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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满。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演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真不知1919年杜威来华是如何完成他那五大讲演的）。不过，杜威的到来，使萧公权有讲演以外的收获，当他代表康大五十多个中国学生请杜威参加借以向他表示敬意的茶话会时，会上，萧请教杜威，“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的回答是“中国文化过度了”。
案：杜威给胡适的影响，除了哲学思想上的实验主义外，他之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亦给胡适留下很深印象。这里试举一例，当胡适刚到纽约不久，“一夜，余在室中读书，忽闻窗下笳声。临窗视之，乃一汽车，中有妇女多人，盖皆为女子参政之活动者也。中有一女子执笳吹之，其声悲壮动人。途人渐集车下。笳歇，中有一女子宣言，大学藏书楼前有街心演说会，招众人往赴之。余遂往观之。”胡适去了后，只见男女数人在演说。环顾之际，忽然发现杜威先生也在人群中，也许是路过吧，胡适这样想。“及演说毕，车门辟，先生乃登车，与诸女子参政会中人并驾而去，然后乃知先生盖助之为进行活动者也。”
胡适止不住叹息：“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
三十七 杜威 哥大 博士Ⅱ（1）
具而言，胡适是1917年9月20日离开绮色佳去纽约的，次日即至哥大。是日，胡适特意作日记“别矣绮色佳”，内中颇具“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思致。
“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今当别离，乃知绮之于我，虽第一故乡又何以过之？……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桑梓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更值得胡适感念的是，“……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而胡适呢，“余之于绮，虽无市民之关系，而得与闻其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失，故余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今当去此，能无恋恋？昔人桑下三宿尚且有情，况五年之久乎？”
到了哥大的胡适即注册进入哲学系的研究部，此时，胡适读研已经两年了。胡适是在1913年就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尽管按规定直到1914年夏才举行毕业典礼。于是毕业前一年和毕业后一年，胡适在康乃尔读了两年的研究生。从1915年到1917年，胡适在哥大又读了近两年，前后读博一共费时四年。后两年的哥大生活，给胡适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以至晚年胡适哥大频频在口，如同说北大一样，生活五年的康乃尔因其以上的原因，反倒很少提及。
提及哥大，不能不说它同中国的关系。据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袁同礼先生统计，到1960年为止，哥大授予中国人的博士学位居全美之冠（203名），后来查实比伊利诺大学少一名。当然，数量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关键还在于哥大的博士回国后的表现。何炳棣先生当年清华毕业后，准备留美，这里就有一个择校的问题。他请教他的老师雷海宗先生，雷认为有四个学校可以选择：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伯克莱的加州大学。而和何家有世交的清华教授赵守愚则一直鼓励他国内考清华，去国选哈佛。这不仅他自己哈佛毕业，而且他这样分析：就全美来说，物理学是芝加哥居首，医学是霍普金斯，至于从综合角度，大多数还是哈佛领先。然而，何炳棣亦师亦友的学长伍启元、一位留英回来的清华经济学家却力主何炳棣选哥大。他的分析极具说服力：“在中国高知中，再没有比哥大校友更显赫的呢。试看：外交界哥大校友以顾维钧、蒋廷黻为最；哲学方面有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三巨头；教育界有蒋梦麟、张伯苓（访问研究生）、张彭春等；政治学方面有张奚若、陈之迈等；经济及财商方面人才甚多，要以马寅初为最杰出，”也就是说，“哈佛当然造就出不少学者和专才，但哥大替20世纪中国造就出不少‘领袖’人物——这是哥大与其他美国著名大学不同的地方”。 这一席“真切透彻”的话，终于使得若干年后，哥大博士花名册中，又多了一个何炳棣。更有意思的是，哥大似乎不独为中国知识界添了许多知识领袖，似乎它还是个跨国现象。1950年代，当胡适在给唐德刚做口述时，说到自己在哥大居住的大楼，说：“我们今日查一查当年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应该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许多当年的学生后来在中国政界和文教界都是知名人物。”于是胡适举了些例子，包括上面没有提及的宋子文和孙科。于是，唐德刚在文后加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长寇克（Granson Kirk）访问中东，所过之处，哥大的校友设宴劝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来，往往以为是各该国内阁官员商讨国是的聚餐会。所以胡适的学生时代住在哥大三大宿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抖’了起来的，不独华人为然也。”
如果说胡适在康乃尔时代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另外还副修一门经济理论；那么，在哥大，他除了跟杜威主修哲学，副修的两门是政治哲学和汉学。胡适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读书生涯，还是哥大的回忆比康大的多。说及康大，胡适并不掩饰自己的难堪。那时选修经济理论的老师是约翰逊教授，胡适感到奇怪，为什么跟老师上了两年，这门课却一无所获。胡适认为，如果不是这门课有问题，有问题的就是自己了。然而，在约翰逊指导的学生中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因此，胡适终于认为，这门学问显然没有毛病，是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转而谈到哥大教授时，胡适给我们排开了不同凡响的教授阵容。津津有味的胡适指点人物，笑说各教授的特点，其中一个叫吉登斯的名教授相信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十七 杜威 哥大 博士Ⅱ（2）
