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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那么，你说，民主在哪里？民主还又能在哪里？
七 民权政治的“初步”（3）
然而，孙中山的“民权初步”在它出世之初，就有人讥之为“不切近事”，嘲之为“可笑的程序”和“繁琐哲学”，这不奇怪，就是放在今天，我相信，它还是会不入一些人的法眼。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类型的，习惯于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来弘扬，而不惯于注意那种能够把民主落实到程序上的“技术理性”。孙中山的小册子，恰是让“技术理性”给会议编程，它不言“道”，只谈“术”，“术”字当头，“道”在其中。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某种意义上，“技术理性”远重于“价值理性”，就像“程序正义”更甚于“实质正义”。就民主而言，不言而喻地是，如果没有“技术理性”，“价值理性”永远是空中楼阁。既然吃了一个世纪的亏，那就该醒过来好好打量民主。民主呵民主，让我们就从身边开会这样的小事做起。也许一个班级的会是小会，一个团体的会是小会，可是，一个社区呢，一个区县呢，一个州省呢，一个国家呢？有公共生活就有会，会是不同层级的，也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不妨就把身边的会当作民主的“初步”，注意养成程序和尊重程序的习惯，并由此走出去，向外推，“行远自迩，登高自卑”，以渐而进，蓄势而成。相信假以时日，终能走向那个国家民主的大目标。
附：以上胡适和蒋梦麟提到的“Robert’s Rules of Order”，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已经翻译，商务印书馆迟至1995年才出第一版，名为《议事规则》。十年后的今天（2005年10月），商务馆第二次印刷，数量五千，价格九元。近日，笔者购得一册。
八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1）
这是一则很简短的日记，提纲似的，写于1913年1月25日。是年，胡适刚过21岁，在康乃尔，他大三已经把大四的学分都修完了。此时的他，学业超前，都在想些什么呢？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 泰西之考据学，
（二） 致用哲学，
（三）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第一条，对泰西考据学的兴趣影响了胡适一辈子，学术胡适大抵就是个“拿证据来”的考据胡适。一个《水经注》，一个虚云和尚，抛去他中晚年几多时光。
第二条，此时胡适尚在康乃尔大学读哲学，而他如果喜欢致用之学，就表明他最终要走出康大了。康大的哲学风习是从黑格尔那里流变出来的新唯心主义，而胡适生性不惯“形而上”，也没有谈“玄”的兴致，因此康大哲学系并不适宜他，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土壤。致用哲学是胡适自己的称谓，它其实就是美国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后来又叫“实验主义”，这个主义的掌门人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胡适前此日记未曾见过此人，看来是兴致刚移师至此，既然，他拜别康大，也就是个时间了。
令我格外注意的是第三条。在概念意义上，胡适对“天赋人权”的关心似不若他对“民主”的关心。胡适晚年对“民主”有过极为精彩的阐发，比如“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同样是晚年，胡适对“人权”概念的看法，却令人感到有其商榷处。阅读胡适，没有发现他这一生中对人权学说的沿革进行探讨，但却发现胡适自己在人权观念上却有一个反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天赋人权”到“人权非天赋”。请看胡适1953年在台湾新竹的讲演，其中涉及到“天赋人权”的概念，他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
“从前讲天赋人权；我们知道这个话不正确。人权并不是天赋的，
是人造出来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都是一个理想，不是天赋的。
如果是天赋的，就没有人投票选举了。在某种社会上，人如果没
有力量保护自由，专制的人可以把你的自由夺去。我们过去经过
很多年的专制社会，那时我们的自由权利一点都没有，所以我们
现在渐渐明白民主自由都不是天赋的人权，是人慢慢觉得自己的
尊严，人是有价值的，人格是宝贵的，慢慢的才自己感觉到某种
权利与他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胡适的话是耶非耶？是非参半。关键在于胡适把一个复杂的人权概念给简单化了。
忆及1990年代后期，人权与主权的概念在大陆讨论，力持主权高于一切的强势力量认为，人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是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发生、形成和发展的。这种说法包含了这样一种用意，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历史过程中，因此人权问题要慢慢来，急不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延宕人权的策略，它不能不承认人权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合理性，需知，人权这个概念在以往和“人性”“人道”一样是要加上“资产阶级”定语的。现在，这顶帽子终于给摘掉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历史又常常被人做借口，在现实生活中立即兑现这个概念，则必须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怎么办？便借助历史的由头——所谓时机还不成熟——把它尽可能推诸历史的以后。
尽管用意不同，但，在知识学上，胡适和上述观点却可以互相支持。那么，这里就有必要厘清人权到底是“天赋”的，还是“历史”的。由于笔者在其他场合言及这个问题，这里不妨抄下来：
