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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社会党的德卜仅有两票，这两票就全是由中国学生投的。而胡适所以票选罗斯福，也因为罗氏的旗号是“进步党”。但胡适不知道，他受当时美国激进风潮的感染，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大势，并不能说明这就是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除非是德卜当选为总统。事实上，胡适感受到的，不过是美国政坛左右势力的周期性轮替。从1896年开始，总统便是在保守势力的共和党手上，一直持续到1912年的威尔逊当选。这时民心思变，激进浪起，就是罗斯福执政，也得俯顺这民心。然而，代表激进力量的威尔逊连续两届之后，政权又回向保守力量的共和党，时在1920。从1920到1932，历经12年之后，权力才又轮转到民主党那边，这次执政的是小罗斯福。可是，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前者的激进，还是后者的保守，都不存在胡适所说的“由个人主义而趣社会主义”。胡适经验不足，抽刀断水，只看到鼻子跟前民主党对共和党的取代，便遽下论断，却不知它的来势和去向。其实，这不仅不是什么大趋势，而且轮过一段时间（或长或短），民主党自然又会被共和党所取代。这样的取代是彼此循环往复的，本不是胡适那种从什么到什么直线式的“趣”。而这种两种力量从一个长时段看，它又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发展之平衡，即放任一段时间便用干涉来调节，干涉久之，又由放任来中和，这是一个“S”型的路线图，并且无论美国政治左扭右转，都没有脱离自由主义的“蛇行线”，都没有趋向胡适所谓的社会主义。
十一 “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3）
回到胡适开头的日记，两位总统的演说，涉及的都是政府的角色，比较之下，威尔逊激进，罗斯福保守。前者主张用政府的力量，开辟自由的领域，这是民主党的一贯追求，如今天宽松同性恋的尺度，立法保障堕胎的权利等，都是民主党的主张。而共和党讲究原有秩序的保障，不轻易言动，主张政府的权力处于消极状态，或者就像个“守夜人”那样，视民如赤子，任其自然。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其实就是这样，让两种价值力量公开博弈，然后就是博弈后的自然轮替。我们很难对这两个演讲评说，它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只看这样的道理是否适合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至于胡适这时选择了威尔逊，除了他很认同威氏的国际关系理念，同时还说明年轻时的胡适也是偏于激进的，他的保守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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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字句之争
这一天胡适读美国一著名报人的“自叙”，抄下两条该人父亲的“训子名言”，第一条读来有趣，过录如下：
一，父尝言，凡宗教门户之争，其什九皆字句之争耳。吾意以为其所余什一，亦字句之争也。
文人相争，莫不如是。
十三“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
胡适读书美国期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远未解决。尽管胡适对美国充满好感，但种族歧视却让他深恶痛绝。这一次，是胡适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它把胡适推到了对黑人女子的道义援助中。
1914年秋，刚开学不久，有两名黑人女子寄宿康乃尔大学赛姬院（女子宿舍），但同院的白人女学生不屑与她们同住，便联名上书康大校长，欲使这两名女子搬出。于是校长出面调停，叫她们移居楼下，别开一房，不与那些白人学生同一浴室。校长的措施，也就是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政策（segregation）。这两位黑人女子遭此歧视，一位家贫力薄，半工半读，无力与校方抗争。另一位出自富家，遇此不公，极为愤恨，但也不知怎么办。有人给她们出了主意，让她们去找本城一神论教堂的牧师亥叟。此人急公好义，常常为人打抱不平，很为本城大学教师所认同，学生中更多爱戴者。胡适是世界学生会康大分会的主席，亥叟也是世界会会员，两人缘此相识，虽年龄相差四十多岁，但亥叟很器重胡适。这一次，黑人母女俩向亥叟求助，亥叟正在病重，听说这事“一愤几绝”，幸有朋友在旁，连忙扶他上床。床上的亥叟让这位朋友立即去请康大某教师和胡适等两三人来。待到时，正逢那黑人母女在场，于是得知事情原委。而亥叟所以叫胡适来，也正因为他知道胡适“最痛恶种族恶感”。得悉情况后的胡适“遂自任为二女作不平之鸣”，他“鸣”的方式便是写了一封信给校报要求登载。这封信的内容胡适摘要进了日记：
“三年前，赛姬院女学生二百六十九人联名上书校长，请拒绝黑色女子住院。校长休曼先生宣言曰：‘康南尔大学之门不拒来者，无种色，宗教，国际，阶级，贫富之别也。’议遂定。今此言犹在耳，而此种恶感又起（以下叙事略）。余为大同主义之信徒。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乞垂听之。”
这封信胡适不是投寄，而是拿着它来到报社，未遇上主事者，就丢了下来。当晚，日报主笔打电话给胡适，说此事关系大学的名誉，不敢遽然刊登。希望胡适第二天晚能到他家一道晚餐，当面谈谈这个问题。胡适次日去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自己的本意并不在张扬学校的恶，只是为了一个公道。如果不用登报而问题能解决，那么这封信可以毁掉。同时，胡适给主笔一个建议，不妨去见校长，告诉他有人就此事写信来。校长如果主持公道，信可以收回。主笔认为这个建议不错。第二天，主笔电话告知胡适，校长答应主持公道，哪怕白人学生全部迁出，“亦所不恤”。结果，黑人学生得以不迁，白人学生也没有一个迁出。事情遂告结束。
胡适是在纪念亥叟的日记中涉及此事的。亥叟因老病而死，胡适参加了他在教堂中的追悼仪式，回来后有所追记。“今亥叟既死，余不得不记之，不独课间亥叟之重余，又可见亥叟好义任侠，为贫困无告者所依归也。”（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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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1）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这是胡适先生一九一四年在其《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章中所引用的美国学者Goldwin Smith的话，胡先生把这句话译为“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如果再简洁一点，不妨为：“国家之上是人”。
