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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痛恨自己天生的胆怯，现在没有任何改变。当我们分手时，我亲吻了她的面颊，而她令人惊异地吸了一口气。我情不自禁地嘲笑她那种过分的反应，然而在他双眼中所流露出的庄严神情使我震惊，立即懊悔不该笑她，我急忙转身向飞机走去。 。 想看书来
第八章：阿瑟·米勒（3）
这并非单单是责任在召唤我，我得逃避她那孩子气的贪得无厌，这多少像自己为得到满足而难以控制的欲望，而这种自我满足创造出了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艺术，并使我厌恶不负责任的瑕点。诚然，这是向道德的保险退却，但并非诚实的必要。在飞往家园的途中，她的芳香仍然留在我的手上。我明白，我仅在法律上是清白无辜的，而事实上我的心灵已经被玷污了，而且随之而来的必然结果是我已经沉湎于情色之中。这个新的秘密像光亮一样直射入我心中，我对它很欢迎并且把它作为我将再次创作的素材，而这并不是作为电影剧本中的、硬塞进去的枯燥乏味的东西，我酝酿出一部新剧，这部新剧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回到布鲁克林，我的心潮徘徊在庆贺自己终于摆脱了沉沦与质问自己为什么要离开之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卡赞仍然杳无音讯。我开始觉得轻松起来。科恩必定会最后否定这个剧本，那就意味着我无须再返回好莱坞。玛丽（米勒的前妻）毫无疑问察觉到了我的不安，我想起她是那样不善于宽恕自己。终于有一天，电话铃响了起来，传来了卡赞微弱的讲话声，我猜想兴许在他的办公室里有其他人在而不方便，也许并非如此，我应该理解他。 他说：“科恩想做些改动；如果我同意，影片将投产。” 一两个小时后，我打电话给科恩，表示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因而要还我的剧本。第二天清晨，一个邮差在我布鲁克林的家门口投递了一份电报：上面写道，“正当我们试图将剧本改写得尽善尽美之时您却撤回，那该多有趣。科恩” 我最后还是返回到好莱坞和玛丽莲住在她租借的沃尔多夫大厦的高层寓所里。对玛丽莲来说，生活起了奇妙的变化。我看见大厦前的街上那些年轻人用贪婪的目光凝视着新出版的《新闻周刊》，颇令我费解。我回家将这些情景告诉玛丽莲，她颇感兴趣地想了解街上所发生的事情。 1951年，也就是玛丽莲·梦露和阿瑟·米勒结识的第二年。玛丽莲在一次记者对她的访谈中，应对方的要求，列出了一份她所喜爱的作家名单。长长的一串姓名中的第一位，赫然写着阿瑟·米勒。玛丽莲甚至将他排在大名鼎鼎的俄国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前面！ 米勒先生在离开好莱坞不久，就给好学而且极想提高自己水平的玛丽莲，寄来了一份他推荐的必读书目。他后来说： “在这方面我对她略有帮助。后来有人谈起她的阅读，颇有揶揄的味道。我当时不在场，但我相信：取笑她的人中，很少有人自己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所以他们才笑得出！因为如果谁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便不难感到玛丽莲与俄国这位作家很相似的一点——在人生中热切地寻求生活的意义！” 对于玛丽莲来说，能够得到当时著名的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理解和认同，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在他们相遇之后长达四年的通信之中，这种情感很自然地倾泻而出。 这个时候，玛丽莲除了在银幕上演些小角色，还在上学进修美国史和文学史。玛丽莲每天晚上6：30离开电影公司，准时赶到课堂，常顾不上吃饭。由于白天拍片的辛劳，有时甚至俯在课桌上睡去。但更多的时候，玛丽莲强迫自己坐直身体，专心地听老师授课。 坐在玛丽莲身旁的，是一位黑人青年，他学习勤奋，成绩出色，玛丽莲以他为榜样，要求自己也像他那样刻苦。那位黑人青年，后来常常被玛丽莲夸赞： “他——当年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邮递员，后来可是堂堂的洛杉矶邮局局长！” 为这一班授课的教授中，有一位是西伊夫人，她看到课间休息时，邻班的男同学常常到她这一班，对这玛丽莲指指点点，感到非常奇怪。