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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游方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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穸嗍钦獍嗳怂！保ㄕ怨庀停骸断惹厝寮宜枷氲募父鎏氐恪罚短旖蛏缁峥蒲А�1982年第3期）“南宋以降的所谓孔孟之道，实际上已经主要是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反动的统治思想，而且由于它体系庞大，把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扼杀一切新事物窒息一切新思想的最沉重的精神桎梏，成为吞噬千百万无辜生灵的‘吃人礼教’。”（丁伟志：《儒学的变迁》，《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因此，对施琅的评价，“核心问题”并非“在如何看待他的降清”，而是要看他一生的主要作为是什么？这个作为对国家、人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毫无疑问，施琅一生最重要的作为是率领舟师横渡海峡，平定了与清廷分庭抗礼的台湾郑氏政权，结束了两岸局势对峙的局面，停止了东南沿海的战争，使两岸人民不仅减轻了由于军事冲突而难以负荷的徭赋负担，而且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他疏请清廷把台湾收入版图，使两岸归于一统。他又奏请清廷调整原来的迁界禁海政策（为对付台湾郑氏政权，清101鼓浪屿海边废弃的碉堡，不知是“*”还是“国军”留下的，抑或更早？ 2006年4月27日摄廷令沿海数十里内居民迁入内地，禁止出海贸易采捕），开放海禁，展界还民，使沿海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施琅重视海防，注意捍卫国家的安全，维护海洋权益。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促进台湾的开发建设。他功在当代，泽及千秋！誉其为“爱国将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有何“放大”之嫌？其实，赞扬施琅的学者，不但在被斯雄斥为“法治不健全的地方”、“内地”有，在海外也有。（请参见施伟青先生主编的三部施琅学术研究论文集：《施琅研方 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而诋毁施琅者，同样在内地和海外都有，这在网络上已充分展现出来，无需赘言。就所谓道德评价而言，施琅是因犯颜劝谏而得罪郑成功的，在郑氏关押了他及其父、弟等家属并准备杀害他们后，施琅在部分郑军将士的帮助下逃出厦门，潜至晋江安海。其时他未去降清，而是请其族叔施福和郑成功叔父郑芝豹出面找郑氏进行调解，希望郑氏能与其和解。但成功不仅无应允，反而派部将吴丰密往安海，企图刺杀施琅，但行刺遭到失败。郑氏旋即杀害施琅之父、弟。中国自前秦时起就有“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观念，此时施琅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回到郑军中去了。他因之降清，可谓逼上梁山。后施琅率师入台不仅无诛杀郑氏子孙，还私下上疏康熙帝，吁请优待他们。他说：“矧郑逆自来远阻声教，未被圣化，非如吴、耿诸逆受恩背叛者比。谅荷皇上广开面网。赦其前愆，俾沾德意。”（施琅：《靖海纪事》卷下《台湾就抚疏》）施琅不仅其父、弟被郑氏所杀，其长子也是死于郑经之手，他和郑氏是有着血海深仇的，但他却能如此对待郑氏，实在难得。所以历史上早就有人评论施琅，说他离郑降清就像春秋时楚国的伍子胥因父兄被杀而去楚从吴，而他的礼待郑氏却非伍子胥所及（见《靖海纪事·陈庭焕·施襄壮受降辨》）。伍子胥原为楚臣，对杀害其父兄的楚平王掘墓鞭尸，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却认为，他如果和其父兄一起去死（放弃逃走复仇），则“何异蝼蚁”，而他后来的举措是“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卷六六《伍子胥列传·太史公曰》）所以对施琅的降清是大可不必苛责的。而斯雄却把它和吴三桂“因陈圆圆受辱，为红颜一怒而降清”而相提并论，未免诬人太甚！顺便一提的事，斯雄攻击施伟青先生是“因时势强做翻案文章，反易自取其辱，为天下笑”。