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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的地方。 可是，母亲不行，在家乡不行。 这几年，家乡恢复古庙的工作有了些苗头。虽然东岸庙、沙湾庙没有恢复，也没法恢复，但长江边的一个小镇螺山，山上已小规模地建起一座“黑爹爹庙”，据说这里原来也有一座古庙，恢复之后，香火相当旺。 我小时候待过的村子里，据说“*”前也有一座庙，后来被毁。3年前的一天，表哥带我们走进村边一座低矮简陋的小屋，里面供奉着大大小小的泥塑菩萨。表哥说，方圆数里，现在就这一座庙了，所以是如今这个样子，一是兴建需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二是需要筹集资金和人员张罗，等这两个条件有了，僧尼进驻是很快的事了。 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我想到了母亲，以及像母亲一样一辈子有信仰的人，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个像样的、可以倾诉心灵的去处。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在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年代里长大，非不为而是不能。到了现在，我才深深体会到，并理解了母亲对菩萨自觉的虔诚，无论在什么困境中。 真的好羡慕母亲，羡慕像母亲一样有宗教信仰的人们，他们是幸福的。 我为他们祈福。香港大埔林村许愿树，据说很灵验。内地游客大多喜欢到此一游 2004年3月20日摄香港黄大仙祠的香火相当旺 2003年3月13日摄故乡忆旧之二自留地记方 自留地，现在已经是个陌生的名词了。1956年，我国农村开始大规模地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归集体所有，但为了方便“农家种植蔬菜和小量饲料作物及经济作物，解决日常生活需要”，合作社从公有土地中抽出一部分，分配给农家自主经营，自种自收，自给自足。这就是自留地。20多年以前，就是这小小的一块自留地，几乎成了农家仅有的一棵救命稻草，它给农村实行集体化后的农民带来的那一线生机，是很多人都难以忘怀的。50年代末期，我们全家下放后，也曾分得自留地。记忆中，随着土地平整和农田规划的变迁，我家的自留地换了好几处地方，印象最深的一块大约有40米长、3米宽，南北走向，呈条状，夹在一整块地的中间，两头都靠着水田。为防止猪、牛、鸡、鸭之类的牲畜家禽毁坏庄稼，各家都用树枝等插在地边把地整个围成一个圈。南方水乡多柳树，柳树不怕水，易成活，插在地上就能生长，因而经常被用来筑围栏，后来都不知不觉长成小树了。这块自留地分成相连的4块，分别种上不同的品种，分不同时令连续播种，一年四季都没有闲着的时候。靠东头的一块主要种作料用的菜，葱、姜、蒜是常见的。新春的青蒜刚长出来的时候，不忍心马上连根拔了，每次都很谨慎地先暂时掐几片叶子吃；等最后多了的时候，再开始一根一根地拔了吃。我们那儿有一种小葱，比北方的大葱细小得多，也没有北方的葱辣，但香味扑鼻，切碎后往刚出锅的热菜或面条上一撒，立刻清香四溢。这种葱和韭菜一样，是一窝一窝地长，等长出一拨后，用刀齐土割下；不出几天就又齐刷刷地长出来了。90 自留地里种的大部分还是菜蔬。夏秋的品种是最多的，辣椒、西红柿、豌豆、茄子、芋头、土豆、红薯、空心菜、莴苣等应有尽有，偶尔也种豌豆、蚕豆、绿豆和黄豆；种扁豆、豇豆、峨眉豆还得搭个架子；瓜类有南瓜、冬瓜、黄瓜、菜瓜、丝瓜，个别的还种有西瓜、甜瓜、香瓜；冬春则种小白菜、大白菜、卷心菜，雪里蕻自然也不会少；最具特色的莫过于菜薹，它是一种菜心，分紫色和白色，又嫩又脆，炒腊肉是一绝，应该是当地冬春最好的蔬菜了。那个时候，食用油的供应很紧张，每人每月按两供应。农家的油大都不够吃，只能靠在自留地里种上一点油料作物如油菜、蓖麻、芝麻等，收获后用籽换些油吃。自留地里施用的全是农家肥，也就是沤过的人粪尿、鸡鸭猪粪和垃圾，既无污染，又不会造成土质的板结，更重要的是没有无机肥的那种催生作用，使菜得以自然而然地生长。这就像野生和人工培育的动植物的品质不同是一样的，普通农家并不一定都知道其中的科学道理，但他们清楚，自留地里蔬菜的味道比大棚或蔬菜队专门种的菜味道要好，而这很大程度上跟只施用农家肥有关。当然，买化肥的钱可省下来了。菜的新鲜自不必说，想吃什么蔬菜，就下地里现摘，带着露水和新鲜泥土的菜，一个个很精神地支棱着，可爱又可口。