后来她得知玛丽莲原来是个电影演员，才恍然大悟。她说：“看她的样子——我还一直以为她是刚从修道院出来的。” 玛丽莲对于这番评价很是感慨：“这应该是我平生以来受到的‘最高褒奖’！” 转瞬间，玛丽莲坎坷的艺术道路已硕果累累，接连几部卖座的电影——《尼亚加拉》、《绅士更爱金发女郎》、《如何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七年之痒》都获得了好评，她成了一位明星。 二、希望！希望！希望！ 1956年，玛丽莲来到纽约到“明星之家”学习表演艺术。在诗人罗斯顿先生及夫人的家里，重新遇到了阿瑟·米勒，这一次，他们开始约会。米勒回忆道： 影星拿薪水而且相当高，然而玛丽莲的工资却被先前的一纸合同给冻结了，使她愤怒异常。这几年，她一直在为不受约束地拍摄自己喜爱的电影而努力，避免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滥用观众对她的喜爱。她非常渴望在被她视为无足轻重的世界里获得至高无上的自尊。 玛丽莲认为，她正是这个传统社会所必须给予否定及掩饰的部分。在我与她相识之时，她已唤起公众的注目甚至爱慕。这使她多少有点希望，她能创建一种赢得影迷们尊敬的生活并使之稳固起来。 由于我已婚，玛丽莲如果要避免被记者偷拍，就几乎不能在旅馆房间门口露面，我俩花了许多时间单独在一起，并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仿佛我们能无拘无束地交谈。 。。
第八章：阿瑟·米勒（4）
一次，一阵沉默后，我说：‘你是我至今认识的最可悲的姑娘。’她最初认为这是一种失败，她曾说过，男人们只想要快乐的姑娘。但那时她发现了我没法给她安慰，一丝微笑浮上了她的嘴唇：“你是至今唯一对我说那种话的人。” 一天晚上，我与玛丽莲坐在她临时住宅的窗前俯视曼哈顿的夜景，玛丽莲谈起她十四五岁时，她那年迈的安娜姨妈，一个基督教徒，据说是一个颇有知识教养、温和善良的女人。由于玛丽莲的父母患病早逝，安娜十分疼爱玛丽莲，曾一度当过她的保护人。玛丽莲也依靠安娜过日子。尽管玛丽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和她共同生活，但安娜的去世在玛丽莲的心中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可怕的。 玛丽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她去世后，我仍然去她家，躺在她的床上……就躺在那儿，头靠在她的枕头上好几个小时。接着我来到公墓，那些男人们正在挖一个坟墓，他们沿着扶梯走下去，我问：我能不能也下去。他们说当然可以。我也就走下去，躺在地上，仰望长空。我背脊下的土地是冰凉的。那些男人们突然和我开起玩笑来，但我在他们将要抓住我之前就爬出了这个墓穴。其实他们都是些好人，仅仅要嘲笑一下我，寻寻开心罢了。我接着就溜之大吉了。” 说来也怪，当玛丽莲在重新安排她的生活时，看来她还不懂得什么是可怕的了。既然如此，她就离开好莱坞，闯到纽约来学习表演。就在那时，她竭力要表演自己，那样她生来就有的那种恐惧感也就随之消减下去。 1956年，“影星之家”的创始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建议玛丽莲学习英吉恩·奥尼尔写的《安娜·克里斯蒂》的安娜一角。一天晚上，她在我面前试演了该剧本中的几页。这正是最初暗示她的精神生活支出；起初她朗读的台词几乎难以听清，与其说是表演，还不如说是祈祷。“我不能相信我正在做这件事。”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她的过去不会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她甚至对自己的价值在私下里也不能作出肯定。 这不单是受她母亲的坏影响——她经常患妄想症，还是在玛丽莲呱呱坠地不久就想将她扼杀，这个骇人听闻的情景还不时地在已经成年的玛丽莲的脑海里像幽灵一样浮现。 当她五六岁时，在玛丽莲全家常去的一座大教堂里举行一个盛大的礼拜仪式。那天，成百上千的孩子都穿着一样颜色的衣服，女孩子穿白色，男孩子则穿蓝裤子、白衬衫，排列整齐地面对洛杉矶地区群山环抱的、巨大的天然圆形凹地。每个女孩子都身披一件斗篷：一面是红色的，另一面是白色的。开始时，她们将斗篷的红色一面朝外。而当开始朗读信仰复兴者的赞美诗时，她们就根据安排将白色的一面朝外。像变魔术似的，赞美诗的朗读声一起，整个山腰顿时变成一片白色。然而白茫茫的一片之中竟然显露出一点红色。