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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
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话说得重复而繁琐，意思却极为可取。只是，这是在“再造文明”吗？
或者，文明可以“再造”吗？尤其是在打破之后。文明是一种积累，不需要像拆房子一样，先打破，再重造，而是把新文明或异质文明的因子渗入到古老文明中，让它们彼此化合或共存。这份工作，就是胡适所说的“一点一滴”。
当然，钟荣光和胡适开始说的并不是文明，而是他们所面对的国家与社会。把一种文明状态下的国家与社会比作一间旧屋子，是一个方便的比喻，当年鲁迅就有“铁屋子”之譬。鲁迅的疑虑是要不要把沈睡在铁屋子中的人唤醒，让其饱受清醒之苦。钟的态度则是“拆毁”这屋子，然后由胡适辈来“再造”。胡适呢？胡适不同于钟，至少他不是钟那样的革命者。“一点一滴”就可以看出胡适改良社会的路径。至于要拆屋子，可是件慎重的事，绝不能凭意气而行。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完整抄录了一段法国学人刚多赛的话，可见他对这种意见的郑重。这段话的第一句朴实无华却重要如此：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仅做好事是不够的，必得用好的方式去做。）
“无疑，我们要涤除一切错误的东西，可是这不是顷刻之间就能做到的。我们应该效法一个深谋远虑的建筑师，当他不得不拆除一栋房子的时候，他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当他动手拆除时，他会设一个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建筑师，他的可取之处在于：一，“做好事”如果是一种愿望，他更注重实现这愿望的手段。二，因此，他面对一幢需要拆除的房子时，他能充分考虑他的行为后果。
一个社会建筑师在面对一个陈旧的社会架构时，更需要这种负责任的态度。那种将前一种社会形态彻底打破，用钟荣光的话，把这个旧房子“全行拆毁”既不必要，更不可能。至于在“全行拆毁”之后以为必然能再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更是持论者的一厢情愿。如鲁迅说：“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样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里涌现而出。” 这分明是浪漫化的文人臆想。试问，这个新制度的基础是什么？它如果是“空前”的，以“前”为“空”的，那么，它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的。而况，鲁迅信奉进化论时就说过“文明无不根旧迹而演来”（《文化偏至论》），的确，以那个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进化理论，任何进化无不是在从前基础上的进化，否则进化链就断了。可见，鲁迅自“顿悟”般地走向阶级论和革命论，是如何地在自我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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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拆房”之喻（2）
概而言，刚多赛的话可使我们产生两个警惕，一是“不择手段”，二是“不计后果”。这都有违平时不为我们所注意的“责任伦理”，尤其是当一个人在做一件自认为“对”的事情时。像钟荣光那一辈人，一欲破拆晚清这座旧房，很容易因其自身的道义感而陷入这两个坎陷。梁启超当年“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的口号除了煽情，就是不负责任，哪有手段和后果的考量在内。一间旧房，尚且需要合理拆卸，否则它会伤人；何况一个社会。一味以破坏的心态去拆，那就是单纯地使用蛮力和暴力，一些知识领袖为了集聚社会力量，甚至刻意煽动人性中的蛮力和暴力。以这样一种非理性为主导，巨大的社会灾害当不可避免，而深受其害的首先就是社会中的民众。可以问一问的是，自辛亥而下，要拆除社会的旧房，有几人“心中知道房子的各个部件是如何搭在一起的”，又有几人会想到“设一个法子以免使房子各部件卸下时造成巨大的伤害”？
插：香港影片《A计划》，是讲述晚清时期一个香港警察的故事。革命党为了自己的安全曾经陷害过这个警察，现在又想拉拢他革命。于是革党和这个警察之间就发生了这样一次对话：
一个女革党率先向他道歉：你还在生我们的气吧？成大事不拘小节，就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随时牺牲的。
由成龙扮演的警察回答：这就是我不能加入你们的原因。我是一个很拘小节的人。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其实我是很佩服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做大事的人，我明白打倒晚清，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可是，我不敢教人这么做，因为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来这里当警察，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重要，我要保障每一个人安居乐业。就算一个四万万人的国家，也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如果不喜欢自己的生活，哪里还有心情去爱自己的国家呢。
不能不说这个警察高明（当然这个警察不过是编剧观念的传声筒），你看这一段对白恰恰包括法人刚多赛的那两点：
“不管我的目标多正确，多动听，也绝不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去做为非作歹的事。”
“我不知道教那么多人出生入死之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责任伦理”的朴素表达，它居然出自一个娱乐片中的小警察之口；那么，鲁迅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家，不妨看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一个小警察，一个思想家；一个“责任伦理”，一个“目的伦理”：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饶有深味的对比！