什么叫“国家之上是人”？
1988年，澳大利亚新的国会大厦落成，它坐落在一个小丘之上，面对山岗，居高临下，气势如此非凡。但，奇怪的是，大厦上面特意铺了一层绿草地，用以供游人在其上休憩、散步和玩耍。这样的设计当然有其用意：人们可以活动在自己的议员头上，因为，公民的权利高于一切，包括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国会。
这就叫“国家之上是人”。
以上文字摘自笔者几年前参与编辑《大学人文读本》时就“人权”与“主权”问题所作的“编者旁白”。应该说，这段文字并不符合胡适的本意，因为它脱离了胡适讨论问题的语境。胡适虽然把矛头对准的是国家主义，但正如笔者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国家主义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对内，它把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对外，它把国家凌驾在他国之上。显然，胡适讨论的是后者，而我的问题意识则使我把胡适引向前一方面。
语境不同，翻译的侧重也就不一，在胡适的语境中，“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的翻译应当是“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胡适是世界学生会的康乃尔分会主席，这句话就是他们的会训。表述这句话的葛得洪·斯密斯是康大名教授之一，教历史，英国籍。此人对康大一往情深，曾捐大笔款额为康大文学院建造大楼，那是康大校园内建筑群的中心，它被命名为葛得洪·斯密斯大楼。
胡适谈这个问题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月26日，和一位美国朋友的交谈，他写下了“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札记。“今之大患，在于一种侠义的国家主义，以为我之国需凌驾他人之国，我之种须凌驾他人之种（德意志国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临御万邦’，凡可以达此自私自利之目的者，虽灭人之国，歼人之种，非所恤也。” 这里有一点，不能不点破。在胡适那里，像德意志国歌所表达的，是一种“狭义的国家主义”，这至少在我看来是不确。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没有广义狭义之分，它们从它们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是偏狭的，从来没有广义过，也广义不起来。这倒不是排斥国家、民族或种族，而是国家、民族本身是必要的，但不能“主义”。“主义”历来是一种强势话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在现代以来的世界格局中，国力强大的国家可以导致国家主义，国力薄弱因而长期受欺凌的国家更容易产生国家主义。以欧洲为例，德意志相比英法是一个后发达国家，当那些老牌殖民主义把世界殖民地化之后，德意志人着急地说：你们把天空留给了德国。而在飞机没有问世的时代，天空不比陆地与海洋，它是大而无当的。这就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为何都由德国生发。今天，一个后发展国家，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诸多内政问题无以解决时，它是很容易把民众导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
也是毕业于康大的讷司密斯博士是胡适的朋友，他读的物理，但热爱的是世界和平，所以毕业后，在波士顿的“和平协会”从事呼吁和平方面的工作。欧战爆发，他正好居住伦敦，竭力想使英国免入战争，但未能奏效。讷氏这次探亲回绮色佳，专门到胡适那里去看他。这次他和胡适大谈特谈的是英国学者安吉尔的一本书《大幻觉》。安吉尔也是世界和平主义者，也反对国家之间的战争。他是从利益分析角度谈战争无益。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为航路电线所联络，比如血脉，一管破全身都受影响。英国打败德国，不能不损坏德国的财政，即使战争胜利，被破坏了的敌国财政，又拿什么来赔偿它？因此任何战争都是浪费的，无效的，也是无益的。对这样一种分析，胡适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一面之辞”。他回答讷博士，“公等徒见其金钱生计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计也。”因为“今之英人，法人，德人岂为金钱而战耶？为国家而战耳。惟其为国家而战也，故男输生命，妇女输金钱奁饰以供军需。生命尚非所恤，何况金钱？故欲以生计之说弭兵者，愚也。”（同上）说人“愚”的胡适不免自己陷于武断。即使男人妇女都是为国而战，试问，国家开战的目的又是什么？还不是诉求于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之人如此，天下之国家亦莫不如此。
十四 “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2）
那么，胡适提供的“根本之计”又是什么呢？
“吾辈醉心大同主义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是也（此语不通，既为世界主义，便在观念上不复有国家的畛域：笔者）。爱国是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谓‘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同上）
和安格尔的利益分析相比，胡适的“根本大计”过于高蹈。利益分析尚嫌理想，策动战争的国家统治者又怎能理会人道主义的空头支票？胡适有一个德国朋友墨茨，和讷博士一样也是博士级的和平主义者。一战暴发，墨茨在比利时，他不愿牺牲理想而从军，便出走荷兰，又由荷至美。两人在绮色佳相见时，晤谈甚欢。胡适盛称其人不为流俗所移，说他不从军，“非不爱国也，其爱国之心不如人道主义之心切也，其爱德国也，不如爱人道之笃也。” 胡适的理论尽管不切用，但就他个人思想脉络而言，他是把人道主义安置在国家主义之上的。
1914年年底，胡适在美国“共和”杂志上读到一篇“论充足的国防”的文章，内中观点打动了他，为此，他在日记中摘录了一大段，并为之翻译，而且又续写了一大篇读后议论。那篇文章的大旨是反对扩军备战，认为真正的国防不在于军备，而在于与是接认明如何共处。胡适接过来发挥，“增军备，非根本之计也；根本之计，在于增进世界各国之人道主义”。当此一战如火如荼之际，胡适宏宣人道显得如此之迂。“今世界之大患为何？曰：非人道主义是已，强权主义是已。弱肉强食，禽兽之道，非人道也。以禽兽之道为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装和平’者，所谓‘以暴易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燃；以暴易暴，暴何能已？” 此时胡适思想上正深受老子“不争”、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