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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既不是汉奸，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是题外话。
《现在我们的文###动》一文，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含义，同时也指出了它同“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
6 两个口号的论争（6）
文章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正是阶级的立场。托洛斯基的中国的徒孙们，似乎糊涂到连这一点都不懂得。”又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的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鲁迅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重要论点，既是对“国防文学”在文学的阶级意义上的不明了性的补充和纠正，同时也是对胡风文章无视“国防文学”口号的一种补救。
应当说，这是在两个口号的纠纷中，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
口号一方作出的一次重大的调整，他们提醒人们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也是一个十分有益的意见。
对左翼文坛这场纠纷忧心忡忡的茅盾在将此文交给编辑《文学界》的徐懋庸刊登时，特意给该刊编辑写了一封信，认为鲁迅现在把两个口号解释为“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对于“纠正”胡风那篇文章的“错误”，“廓清”青年们的“疑惑”是很重要的，以期化解这场纷争。
不料，“国防文学”这边的一些年轻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仍旧不依不饶。鲁迅的这两篇文章是在几个刊物上同时刊登出来的，但宣传“国防文学”的主要阵地《光明》拒绝刊登，《文学界》没有刊登《答托洛斯基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动》和茅盾给《文学界》编辑的信倒是登了，却排在后面，还加了一个编者写的《附记》，拐弯抹角还是认为“国防文学”最正确，现阶段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没有必要，对鲁迅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重要意见，以及茅盾关于两个口号“非对立而为相辅”的语重心长的劝说，均不予理会。
在这期《文学界》上，还发表了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郭是“国防文学”口号的支持者，始终不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直到后来他读了鲁迅答徐懋庸的文章后，对鲁迅的许多重要观点极表赞成，但最后仍认为这个口号应该收回。郭沫若也看到了“国防文学”口号的缺陷，当周扬派任白戈前往东京，请他支持“国防文学”时，起初他也不大赞成这个口号。
臧云远在《东京初访郭老》一文中说：“1936年春，在《质文》社的一次编委会上，听任白戈谈上海方面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郭当即表示：用‘国防’二字来概括文艺创作，恐怕不妥吧，因为对‘国’这个字有所犹豫，国是蒋介石统治着的。不久，林林送来了‘八一宣言’，仔细读后，经过几天的思考，体会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国是被帝国主义欺侮侵略之国，这才接受了‘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转引自夏衍：《懒寻旧梦录》第334页）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见地的论点：“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这就把作为统一战线的口号和作家的创作口号区分开来了。
他说：“国防文学”不妨扩张为“国防文艺”，“凡是不甘心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文艺家，都在这个标帜之下一致的团结起来，即使暂时不能团结，也不要为着一个小团体或一己的利害，而作文艺家的‘内战’。——自然，一定要‘内战’的人在这儿也是无法强制的。最好请一边在这时挂出免战牌。”他还说：“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的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因而，‘国防文艺’最好定义为非卖国的文艺，或反帝的文艺。”郭沫若对“国防文学”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对周扬所说的“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的矫正。。 最好的txt下载网
6 两个口号的论争（7）
郭沫若的上述论点触发了茅盾的思路，写出了《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载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期）。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
这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互相补充。“国防文学”是作家们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口号而不是一般的创作口号。在联合抗日的旗帜下作家们应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如按周扬的说法，“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那么，不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家就不能创作“国防文学”，不用国防作为最中心之主题的作家，就会变成汉奸。这就有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危险。“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现在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它既不代替“国防文学”，也不是文艺创作的一般口号。鲁迅提到这个口号是专为给左翼文学者以鼓励与指示而发的，他一点也没有要拿这口号去规约一切文学的意思。鲁迅一向主张，与其用口号或公式去束缚作家，倒不如让作家多些自由。胡风有意无意曲解了鲁迅的意思，把本来只是对左翼作家而发的口号变成了对一般作家，门关得更紧了，是十足的宗派主义作风。对于少数的几个朋友，希望他们即速停止文艺界的“内战”，并且放弃那种争文艺“正统”，以及想以一个口号去规约别人，和自以为是天生的领导者要去领导别人的那种过于天真的意念。
与茅盾的这篇文章一起登在这期《文学界》上的，还有沙汀的一篇《一点意见》。尽管周扬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经肯定了他的作品在“国防文学”中的“地位”，但他并不觉得那就是“国防文学”