如今事隔四十余年我还记得他上第一次课时的开场白。他说：“积三十
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
说，“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
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
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
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
这是一个名教授，但未必是个好老师。张口就是“毫无疑问”，这世界上有几多事可以毫无疑问呢？在学问上，胡适是奉持“无疑处有疑”的，因此，胡适虽然承认“这几句话，四十年后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余音绕梁。但是我听他的第一堂课以后，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
补一：不妨看看来到康乃尔的萧公权。他的业师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狄理教授，萧就是冲着这个教授来的，“他为我规划一切，极其周详妥善。个人求学的志趣和学业的平衡发展都同样顾到。”然而，“他指导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样，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偏向灌输知识。他有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不强人从己。反之，他鼓励学生各人自寻途径，自辟境地。”多年后，已经退休的萧公权提及业师，认为，“这种‘教授法’不仅适宜于指导哲学系的研究生，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学生。学生固然受益不少，学术本身或者可能因此而日新月异，继长增高。”
补二：何炳棣教授回忆自己的清华生涯，曾经提起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也是留美的，尽管他是校长不用上课，但如果他上课，恐怕亦不脱此“特色”。那首打油，语含讥讽，但细想想，一个教师，如果他身上没有那种知识独断论的霸气，他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认同的知识）视为“毫无疑问”的呢？笔者忝列教席，欣赏的是狄理教授和梅校长而无法认同吉教授。如果检点一下自己的课堂用语，似乎也多为“大概或者也许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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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杜威 哥大 博士Ⅲ（1）
按照胡适自述，他非常喜欢杜威的“论理学之宗派”的课，并且这门课给他启发，使他最终决定把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留美的中国学生以汉学为选题方向做博、硕论文，已成风习。我们熟悉的余英时、黄仁宇都是如此。这种风习自何而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胡适（该说法我是在一本有关金岳霖的书中读到的，因书名忘却，现在想查找亦无门径）。金岳霖也是哥伦比亚的博士，他对他的哥大师兄似乎有些看法。蔡元培曾称赞年轻的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沈”，然而，在金岳霖眼里，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知止于赫胥黎”。结果蔡、金二人的褒贬都嫌过当。记得金岳霖对中国学生做中国论文是不以为然的，但没记得他说出多少理由。说出理由的倒是萧公权。当年他在密苏里大学读研，作硕士论文时，他的两个指导老师问他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萧拒绝了，他希望老师能给他一个西洋哲学的题目，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回国以后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给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我如做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到参考资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 两位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建议他对英国学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作一番探讨，结果，萧以此为题，完成了两万来字的硕士论文。后入康大，在狄理教授的指导下，多元政治论便从硕士论文扩展为博士论文，并成书出版。
插：所以从胡适的博士论文而引及萧公权，是因为从何炳棣教授的书里才知道萧的论文甫经出手，便是国际名著。“就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论，”有这样两位不能不提，一就是萧公权，另一是清华留英的陈体强。陈且不论，“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Harold Laski）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 据萧自述：他的论文是到康大访学的一个英国教授介绍给伦敦某书局的，“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从书’……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八十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
以上萧公权所列理由的第四条，是美国教授不熟悉中国文化因而无以指导，胡适碰上的正是这种情况。胡适的指导老师是杜威，他可以采用杜威的方法论，但杜威却无从指导他。与萧公权的指导老师狄理教授悉心指导萧不同，胡适是独自完成他的汉学论文的。据胡适日记，“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六人，……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这六位主试人，只有一个叫夏德的教授略通汉文，但不懂先秦古籍；至于其他五位，包括杜威，汉字一个也不识。结果，胡适自谓“考过”，但却留了一个尾巴，即答辩通过了，论文还需修改，于是没有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