权利是复数（rights），它可以包括很多子项。在一级划分的意义上，人的权利有两种，先天的和后天的，即“自然权利”和“契约权利”。前者是根据自然需要所产生的，它具有天赋性，比如人的生命权利、生存权利、人身权利、言论信仰的权利、迁徙权利以及因维持生存而形成的财产权利等，这些都属于“自然权利”，或者是自然权利的直接延伸。所谓“契约权利”是在人类社会中形成的，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比如“民主”，作为民主社会中公民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就不具有自然性，它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公共约定。人类的这两种权利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复式结构，它由两个领域相衔而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然权利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契约权利”（更准确的说法则应是“政治权利”）则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把一个人在“私人领域”中的权利视为“私权”，同样，这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权利则属于“公权”。
八 “天赋人权说之沿革”（2）
据其上，我们的很多权利都是自然馈赠，胡适的毛病在于“一概而论”。面对人权这样一份“权利菜单”，其中诸多项目，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锅端”，不能“一刀切。投票的自由固然不是天赋的，但，一个人的说话自由难道不是天赋的吗？否认这一点，将陷入尴尬，权利不是天赋即人赋，这岂不是说“说话”还要人批准？人生来便说话自由，不然，自然给人一张嘴干什么。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声音“要让人说话嘛”，一个“让”字好像成了恩典，但前提是，你已经没有了说话的自由，甚至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因此，要说“人造”的话，胡适先生，说话的权利肯定不是“人造”的，对这种权利的剥夺才是“人造”的。
九“第一次访女生宿舍”（1）
1914，胡适在康乃尔大学读满四年，即将举行毕业典礼了。
毕业前夕，胡适于某日晚间去了趟女生宿舍，用胡适自己的话“今夜始往访一女子”，“往访”不奇怪，有点奇怪的是这个“始”。原来，四年康大读下来，胡适“所识大学女生无算”，但却没有去过一次“Sage College（女子宿舍）。对此，胡适平时尚有所自夸，但这次回来之后，却整个改变了看法。当晚，胡适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拔笔写了篇不算短的日记。日记中没有叙述去女子宿舍的经过原委，也没有青年男女间可能会有的绮丽，有的却是一番冷静的自述与反思：述其自小如何在女性中长大，反省来美后自己身上发生的种种变化。洋洋一篇“静夜思”，时在1914年的6月8日，一个初夏的日子。
王国维说南唐后主李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是他为人君之所短，而为词人之所长。胡适呢，有类李煜处，虽无深宫所生，却长妇人之手。日记中的胡适回顾了自己幼时所受的母教，“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不独母亲关切，胡适的兄弟姊妹中大姊不仅贤惠多才，也很喜欢胡适，胡适上海读书回家时，去见大姊，经常能谈到半夜。另外，除了胡适的外祖母也喜欢胡适，他母亲的两个妹妹亦视胡适为己出。胡适被妇人包围了，因此，他说自己“少时不与诸儿伍”，结果呢，“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恇如妇人女子，见人则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这种情况直至胡适到上海读书后才有改观，到澄衷学堂第二年，已经能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等到进入中国公学，同学中都是比胡适大的人，经历思想都远较胡适成熟，和他们相处，于世故人情都有所得。至此，胡适认为自己前时受妇人影响才“脱除几尽”。自1904年离家读书，到今天1914年康乃尔即将毕业，十年之间，胡适不曾与贤妇人交际，即使在美国，认识的也多是些中年以上的妇人，于青年女子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也”。对此，胡适有所自反：“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世故中人……”
“智识一方面”，“感情一方面”，这两方面的不平衡，纵观胡适一生，还真给人这样的表象。你看，十年未结交年轻女子，又才去了一趟女孩子的宿舍，“三年不窥园”，哪怕自我兴奋一阵也好。可是，回来后的清夜长思，不是思凡，而是有关精神人格的自我反思。这倒不是叫人扫兴，而是以这通日记、且又以这样的题目，在阅读的预期中，会遇上什么样的感性内容。可是，展现在我面前的，却是这个23岁的年轻人，于夜深人静之时，拿着一把闪着冷光的刀在切腹。他把自己切开了，这本身就表明胡适“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分裂，表明在胡适那里“智识一方面”是远大于“感情一方面”的。胡适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在想办法救治，“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的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文字老气横秋，少小年纪就谈什么“古井作波”？到得以下，“吾自顾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同上）
何以药之，当然是女生了，即胡适自己说的“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如果开个也许未必合适的玩笑，这不妨就是以女子为药了。于是便想到了鲁迅，想到了鲁迅的一篇文章《新药》，其中这一段：
“旧书里有过这么一个寓言，某朝某帝的时候，宫女们多数生了病，
总是医不好。最后来了个名医，开出神方道：壮汉若干名。皇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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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一次访女生宿舍”（2）
办法，只得照他办。若干天之后，自去察看时，宫女们果然个个神
采焕发了，却另有许多瘦得不像人样的男人，拜伏在地上。皇帝吃
了一惊，问这是什么呢？宫女们就嗫嚅的答道：是药渣。”
那些宫女以男生为药，是治自己的思春；胡适呢，药以女子，仿佛采补，可是，他补的不是“温柔儿女之情”，而是要疗治自己“智识一方面”和“感情一方面”的偏差。
检点胡适日记，不过十来天，6月20日，胡适应一个朋友之邀，去城里教堂参加一个美国人的婚礼。邀请他去的人知道他未曾见过西方人的婚俗，故征得新妇之父的同意，特地陪同。这个人，胡适称之为“吾友维廉斯女士”，和以后那个“韦莲司女士”疑似一人而音译不同。如是，这当是胡适情感生涯中一个重要女子的第一次出现。她一出现，很难不令我想到胡适上述的话，毕竟时间距离太近了。“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