作品。他也认为，“国防文学”只是“以现阶段的现实为依据所提出的一种广大文学活动上的标帜”，并不是“创作方法上的规定”。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尽管他是赞成“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但他也“只能接受而不能履行”了。
茅盾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周扬和胡风。当茅盾将自己的这篇文章送到徐懋庸手里要《文学界》发表时，徐即送给了周扬，周看后立即写下《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口号》一文，与茅盾的这篇文章在该期《文学界》同时刊出。
年轻气盛的周扬，此时大有真理在握、毫不退让之气概，对鲁迅、茅盾的逆耳之言一点也听不进去，对郭沫若的意见也没有很好去领会，在这篇文章中几乎全盘否定了茅盾文章中提出的观点。
他反对两个口号并存，说“我们不必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之外另提别的口号，自外于文学上的统一战线的运动”。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是不是恰当，也还是值得讨论”，因为这个口号“并没有表现出我们多少年斗争过来的那革命文学的基本的立场”。他还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既是作家关系标帜，也是创作口号，茅盾对他的批评是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他说：“以为只有勤劳大众的文学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学，这不用说是有害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但是如果认为要求一般作家写有国防意义的作品就会把他们关在国防运动之外去，那就有趋于另一极端的危险”。他还反对茅盾提出的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作家在创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观点，并引用高尔基的话说：“创作的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绝对的创作自由的说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扬等人尽管当时并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鲁迅提出来的，但他们对这个口号的态度，对鲁迅、茅盾等经验丰富、创作成果卓著的前辈作家的态度，说明他们的确“左”
得可怕，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病根很深。他们只看到胡风的“极端的宗派运动”，而看不到自己方面的严重的宗派情绪，更想不到自己方面存在的宗派主义带来的严重后果，给鲁迅精神上带来的伤害。
从新近发现的鲁迅的一封佚信，可以看出鲁迅当时的郁闷心境。这封信是他给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回信，写于７月１７日。信中说：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所谓小英雄们，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个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热，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转引自史纪辛：《一件重要而珍贵的史料》，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７期）“杀我祭旗”，“真要逼死人”，深切地道出了鲁迅当时的感受，他觉得那些“小英雄们”
是在打着“新”的“伟大旗子”整他。彼此间的误解和隔阂，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在白色恐怖环境下相互沟通和交流意见的重重障碍，织成了一个千丝万缕拧在一起解不开的历史的结。
7 “错就错在宗派主义”（1）
鲁迅被激怒了 8月1日，徐懋庸离沪返乡前给鲁迅写了一封告别的信，把周扬等人在“国防文学”论争中的宗派主义错误暴露的淋漓尽致，把两个口号的争论推向了顶端。
徐懋庸当年25岁，3年前，他以犀利的笔锋，风格独特的杂文走上文坛，受到鲁迅的器重，曾为他的杂文集《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以后他又连续出版了多本集子，成为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之一，他的某些文章有时甚至被误认为是鲁迅的杂文。1934年春徐加入“左联”前就同鲁迅有过几次通信联系，这以后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关系开始密切起来。同年秋，徐被选入“左联”常委会，并任宣传部长，次年2月田汉等被捕后，“左联”书记任白戈赴日本，徐接任书记。周扬考虑到徐同鲁迅的关系比较密切，而自己同鲁迅的关系不好，要同鲁迅搞好团结，需要有个人代表常委会去同鲁迅联系，这样便选中了徐懋庸，让他当上了“左联”宣传部长、书记。明人不做暗事，这一点，周扬当时就向徐讲明了。
在“左联”解散的问题上，徐懋庸作为“左联”常委会、“文委”、“文总”与鲁迅的联系人，往返于周扬等人与鲁迅之间，传递信息，进行规劝，但最终“左联”还是无声无息消失了。这激起了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极大的愤慨，对一再充当周扬等人的说客的徐懋庸也失去了往日的信任。鲁迅在5月2日给徐的信中表示：“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鲁迅对徐懋庸从器重到厌恶，使徐的心情自然感到格外沉痛。他对鲁迅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希望得到他的理解，重修旧谊；但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他决定站在周扬方面，尽管他对周扬也并不满意。他说：“因为周扬他们的经常议论，以及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以为胡风不是好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蔽，‘云蔽白日’，有时也是难免的。”他多么想对鲁迅一吐衷肠啊！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在8月1日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
徐在信中说：“在目前，我总觉得先生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胡风他们的行动，显然是出于私心的，极端的宗派运动，他们的理论，前后矛盾，错误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起初原是胡风提出来用以和‘国防文学’对立的，后来说一个是总的，一个是附属的，后来又说一个是左翼文学发展到现阶段的口号，如此摇摇荡荡，即先生亦不能替他们圆其说。”又说：“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