为证明这个说法，他谓施先生于2006年1月出版《施琅将军传》，而对施先生系于何时始从事施琅研究、此前曾发表哪些施琅研究的论著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样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印象：施先生是到了中国内地重视施琅之时为迎合时势才研究施琅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斯雄不是说他正在晋江衙口施琅纪念馆获赠一册《施琅将军传》且谓其读过该书的“前言”吗？而就在“前言”中，施先生已明明白白地指出，他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就“开始从事施琅研究”的，并且于1987年就已出版其施琅研究的奠基之作《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在这部20多万字的专著里，他为施琅翻案，认为施琅是中华民族的功臣。1998年又出版70万字的《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把施琅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其间他还发表了不少研究施琅的论文。不必讳言，在20世纪80年代从事施琅研究，并无“时势”可“因”，而且困难多多。对此，施伟青先生曾提到：“至于施琅研究，可谓步履维艰。因为首先这一研究基本上属拓荒性质，须常外出搜集资料，调查采访，但没有任何研究经费，虽数次申请立项，但都落空；寻求赞助，也皆碰壁，所以只好挤出部分工资充作费用。外出只能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住宿最廉价的旅馆。个中艰辛，终生难忘！再者，我姓施，恰与施琅同姓，所持评价施琅的观点又和过去指斥施琅是‘汉奸’、‘叛徒’的看法不同，而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因而便有人想当然地判定我是施琅的后裔，指责我是‘汉奸’的子孙为‘汉奸’翻案。这无疑是搅乱人们视角的最便捷的办法，可惜它不属于学术讨论。一些关心我的朋友劝我，发表研究施琅的论著，在署名时，最好把‘施’去掉，以免引起他人的误解。呜呼！施姓何辜？不过，后来我终于悟出斥责者的真正用心，于是便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有放弃施琅研究，反而加大了力度，且在论著署名时一定要把‘施’字写上。”（见施伟青著《中国古代史论丛》，岳麓书社，2004年，第637～638页之“后记”）可见斯雄谓施先生“因时势而强做翻案文章”，纯属诬陷。这恐怕要涉及所谓“立身之本”的“人品”问题了吧？问题还不限于此，斯雄不加区分地统指誉施琅者为“有点内地背景”。既然他不赞同赞誉施琅，看来他不属于内地人，若此，他是“有点”海外背景了。综观其文章，不难发现，他是在“教导”人们，如果你跟一个上司，即使这个上司的所作所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你也不能背叛他，否则，就是“失节不忠”，要背上“骂名”。而今海外不就有这样的人物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恐怕是斯雄写那篇文章的真正用心吧！2008年元月27日附2：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以谁命名方 余 平以历史上的功臣、名人为军舰命名，是近现代国际上的惯用做法。给中国今后服役的航空母舰命名，自然更要精心考虑，有人提出施琅之议便包含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寓意。近年来，内地一些人面对台海形势，常引用300多年前施琅攻台之例，甚至将其与当前反“*”类比。不过国内一些熟悉历史的人却认为，抬出与吴三桂这类不义之人并列的施琅在道德观上十分不妥，将不同性质的历史事件相提并论更是荒谬绝伦，抬出施琅来激励反“*”将弊多利少。攻台属统治权之争大陆谈历史时一直颂扬南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对郑氏集团的叛将施琅则按传统观点视为投降满清的汉奸。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大陆史学界强调满清入关后即为代表中国的正统王朝，洪承畴、施琅等人被摘掉了“汉奸”的帽子，吴三桂仍受贬斥的罪名也是发动叛清的“三藩之乱”。近年一些人又引发古为今用之想，按非正即逆的单向思维，认为与“正统”王朝对立便是分裂，于是把郑成功之子郑经抗清之举视为“*”先声，而对康熙皇帝任用施琅攻台大加颂扬。若考察历史，可看出郑氏三代人占据台湾的抗清之战，根本不是想搞什么“独立”。