因为是自家一瓢水一筐肥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所以，任何一棵菜的利用都是最充分的，从不轻易扔掉一枝一叶。空心菜的嫩尖可炒着吃，老一些的梗切碎了炒，味道也不差，这个做法在北京如今很火的湖南菜中还能见到。萝卜既可生吃又可切成丝炒着吃或做成萝卜汤；萝卜叶和梗则用盐腌一下，两三天后切碎了，用油一回锅即成腌菜，又酸又脆。收获得多了，不能都吃新鲜的，就切成片或丝风干了保存起来，随时想吃随时用，也可洗净后做成泡菜。我们家乡的人爱吃辣，一年四季都少不了辣椒。春秋的时候，自留地里长得最多的就数辣椒了。辣椒的做法很多，除了做虎皮辣椒以及和其他菜炒在一起用来调味以外，我们还喜欢把辣椒放在火里烧，去皮后，用酱、醋、盐拌一下，或是把红辣椒切成片用盐拌匀，放一晚上再食用，味道都很别致。为供冬春之用，就把辣椒剁碎了做成各种辣椒酱，有黄豆的、豌豆的、91小麦的等等，这样，一年四季就都能尝到辣味了。经营自留地当然只能是忙里偷闲，白天集体出工，给公家忙乎，收工之后才到自留地里忙，一家人披星戴月在自留地里浇水施肥是常有的事。耕作方式是原始的，既不用机械，也不用畜力，翻土、耙地、施肥都完全靠人力，农家也都自得其乐。方 自留地里种什么不种什么，由自家决定，收获完全归己，农家购买油、盐、酱、醋的零用钱也大多来自出卖自留地里的收获，所以农家经营自留地一般都很精心。收成好的时候，自家吃不了，便送一些给亲朋，有时候还可互相交换品种，这也是那个时期亲朋之间的一种特有的关怀。那个时候，农家的生活很苦。全年的工分加起来也折算不了几个钱，一年到头所需的家常菜要是都靠集体分或花钱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记得有一年过春节，我们六口之家也就分得两块钱、一斤肉。赶上年成不好，粮食歉收，大米不够吃，农家还得在米饭中加上自留地里产的萝卜、红薯以充饥。冬天的地里，大都满目枯黄和凋敝，只有在农家的自留地里还能看到一点葱绿，仿佛沙漠里的绿洲，让人觉出生命的存在——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农村里一道别样的风景。自留地也是命途多舛。在人民公社成立之初，分下来不久的自留地又被当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最后残余”中的一部分而收归集体；退还以后，又成为遭批判的“三自一包”中的一部分，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割了退，退了割，反反复复好几次，一直到人民公社寿终正寝之后，这个“尾巴”不仅没被割掉，反而显示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只是富裕起来的农家对它的依赖已不像过去那样明显了。故乡忆旧之三故乡的“笑问”。 最好的txt下载网
故乡忆旧（2）
我曾经上过的小学和初中学校，十多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世事的变故，在江汉平原的这个小县里，一向表现得很彻底──新的一旦出现，旧的也就完全消失。在我小时候的脑海里，旧社会是个空洞的概念。1949年以及更早的年代，在那块土地上，几乎没留下任何印记；其后的日子，类似的故事也一直自觉延续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的那个沿内荆河蜿蜒的村落，以及周围的几个地方，房子大致都是半新不旧的，不论是草屋还是瓦房，也顶多建成了不过一二十年，屋里的陈设和用具，也都大同小异的简陋。偶尔残留的几间据称是以前大户人家留下的木板房，也已破败不堪，看不出有什么高档和奢华，和山西乔家大院的那种景致，是没法比的。故乡的几个大家族，实际已繁衍了数十代了，也出过不少富户和大户，但是，至少是在60年代以后，那种曾经辉煌的痕迹，竟然一点都找不到了。倒是被冲刷后的河滩上，经常能看到成片的碎瓦和瓷片，还有我们称之为洪湖与内荆河相连之处的老水闸，算是地面建筑年代比较久远的了 2006年3月26日摄昔日的小渔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2006年3月26日摄“民钱”的古铜钱，明清时期的居多，民国时期的也不少，偶尔还能捡到袁大头之类的银圆呢。纯砖瓦建筑，在当时还比较稀罕，只有公家才建得起。