐，卫灵公曾向孔夫子求教排兵布阵的学问，孔夫子没做任何指教。我儿哇，军事问题不是你能学得到的学问呀！”
虽然说刘强失去太子地位主要是由于他的生母郭皇后怨恨刘秀的原因，但也可以推断，他热心军事也是他失去皇太子地位的因素之一。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刘秀下诏说：“《春秋》大义，立子以贵。东海王（刘）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刘）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
《春秋》大义，成了王朝重大政治事务的指导原则。儒学，必将迎来一个兴盛的时代。
明章二代再接再厉
刘庄当上皇帝之后，继承父亲刘秀的遗志，努力发展学术，甚至自己亲到称为“辟雍”的国立大学去讲课。皇帝成了学者，或者说学者当了皇帝，也算东汉前期的一大政治奇观了。
刘庄的学者身份不是凭权力得来的，首先是他比较聪明，《后汉书》本纪称他“十岁能通《春秋》”。此说虽不免虚夸之嫌，但也说明他接受教育显然比一般官僚家庭的子弟要早。其次呢，他的专业课导师是著名的学者桓荣，因此，他得以完成《尚书》专业的学习。
比之于“受《尚书》，略通大义”的刘秀，刘庄“学通《尚书》”确实是一个家族的进步。
刘庄的老师桓荣所学的专业是欧阳歙的家传学问即《欧阳尚书》。虽然桓荣不是直接受教于欧阳歙而是学于一位不太知名的学者、九江人朱普，但他的学习经历却是一段时代佳话。在西汉末年他远从沛郡往九江去求学（相当于今天从江苏到江西），他家里极其贫穷，估计是徒步走去的。到了九江，他没什么收入，就靠给别人打短工来维持日常开支。
更为传奇的是，在九江学习了15年，他一次没回过沛郡。到王莽篡位的时候，他觉得以学问出仕已没什么意义，就回到原籍。可是，桓荣回乡不久就接到恩师朱普逝世的消息，于是再返九江，赴丧。不知是贫穷而无返回的路费，还是他太留恋九江，他干脆就不再回乡而是留在九江教学。不多时，弟子就有了好几百位。
能教好几百位弟子，经济收入不再是问题。但是，紧接下来的事情是王莽政治失败，天下大乱。天下大乱当然会影响教学秩序，桓荣就带着弟子并携带经书跑到山谷中去授课。再后来，他就转回江淮之间，仍以教学为生。
在他的弟子中有一位豫章（今南昌）人，叫何汤，被朝廷选中向刚被立为皇太子的刘庄教授《尚书》。由于何汤的教学成果显著，刘秀自然会问到他的老师，于是桓荣就被皇帝召见。
刘秀通过与桓荣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面对60多岁的桓荣说：“得生几晚！”时值国家研究《欧阳尚书》的博士缺位，刘秀则当即任命桓荣。桓荣十分谦虚，乃推荐了自己的两位同学彭闳与皋弘。由此，在皇太子刘庄身边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欧阳尚书》的小集团。
由以桓荣为首的这个小集团指导刘庄的学习，造就刘庄的皇帝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就成为必然之事。
刘庄在即位两年后（正式使用自己的年号1年3个月后），亲临国家大学，举行儒家盛大的射礼；7个月后（永平二年冬十月，公元59年），再次光临辟雍，举行敬老大礼。这个大礼的核心是敬事“三老五更”。
所谓三老，是县乡两级负责教化的官员的称谓，由50岁以上的长者担任。战国时即有此官职。所谓五更，是指原在国家公职上退下来的有经验的老年人，也负有民间教化的责任。按着西汉已经成为儒家典籍的《孝经纬？援神契》① 说法，“天子尊咸三老，兄事五更”；按此之后成书的文献《白虎通义》①的说法，“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有何？欲陈孝弟之德也”。
刘庄在发表学术演讲的时候，十分客气地说“眇眇小子，属当圣业”，可谓谦虚之至。接着他表明了尊重三老五更的明确观念：“三老李躬②，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桓）荣关内侯，食邑五千户。其赐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还有，让各地官员抚恤孤儿与老人，以表达皇帝仁怀天下的意思。
这是汉刘第二帝国的一次政治盛会，引来了数万观众。这些观众不受身份限制，有官员，有富绅，也有平头百姓，整个现场也没采取特殊的警卫措施。观众们可以站在辟雍四门的护城河桥头上往里观看，那时的桥看起来十分坚固，如此之多的人站在桥上，竟没发生坍塌事故。虽然是替古人担忧，现在想来总也后怕，若是发生了坍桥事故，一场盛大的典礼不就变成了国家丑闻吗？
整个养老礼的高潮环节不是刘庄发表政治演讲，而是以皇帝带头，对其师傅即现称五更老人的桓荣进行学术提问。问题当然是疑难类的，并且绝对不会提前准备台词或答案。在皇帝提问之后，其他专家学者也向桓荣发问，而后桓荣一一解答。
在这场盛大的学术与权力组合的演出之后，刘庄又为功臣的子孙和樊③ 阴郭马四姓外戚及皇族的远支族人设立了专门的贵族学校，并且首都的中下层官员即所谓“自期门羽林之士”，必须基本上背过与理解《孝经》的内容。
明帝刘庄推行学术与政治结合的政治策略，产生了重大的效果，连匈奴的领导人们都派遣子弟入学学习汉文化。这标志着一个文化超级大国的正式形成。
汉刘第二帝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继续推行文化超级大国的政策，并且更注重学术规范的建立。到刘炟继位当皇帝的第五个年头（建初四年十一月，公元79年），仿照西汉皇帝的石渠阁会议① 的模式，由皇帝钦定儒学经典教材。由于该次学术会议举行的地点是首都洛阳的白虎观，故而叫白虎观会议。
与汉宣帝的石渠阁会议相隔130年而举行的白虎观会议，可谓汉刘第二帝国的一件政治大事，也意味着第二帝国正式恢复了第一帝国的往日荣耀，并且这次会议比130年前的石渠阁会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参加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丁鸿、桓郁（桓荣的儿子）、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