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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 舌战富山接三（3）
案：此次绮色佳的国际聚会，唇枪舌战，又风光旖旎。白天高谈阔论，晚间节目丰富。在胡适这篇日记中，刚才还和富山剑拔弩张，笔头一转，却又歌舞一堂了：
“十九日夜闻宿舍内（会员所居）体育室有乐声，人观之，乃男女会员跳舞为乐也。因旁观之。有西雷寇大学女生赴会者葛雷（Winifred S Cray）、盖贝尔（Leona C Gabel）两女士强欲教余跳舞，戏从之。余平生未习跳舞，木强不能应节奏，两女士虽殷勤善诱，奈老夫不可教何？一笑。以此为第一次跳舞，故记之。”（同上）
胡适半途而废，退下舞场，看来是缺少艺术细胞，不知是否老踩人脚而不好意思了。1915年的他年方二十有四，却说什么“平生”、“老夫”，看似打趣，实乃为不会跳舞之遁词也。
二十二 “波士顿游记”中的财产权问题（1）
1914年9月2号至13号，胡适有波士顿之行。
本来胡适和他的美国朋友金君（Robert W King）约好偕游波士顿，去波士顿前，胡适先行参加在安谋司城举行的中国留美学生会年会。9月5号散会，会后胡适道经唐山来到波士顿，开始为期一周的友情行旅。旅行结束后，回到绮色佳的胡适补写一篇游记，时为9月13日。这是一篇长长的游记，题为“波士顿游记”，内中所记甚多，诸如寻访爱默生旧居、参观霍桑小屋、游览女作家阿尔恪特故址，凭吊独立战争旧战场，莅临康桥华盛顿受职陆军大元帅的纪念树“华盛顿榆”，乘汽船由波士顿海上观光、历游该城的教堂、图书馆和美术馆等，又先后拜访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更无论与新雨旧知的会晤、交谈……。
仅撷胡适日记、书信中的三个断片，以观此行：
胡适是9月2号“下午五时三十分离开绮色佳，日落湖之西山，黑云蔽之，久之见日。云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云益红，已而朱霞满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风景之佳，真令人叹绝”。
9月10日上午胡适读报写信，“下午以船出波士顿港。四年不见海矣，今复在海上，如见故人。至巴点上岸，以电车行至里维尔海滨。此地为游人聚游之所。夏日天热时，海滨多浴者。今日天寒，但见一二人游泳水上耳。时值下午潮来，澎湃涌上。日光自云隙射下，照海上远岛。海鸥数数掠水而过，风景极佳。”
9月12号，胡适往访朋友。夜，返程。次日上午，胡适在车上给母亲写信，曰：“夜十一时十五分趁睡车归。睡车者，火车之夜中行长途者，其壁上及座下，皆暗藏床褥。日间但见座，夜则去座。下榻有厚褥、净被、高枕、深帐，车行虽震动，而因褥厚，不觉其苦，故能安睡不惊也。”
“昨睡甚酣，今日八时半始起。约今午可回绮色佳矣。”（同上）
…………
9月7号这一天，胡适与金君等几人外出游览独立战争的古战场，回到康桥已经天黑了。“是夜与金君闲谈甚久。余主张两件事：一曰无后，一曰遗产不传子孙。”游玩一天不觉累的胡适滔滔不绝，历数他为什么主张无后，我看得不甚了了。倒是他在反对遗产问题上，张口第一句话就不得不引起我的注意：
“财产权起于劳力”。
所谓财产权在我等所接受的教育中，当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的一个概念，生产关系中的第一条，是“所有制”，便是指这财产权的归属。在胡适所处的时代与社会，财产状态为私有，而在我等的教育传统中，私有和财产本身就是不洁之词，因为它和“剥削”联系在一起。至于当财产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时，它更是每个毛细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记得几年前，和一位朋友（他现在是京华某大出版社的副总）夜间聊天，聊到财产权问题，他张口就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我呢，不敢怠慢，立刻顶针了一句，一模一样的句子，只是改了第一个字。这一字之“反”，用意在为私有产权辩护。我和那为朋友之间，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知识理路。批判私有制的知识背景我们不要太过熟悉，而为它辩解的知识资源在今天也已经并不十分陌生。
我惊奇的是胡适，他怎么一出口就一步到位，直接把产权和劳动勾连起来，年轻的他显然还没有这个量力，尽管他不曾有过“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教育背景。
财产权（抑或私有制）是起源于劳动还是剥削，是问题的关键。较早系统谈论这个问题的是17世纪的洛克。洛克是近代以来英美古典自由主义的宗师，胡适在美国读过洛克吗？看不出来。他在日记中提到过此人，比如在近两个月后的一篇日记中就提到了他，但不是读了他什么书，而是他是胡适所认为的“近世不婚之伟人”之一。胡适不读洛克本不要紧，有那么多人要读，能读得过来？但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如果不读洛克，那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导致多年后胡适有一个很大的认识闪失，比如在对苏联问题上。胡适学从自由主义是从19世纪密尔开始的，日记中的胡适不止一次提到密尔，就在这篇波士顿游记中，胡适和哈佛学生孙恒谈自由时，胡适还引密尔之语：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但，胡适熟习的这个密尔，是走出古典自由主义并向功利主义靠拢的密尔，在他那里，古典自由主义发生了新变，多少已含些许集体主义的倾向。因此，当代自由主义学者约翰·格雷把密尔称之为“自由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分水岭式的思想家”， 这个分水岭就是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分野所在。当然，胡适学密尔不是问题，问题是学自由主义从密尔始而非洛克始，那就等于从中途起学，学成了，也是半截子的自由主义。
二十二 “波士顿游记”中的财产权问题（2）
令我困惑的是，从胡适早年的日记中看不出读洛克的痕迹，但怎么一张口就是洛克的思想呢？可能还有一个解释，洛克关于财产权的观点，在自由主义的美国已经成为普遍为常识。
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它的写作有两个任务，其一就是阐发政府之为政府的目的，即保护私有财产。为什么政府要保护私有财产？那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生存则赖财产以维持。那么，财产来自什么呢？在我们的教育背景中，它来自剥削。但，在洛克那里，它却来自劳动。