如水产站、供销社、粮站等等，是计划经济时代很红火热闹的地方，后来也都被拆除改建了；沿河的民居，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为风格单调的两层小楼所替代；土方 地和水面似乎总在不停地被切割和瓜分，连小村子的名字也一直在不断地改：50年代叫乘风，六七十年代叫红兵，80年代以后叫大口……真正可以算得上有点年头的建筑，也就是内荆河与洪湖相连的那个水闸了。它是大跃进年代为调节湖泊与河面水位而修建的六孔钢筋水泥桥，桥面上建有将近两层楼高的建筑，作为调节闸门的控制室。就是它，在以平房为主的湖区，相当扎眼。从湖另一边过来的人，常把它当做标志性建筑，老远望见，就知道船快要到码头了──屈指算来，那也不过是40多年的历史而已。很奇怪，故乡的一切好像都是临时性的，既看不出过往久远的历史，现有的架势，也似乎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随时准备推倒重来。一拨又一拨的人老去，一幢又一幢新房崛起，一切都毫不犹豫地换成了新鲜而陌生的面孔。于是，故乡的影子，便一天天模糊起来，仅有的一点记忆，现实中都已无法对应。到如今，仅仅是再要想象十几年前这里的景象，都已经很难了。“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岂止是儿童，故乡的一草一木，似乎都在“笑问”——在曾经生活和如此熟悉的故乡，过去的人现在已然成了完全的局外？一次，友人告诉我，他晚上睡不着，曾经好几次半夜起来画小时候生活区域的地图：这条小巷延伸到哪儿，那条小巷和哪里相连，小巷门口有爿什么小店……因为平房改造之后，那里早已面目全非。这淡淡的失落，在城市，在乡村，让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释怀。不是吗？满眼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翻天覆地、除旧布新之后，一切都变得时髦和实际，还被看成是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可是，历史看不见了，心底也茫然：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没人能直观地告知，听起来也像天方夜谭。这就是进步的代价？现实的拷问，难以回答。
八闽琐记（1）
八闽琐记之一施琅：英雄不问出处？
2000年到香港后，与一些多少有点内地背景的港人见面时，经常听到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语意很明确：对那些已经成功的现实英雄，没必要再去追究他们的过去是不是见不得人──这样的观念，在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应该也是共有的通病。每当如此，我虽未置可否，但对这种“成王败寇”的逻辑，骨子里不敢苟同。4月24日，至福建晋江，被意外安排参观施琅纪念馆。此前，对施琅其人，知之不多；纪念馆建成时间看来也不长，布置得有些空空荡荡。导游在按部就班地介绍，特别提到最近刚刚在央视热播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一边听介绍，一边有人小声问我：“有人说他是汉奸呀。”我环顾周围，小声回应：“算是贰臣吧。”临离开，纪念馆赠送岳麓书社2006年1月出版的《施琅将军传》一册，作者施伟青在书的前言中是这样介绍施琅的：“早年曾是郑芝龙、郑成功部将，旋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而被迫离郑从清……”结尾是“谨以此书纪念这位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将领”。书的面目已经很清楚95福建晋江施琅纪念馆中的一进院门 2006年4月24日摄了。但把“降清”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从清”，显得很不经意；降清原因的归结，让我也不经意地想到吴三桂，据称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仅仅是不那么理性。方 施琅与郑成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矛盾，“导致父、弟受株连被杀”？前言中含糊其辞，书中倒讲得很清楚：第一次降清不久，施琅又加入郑成功的反清义旅，施琅就郑的决策两次提出不同意见，引起郑的不满；施琅有战功却未官复原职，心生不满；施琅杀了郑明令不让杀的部将曾德，郑大怒，欲杀施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