案：当年梁启超曾这样评点孙中山：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二十六 “舆论家”
1915年元月18日，哈佛的朋友吴康推荐胡适作一次有关“儒学与卜朗吟哲学”的讲演，于是，胡适第二次来到小城波士顿。讲演顺利结束，胡适自己也很满意，毕竟“以数日之力写演说稿成”。事完，胡适当年在澄衷的朋友竺可桢在哈佛的红龙楼请胡适等吃饭，一共七人，“畅谈极欢”。席中，数胡适和哈佛的郑莱话多，“馀人不如余二人滔滔不休也”。他们“滔滔”了些什么？其中一个问题胡适记之甚详：
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与郑君各抒所谓“意中之舆论家”。吾二人意见相合之处甚多，大旨如下：
舆论家：
（一） 须能文，须有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
（二） 须深知吾国史事时势。
（三） 须深知世界史事时势。至少须知何处可以得此种知识，须能用参考书。
（四） 须具远识。
（五） 须具公心，不以私见夺真理。
（六） 须具决心毅力，不为利害所移。
以此返观，胡适自己就是这样一个舆论家（今或称“政论家”或“时论家”，而当时梁启超则谓为“言论家”），除了“能抒情又能动人之笔力”稍逊外，上面那几条，胡适大体不缺。在北美时，胡适就显露做舆论家的气象和偏好，迨至回国，从《努力》周报到《新月》到《独立评论》，逶迤了胡适大半生。除了学术外，他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主要就是通过办这种时论性的刊物和写这种时论性的文稿而体现。本来，《新月》至少不是时论性的，它以文学为主，亦兼文化。但在胡适手上，这份杂志最终政论化了。胡适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国民党溃败台湾，台湾的《自由中国》就是一份和国民党并不同道的政论杂志。胡适虽不以撰稿为主，但他先是这刊物的发行人，后来又是这杂志的幕后支持（主要是精神支持）。胡适的一生，不管怎么书写，都抹不掉他作为舆论家而且是优秀舆论家的一面。
年轻时的胡适最佩服的舆论家当推梁启超，他自己和梁的不同在于，梁自谓是“笔锋常带情感”，能抒情，笔力亦能动人。胡适不然，他是文人，但笔锋基本没有文人气。他的时论虽然感染力不足，但却以“清明的理性”见长。而我们知道，感情有时是不负责任的，它只顾笔墨痛快。这样的毛病胡适一向没有。此正谓长处即短处，选择即代价。
元月23日，胡适离开波士顿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朋友告诉他，此间有多人反对胡适发表在《留美学生年报》上的《非留学篇》，胡适回答颇能见出他日后做舆论的态度：“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做不关痛养（当为‘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是晚，胡适夜宿哥伦比亚大学宿舍，听哥大朋友与之夜话其革命经历也。
二十七 “论革命”（1）
某日，《纽约时报》载有这样一条来自国内的消息。汪精卫、蔡孓明、章行严三人与孙中山定了个“爱国协约”，约与袁世凯政府和平协商而勿起第三次革命。因“宋教仁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不听黄兴等人“法律解决”的劝告，执意用“武装”解决问题而进行的一次军事起义。这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它的结果则是孙中山愤而放弃国民党，转而成立要党众对自己效忠的“中华革命党”。
胡适看了这则报道松了一口气：“果尔，则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吾翘企祝诸公之成功矣！”， 胡适对二次革命没有评价，但评价已自在其中。或者说，不管二次革命、还是三次革命，胡适对革命的态度已经比较了然。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胡适视为“莫大之福”。然而，正在他“翘企”为汪、蔡、章等人衷心祝愿时，哥大的张奚若来信，“谓闻之黄克强，云前所传汪、蔡诸人调停平和协商事，皆属子虚。”胡适闻讯，一声叹息：“吾之乐观又成虚妄矣”。（同上）
主观上，胡适并不赞成革命，但对革命的情势又有充分的同情之理解。在他看来，只要政府不许爱国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夺其言论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那么，对方则舍激烈手段别无他道。也就是说，政府手段一日不改，革命则终不能免。抽象的意义上，胡适的话并无问题。但具体到二次革命，胡适因不了解而显隔膜。革命，可以是逼出来的；也可以是扇动出来的。具体到“宋案”，它则是国民党领袖在某种意义上的一意孤行。当时情形，并非只有诉诸枪杆不可，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但，国民党终究铤而走险。它自己失败是自取，问题更在于，辛亥之后，国人初习共和，习惯还未养成，国民党却在共和框架内，开20世纪用枪杆解决政争之先河。害莫大焉！
1915年4月，胡适在日记中剪贴了黄兴等人的通电，电文颇长，其中亦有言及革命处，亦与胡适之意颇近（不知这是不是胡适特意剪贴的原因）：
“惟革命之有无，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当卜之政象良恶。故辛亥之役，乃满洲政府成之，非革命党所能自为力也。”此即革命是逼出来的。然而，黄兴一边认为“须知革命者，全国心理之符，断非数十百人所能强致”。一边也认为：“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或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对革命的态度殊可玩味，就辛亥之役，他认为革命是正当的，但对辛亥以下，他的言论就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宋案发生，黄兴最初是主张以暗杀对暗杀，孙中山否定了他。但孙却主张更为激烈的军事举动，黄又不赞成。黄兴在通电中的这段话是否针对二次革命，我们可以先看看再说：“夫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伤，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仁之所共谅。”
1916年1月31日，时在哥大的胡适有“论革命”为题的日记，其实是他寄给维廉姆斯教授的信，信中涉及革命的问题。这是胡适第一次以其为题并谈了对它的看法，20世纪的胡适注定以后还要和这个词以及这个问题打多次交道。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