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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群众文化生活日益活跃。但由于当时大多数文艺家来自大城市，还没有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不适应，因此，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些弱点便突出地暴露了出来。对这些问题，当时的一份文件曾作了这样的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创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第449－450页）
毛泽东认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非解决不可，在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找作家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谈话，交换意见，并委托他们帮他搜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和材料。他同“文抗”的作家们座谈过，也同鲁艺的教员们座谈过。周扬在会上作过一个比较长的发言。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毛泽东摸清了情况，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5月2日开始举行，23日结束，被邀请与会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100多人。会议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有的作家在会上说自己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自己是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会议结束时，朱德总司令在发言中针对这些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立场、思想，“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后来打仗多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文艺家们的欢迎。毛泽东在最后作结论时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毛泽东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出发，就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批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根据他这次讲话，以及数天之后在整风高级学习组和鲁艺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揭开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的新篇章。
《讲话》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功绩是：一、继承了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优良传统，总结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系统地阐释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二、从文艺的规律和特点出发，着重指出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的源泉。革命文艺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首先是工农兵生活中去，深入到惟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通过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熟悉人民大众，获取充足的生活源泉，这是创作革命文艺的基础和前提。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文艺家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反映生活，要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革命文艺家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学习社会，解决思想感情的转变问题，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生活、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讲话》的这些基本精神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在当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今后也仍将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然，由于抗日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紧张、复杂的特定历史条件，也由于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服从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从属、服从或服务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艺术观点等等在内的多方面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且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自身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参看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下第943—944页） 。。
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2）
延安文艺整风，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家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的问题。周扬在“文革”结束之后，当谈到当时的收获时，曾满怀深情地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所以后来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在在延安争论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毛主席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我几十年来跟毛主席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他还说，在延安整风以前，自己也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他才认识到这一点。其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工农结合、同时代结合的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而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有的论者认为延安文艺整风是歌颂光明派的胜利，暴露黑暗派的失败。事实上，不论是周扬，还是丁玲，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作家们都从整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益，在思想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整风中，每个人都要对照整风的要求，自觉进行自我批评，这是当时的一种风气。丁玲作了检查，周扬也作了检讨。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对鲁艺在办学方针上的错误进行检查，前面已经说过，即便在批判王实味的长文中，周扬仍不忘作自我批评：“延安的许多同志，包括我在内，在整顿三风和文艺座谈会以前，确是在某些根本点上还没有变化的，这是应有的一个起码的自我批评。”“以我自己在艺术教育和文艺理论上的工作来说，我就是应当受到指摘的一个。”在整风后，作家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和成绩，同样都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44年6月，丁玲、欧阳山分别写了《田保林》和《活在新社会里》，因为作品写了新人新事，表明了作者在投入新斗争生活后的变化，毛泽东看了十分欣喜，专门派人给他们送去一信，表示祝贺和鼓励。他在信中说：“天快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在高干会议及其他会议上不只一次地提到丁玲，说“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毛泽东对周扬在整风后的进步，同样也甚为高兴，大力予以支持和鼓励，具体情况，下面将会谈到。所以，不能把延安整风看成哪一部分人的胜利，哪一部分人的失败。如果说胜利，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是阶级的胜利，党的胜利。 “鲁艺家（秧歌）来了”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进展，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1943年春节期间出现的大规模的、为陕北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秧歌运动”
便是一个突出的表现。首先是鲁艺百人组成的秧歌队扭遍了延安城，他们演出的街头剧《兄妹开荒》等，大受各界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看后也认为很好。毛泽东称赞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朱德也连连点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鲁艺秧歌队每天都要给农村演出五六场秧歌，群众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周扬高兴地对队员们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419页）夏衍对秧歌剧也十分赞赏，他认为三十年来的话剧历史，就是“三十年城市小市民的话剧历史”，只有在延安，才走上了“重点放在最大多数的工农之上”的道路，“这不单是现阶段文化文艺工作的正确指标，而且也是有了三十年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划时代的转变，与最正确的解决”。（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268页） 。。
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3）
就在这个时候，周扬写下了《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对大众化的秧歌运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后，于3月15日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说：“此篇看了，很好，正需要这样一篇指导文章。”此文发表于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文章反映了延安春节秧歌的盛况：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真是闹得热火朝天！出动的秧歌队有27队之多，创造的节目达150多种以上，这些节目都是新内容，反映了边区的实际生活，反映了生产和战斗，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在形式上也有许多新创造。“这次春节的秧歌成了既为工农兵所欣赏而又为他们所参加创造的真正群众的艺术行动，创作者、剧中人和观众三者从来没有象在秧歌中结合得这么密切。这就是秧歌的群众性的特点，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周扬文集》第1卷第439页）文章也指出秧歌的群众观点、群众语言、群众感情、群众作风还不够。特别可贵的是，周扬在这里对党与群众的关系的描写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不赞成“把共产党、八路军表现为一种超乎群众之上的力量，他从上而下的来爱护着群众，所给予群众的常较所给予他的为多”。他认为在一些歌词中把共产党、八路军说成是水之“源”、树之“根”，群众的“命根”和“亲爹娘”，是把党同群众的全部正确的关系颠倒了。
“全部真理是首先”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来说，老百姓是源，是根，是命根，是亲爹娘，然后再反过来，共产党、八路军又给予以伟大的指导与保护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的秧歌不着重表现前一个真理呢？”这才是真正的群众观点。（同上，第445、446页）与此相映成趣的还有一件事，在“文革”中，有人曾揭发周扬在延安时就反对毛主席，说他在鲁艺的一次会上说《东方红》把毛泽东比作“大救星”表现了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恩思想，不应在农民中宣传恩赐观点，《东方红》最好少唱。这当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