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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比作“大救星”表现了农民对毛泽东的感恩思想，不应在农民中宣传恩赐观点，《东方红》最好少唱。这当然不仅不是周扬反对毛主席反对党的罪证，相反，正是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这样一种观点，周扬在建国以后不同的场合都曾讲过。比如他说：“我们许多作品的结尾，总要唱一两句‘共产党是大恩人’，‘跟着毛泽东’，这当然也是反映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情绪的，可惜这些作品都没有能够通过具体事实来表现这种情绪，没有着重教育人民如何认识与相信自己的力量，如何去斗争，去克服困难，这才是真正拥护毛主席啊！
我们在一切群众工作中都依靠群众，反对‘恩赐观点’，而在文艺作品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宣传了这种‘恩赐观点’。”（《周扬文集》第2卷第26９页）周扬的这些见解，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未失去其指导意义。
毛泽东对大众化的秧歌极为重视，周扬此文发表的第二天，即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艺术工作提到秧歌时说：“《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他建议还可以多组织一些秧歌队，“一个乡搞他一个”，搞新内容。他对新秧歌特别赞赏，满怀深情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有起指导作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18、169页） 《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就在这个时候，周扬还做了一件重要工作，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上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并为该书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序。周扬在这篇序言的开头这样写道：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的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而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本书就是企图根据这个讲话的精神来编纂的。这个讲话构成了本书的重要内容，也是它的指导的线索。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理论的正确。 “本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及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文艺的评论和意见，按照他们的内容，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他们的意见虽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之下，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而发的，但是在它们中间却贯串着立场方法上的完全一致：最科学的历史观点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之结合。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2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
“贯串全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文艺从群众中来，必须到群众中去。这同时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中心思想，而他的更大贡献是在最正确最完全地解决了文艺如何到群众中去的问题。”（《周扬文集》第454－455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正确、最深刻、最完全地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把列宁的原则具体化了，丰富了它的内容，使它得到了辉煌的发展。
他解决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许多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明确地全面地解决了革命作家人生观的问题，并且把这问题作为全部文艺问题的出发点，同时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恰是纠正了过去革命作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和不理解。我不准备在这里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中的各种问题一一加以说明，我现在只想说明下面的三个根本问题： “一、什么叫‘大众化’？
“二、提高与普及的关系。
“三、如何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
“这三个问题我们过去从没有解决过，至少没有完全解决过，有的甚至从没有提出来过。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革命文艺的基本原则，基本方针。”（同上，第460页）
文章在结束时还说了这样的话： “但是不论是高尔基，或鲁迅，都没有把普及与提高的相互关系从理论上最有系统地全面地加以解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毛泽东同志是有很大功劳的。他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文艺理论上的最杰出的应用。”（同上，第467页）
由此可以看出，周扬的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马恩列斯毛论文艺”。可以说，周扬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其主要内容，就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地位而写的。
毛泽东在看过周扬写的这篇序文之后，给周扬写了一封信。
全文如下：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明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
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周扬在编辑这本书时，已经注意到了要避免“马恩列斯毛”
的提法，所以在选辑这些革命领袖的论述的同时，也辑录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论述，把鲁迅的论述选入，也表达了如今他对鲁迅的尊重之情。毛泽东在信中称赞此文“写得很好”，认为借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的话来证明我们今天的方针之正确，这是“很有益处”的。
同时，毛泽东也表示他的讲话不配列入“马恩列斯……之林”，以示谦逊。毋庸讳言，毛泽东对周扬做了这样一件当时非常需要的大事，心里肯定是很高兴的，对周扬是非常满意的。毛泽东的《讲话》，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中的发展，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为确立《讲话》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宣传者、阐发者和卓越的贯彻者、执行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个多月后，即1944年５月18日，边区政府任命周扬为延安大学校长兼教务处处长及文艺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干部大学，于1941年9月22日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校长为吴玉章；1943年4月以后，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相继并入。这时的延安，除了党中央管的党校和中央研究院外，别的干部党校都并入了延安大学，周扬身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任该校校长和教务处处长，同时仍兼任鲁艺院长，表明经过整风，他的地位显著提高，责任更加重大了。
13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1）
新歌剧《白毛女》的诞生 周扬认为：“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就是创作问题。”（《周扬文集》第1卷第500页）他深知，真正代表文###动成就的还是作品，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键是要拿出作品来。没有大量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一切都是空口说白话。
艾青由于在“抢救运动”中得到周扬的保护，免受冲击，在创作上成果卓著。1943年2月，他创作了长诗《吴满有》这样优秀的作品，后来又写下《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对如何创作秧歌剧的许多问题作了论述，毛泽东赞扬说“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建议除在报上发表外，还可以出小册子，以起“教本的作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由于艾青写了这样一些优秀之作，他被评为边区“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
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集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开会。会上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李卓然讲话，动员文艺界下乡。作家们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立即见诸行动。这一个重大举动，在中国文艺运动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有不少杰作问世。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文委开会讨论戏剧运动方针，确定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的总方针为战争、生产和教育服务，并决定中央文委与西北文委合组一个戏剧工作委员会，由周扬、柯仲平、张庚、王震之、钟敬之组成。其当前的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边区戏剧工作的经验，使今后全边区的剧运走上统一的道路。4月，中共中央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先后发出指示，提出平剧（京剧）改革问题。由中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集体创作（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京剧《逼上梁山》于1944初上演，毛泽东观看后十分高兴，立即写信向他们表示“致谢”，赞扬他们把“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打破了旧戏舞台上把人民当成“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的局面，使“旧剧开了新生面”，他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希望作者“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页）随后，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了《三打祝家庄》（李纶、魏晨旭、任桂林执笔），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作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569－570页）在京剧改革的同时，地方戏曲的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
在这方面成就最突出的当数马健翎等领导的民众剧团。他们利用当地群众所喜爱的秦腔、眉户调，先后编写了反映现代生活的剧本几十个，创作改编历史剧十多个。其中以秦腔《血泪仇》的成就最大。
1944年4月，延安文委开会总结延安各剧团、秧歌队下乡经验，经到会同志交换意见，提出受奖的秧歌、戏剧作品共31个。其中获一等奖的剧目有《血泪仇》、《模范城壕村》、《逼上梁山》、《拉壮丁》、《惯匪周子山》等。会上还委托周扬、赵伯年、柯仲平负责组织研究边区剧运情况，审查剧本，指导边区的戏剧工作。边区戏剧的勃兴，同周扬等人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周扬在谈到《血泪仇》及后来出现的《白毛女》时说：“《白毛女》、《血泪仇》，为什么能够突破从来新剧的纪录，流行如此之广，影响如此之深呢？其主要原因就在：它们在抗日民族战争时期尖锐地提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赋予了这个主题以强烈的浪漫色彩，同时选择了群众所熟习的所容易接受的形式。”（《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1卷第519页）
《惯匪周子山》是鲁艺张水华、王大化、贺敬之、马可等创作的新歌剧，当时也颇得观众好评。此外，胡丹佛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也受到观众的欢迎。周扬还为它写了一篇序言，对作品的现实主义特色表示赞赏。他说：“它用轻松的喜剧形式传达了严肃的斗争的故事，通过一个农民兄弟的家庭反映敌后人民的精神世界，他们必然要走的斗争道路。”“这里行动盖过了一切：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是精炼的，性格从行动中显示出来。”（《周扬文集》第474页）。周扬还为姚仲明、陈波儿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写了一篇序言，认为这部政治剧的价值一是第一次在艺术上反映了党内及革命队伍内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