她情不自禁地为一个小女孩，也就是她自己的过失被发觉而放声大笑起来。 “我正好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它是那么有趣，每一个人都将斗篷的另外一面翻转过来了，我是那么兴奋，以至于当他们都记住要根据暗号翻转斗篷，我却忘得干干净净！”她谈到此情此景，笑得前仰后合，仿佛此事发生在昨天而不是二十五年前。但是在当时不管怎样她还是因为她的失误而挨揍了。 1956年，内华达的皮拉米德湖，一个灰色的咸水湖，好几里长，湖的周围是印第安人的居住地，既是个禁区，又是个美丽的地方。好几家电影公司都喜欢不时来这里将它作为拍摄阴森可怕的外空怪物镜头的外景地。我则因为需要离婚而来到这里居住要离婚所必须的六个星期。 那里仅住着房屋主人，一对忧愁的夫妇。男主人是个十分审慎的牧羊人，养有六匹良种马，自由地放牧在湖畔。他、他的妻子或他的男仆会随时骑着马急奔过来叫我到那个公用电话亭里去接电话。 玛丽莲正在导演乔舒亚·洛根执导的影片《公共汽车站》中饰演角色。从她写给我的潦草的短笺来看，她倍遭磨难。显而易见，我所说的一切全都不能使她高兴，我糊涂了。但她说过，我们共同生活的前景使她看到了比以前更大的对未来的希望。 一天晚上，那个男主人猛地将我叫醒，告诉我有个电话等我去接。那时已经过了11点，也过了正在拍摄电影的玛丽莲的上床时间。汽车颠簸着沿着尘土飞扬的公路疾驶到电话亭前。电话亭里只有幽绿色的月光照射进来。每颗星星仿佛都从广阔的四方天空云集到高空。我那裸露的踝骨顿时感觉到从门缝里渗透进来的空气寒冷得彻骨。 她的声音通常是轻微的，喘急的，难以听清。“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这样做，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正处于年富力强的41岁，她也将满30岁了——后来她已经习惯于这样称呼我了。但这时却不是在开玩笑，她正处于绝望之中，欲哭无声。听起来她像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隐私，她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是的，甚至不在乎用什么代词。“说什么我拍这个镜头显得太粗陋。指的什么角色，一个正式的护士？固执的女人们都没能力演，没有一个人行，他们害怕女人，一大帮子人。他妈的！我可不是个训练有素的男演员，我如果做不到就不能装作我正在做了，我能理解的一切就是真实！如果这个不真实，我就不干！说我粗陋，无非是我讲了那些话！恨死了我！恨死了我！”
第八章：阿瑟·米勒（5）
所有这些表面现象都是不指名道姓的，但其中却包含着犹如汹涌澎湃的大海一样的伤心事。这时她的声调升高了起来，精神也振奋起来。“我不想这些了，我想过平平静静的生活。我恨这件事，我不再想它了，我想呆在乡村过宁静的生活，因为你在那里，当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我再也不能为自己而奋斗了……” 她是在抱怨《公共汽车站》的导演乔舒亚·洛根——讲话中带有点发狂的演员台词的味道——不亚于我听到的一个新的恐怖事件，一个放肆的声音对着苍天狂喊，我俩之间遥远的距离已经阻隔不了我，不管有关该片导演洛根的真情如何，她的诚挚却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她是在边缘跳舞，坠落是常事。她流露出那样毫不掩饰的惊恐，这还是第一次，我感到她很快就信任我了。以前她尚隐藏她的依赖性，然而如今我恍然大悟，明白到我就是她所想要的一切。 我一直竭力使她平静下来，但她看来意志消沉，而我又没法接触到她本人，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微。我再也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了，也许她在那儿悄悄地溜走了。我失去了她；她拍片时不需要我，虽然她的伙伴和朋友使她受到伤害。“噢，爸爸，我不能做这事，我不能做这事！”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她要自杀的情景，以前我从来没有将这个举动与她联系起来过。我竭力在记忆里搜索着，自己在好莱坞所认识的人中有谁能前往看望她，但可惜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胜任。 我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