1644年满清入关后南明王朝坚持了18年抗清，郑成功则是东南地区的明军统帅，并受赐朱姓而称“国姓爷”。在此期间，郑成功为壮大反清根据地，于1661年从福建跨海东征，收复被荷兰人窃据38年的台湾，是反西方入侵的最早胜利。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在台南建“东都”，意思是想迎接南明的永历帝前来。可惜他于1662年病逝，南明政权也在云南被清军消灭。此后，郑成功之子郑经仍奉养朱明后裔，几度渡海西征以图进取中原。由于清廷强大，郑氏集团曾与之谈判周旋，最后和议破裂的原因恰恰是郑经不接受清廷要其孤悬海外、割断与大陆联系的要求，坚持要在福建的海澄保留一个据点。当年清廷看待对台湾郑氏的作战，一直定位于明清两朝之争的延续。郑家在台仍奉大明正溯，行永历年号。正因为郑氏集团想恢复汉族在中原的统治，清廷视其为心腹大患，施展了封锁、征讨和招降纳叛等手段。经20余年准备，1683年清军利用郑氏集团因继承权发生内乱之机，以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渡海攻占澎湖，迫郑氏投降。抛开民族斗争不谈，清廷与郑氏之战的性质只是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内战，而不是“反分裂”。施琅只是维护满清统治而*国内异己的功臣，同收复国土、驱逐外寇的郑成功不可相提并论。胡乱比附实为大谬现在颂扬施琅的人，所持的理由都是此人攻台制止“分裂”。其实，“独立”、“分裂”之类概念只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出现的主权观念，将其向古人头上乱套十分可笑。如果把驱逐外寇、收复台湾并作为抗清根据地的郑氏集团称为“分裂”，本为明朝官员的努尔哈赤对抗中央政权、建立“后金”国，岂不是性质更为严重的“分裂”？一些史学家都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的统治术比明朝精明，并有扩大中国版图之功。不过清代壮大了中华多民族版图，主要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开拓了西藏、蒙古和新疆的广大疆土，并非指占领原来就是明朝版图内的台湾。至于明末台湾一度沦陷于荷兰，收复之功应归于郑成功而非清室。清廷同郑氏谈判开出的条件，恰恰是希望郑氏脱离内陆。若按现在一些人的比附之法，岂不是清廷自己先提出“*”吗？现在大陆一些作品和言论赞美清廷和施琅的攻台是为维持“统一”而反“分裂”，完全是把自己的主观想象强加于古人。满清占领台湾后，又不重视这一海岛，施琅倒是发挥了有益作用，力排众议主张留兵防守台湾，并得到康熙同意。后人确可称赞这一点，却只能肯定施琅反对弃台有功，而不应引申到根本不存在的反“*”层面。主张海禁成历史罪人鉴于满洲首领爱新觉罗氏入主北京后已成全国共主，对施琅不应再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称为“汉奸”，然而其反复无常的叛降则为有操守者所不齿。施琅17岁起做贼，后来被南明政权的将领郑芝龙收编，1646年清军南下福建时一度降清，不久因不遂权位之欲再归郑芝龙之子郑成功。此后在争夺兵权的斗争中施琅不得志，又再度降清，并被委以提督高官才全心为其效力。事过300多年后，现代人不能再为郑氏集团的内争判定是非，不过对施琅这种为个人私利、不顾民族和本团体利益降来降去的反复之人，无论如何不该歌颂。施琅攻台成为清室功臣，得到的回报是朝廷将台湾南部一半土地赏赐于他，并给予世袭侯位。此后200年间，施氏一族成为台湾乃至福建沿海地区最大的恶霸地主，“施侯大租”成了压迫赴台开垦之民的沉重枷锁。当然，在封建时代有功有权者成为105地主也是历史必然，后人难于苛求，值得今日有识者谴责的是施琅在占领台湾后缺乏长远的眼光，继续限制大陆人赴台。攻台成功后施琅仍不主张全面解除海禁，除保护自家垄断利益，对朝廷申明的理由是防止“海贼”在岛上重聚。对于清朝来说，这一近视的建议正中下怀，因其最担心的也是海外反清势力会影响大陆。熟悉大海和水战的施琅以一己私利而对禁海推波助澜，实在是难以原谅的历史罪过。方 荒唐类比无益统一若全面分析历史，可看出清廷和施琅攻台消灭郑氏政权与如今反“*”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清廷攻台伐郑氏之战的根本性质，是国内政权谁为正统之争，如今大陆反“*”却是为防止宝岛分裂出祖国版图。追溯历史，台湾岛内出现“独立”思潮，并不起于300多年前的郑氏，只是由甲午战争后日本据台实行“皇民化”和后来的美国插手分裂中国所造成的。有些人不深入研究历史和现实，只看到台海之争的历史旧故与现实问题某些表相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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