洛克认为，财产在尚未成为财产之前，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大自然是上帝对人类的馈赠。换用明末张献忠“七杀碑”上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但，人要得到这物，却必须经过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万物，原本处于“公有”阶段，即“天下为公”，人人有份；只要谁肯付出劳动，谁就可以从那公有中划出一份归为己有，这就是“私有”。从“公有”到“私有”是这样一个过程，“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简言之，“在最初，只要有人愿意对于原来共有的东西施加劳动，劳动就给与财产权”。 洛克的例子是，一株橡树结满果实，谁把果子摘下来（“摘”就是劳动），谁就拥有了它。当然，前提条件是，你可以摘，但不能不许别人摘。资源共享。
当我为胡适那种洛克化的表述而感到惊奇时，不料，情势急转直下：
“一、财产权起于劳力。甲以劳力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孙未尝致此富也，不当享受之也。
二、富人之子孙无功而受巨产，非惟无益而又害之。疏广曰：‘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一言尽之矣。有用之青年为多财所累，终身废弃者，吾见亦多矣。”（引同上）
胡适是反对美国遗产制度的，以上两条是为他的观点作证：“遗产之制何以宜去也”。当他从财产讲起时，踏的是洛克的路子，可是往下到遗产时，却又背离了洛克。在洛克看来，“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当财产的主人死去之后，他的财产也就变成了遗产。在这里，对遗产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财产的态度。就遗产而言，什么叫“宜去”，由谁“宜去”，这是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宜去”便是“应该取消”。取消的是什么，不正是作为遗产的财产吗？而且胡适“宜去”的不仅是遗产，同时还有对财产的“自由处分”。因为任何一个财产的主人把他的财产以遗嘱的方式变成遗产时，是一种人性的自然，也是他的自由（包括自由捐赠）。在这里，财产权直通自由权。而且没有财产权，也就没有自由权。胡适爱自由，但自由建筑在财产之上，胡适却未必明其就里。更严重的是，如果遗产“宜去”，这“宜去”的主体是谁？显然，作为一种制度，“宜去”的主体就只能是国家。国家的职能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是保护个人财产的，但在胡适的语境中，它却成为对个人财产的掠夺。所以，以上胡适的话虽然只是在表述一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一开始是自由主义的，但到后来，它却走到了自由主义的反面。这当为胡适始料未及。
自由主义是一种“权利”理论，而不是“道德”理论，它从来不唱高调，它只保障属于个人的权利，哪怕这个权利是有问题的，只要它并不妨害别人。比如胡适取消遗产的理由就很道德，也很高亢，不让年轻人为财所累，不让他们“损其志”和“益其过”。可是，为财所累也好，损志益过也罢，这都是个己的事，你可以劝说，却不可因了这个道德理由而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胡适看起来是一种善意，但它一旦付之举措，却马上对别人的权利就形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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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波士顿游记”中的财产权问题（3）
由此看来，胡适还是没怎么接触过洛克，至少不深入。他知道洛克一辈子未婚，也能在梁启超的一篇文章中看出某观点近于洛克之说，那么他是否知道洛克关于自由主义的论述？相信胡适如果读过《政府论》，他就不会对遗产发出“宜去”的声音。也是在这篇游记中，胡适还提到了美国取消“托拉斯”的政策和有关遗产税的问题，胡适居然把它们看作是由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遗产“宜去”不可，但征收遗产税却可。至于取消“托拉斯”并将其转归国有，那是后来希特勒的举措。很多问题胡适都混淆了。此刻，自由主义对胡适而言，更多还是愿意接受的理念，他此时还没有深入自由主义的堂奥。这“堂奥”所在，当在作为源头的古典自由主义那里。我们看到，胡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密尔式的自由主义”，然而，密尔是自由主义的“流”而非“源”。另外，密尔的《论自由》更多谈的是言论自由和个性自由，未曾涉及更为根本的财产自由。前面两种自由最容易吸引年轻人，后一种自由又最容易为年轻人所忽略。胡适正是如此，他欠缺的是一个作为源头的“洛克式的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洛克），这个问题胡适直到1930年代甚至更晚才得以解决。当然，这和胡适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关，20世纪开始以来，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古典自由主义走向式微，身在美国的胡适因此而不甚熟悉古典自由主义。另外，胡适所支持的威尔逊的民主党更是强调用政府力量来干涉一些个人事务用以推行积极自由，这就让恪守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更形低迷。至于胡适个人，一是年轻，在一些问题上容易产生激进倾向；二是胡适在青年时代（乃至一生）善于汲取但缺乏深入（这也是胡适思想很难深入的原因，他可以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很难成为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的胡适为什么缺少“古典”这一环。
然而，缺了这一环就缺了根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胡适对遗产的态度就是一个暴露。非仅如此，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生疏，还给他自己留下了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后患。
二十三“波士顿游记”中的美国独立战争（1）
这一节，不妨从胡适的叙述探讨美国独立问题，这个问题最近由我和朋友在网络上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