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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当他闻讯赶到时，面对早已断气的聪明的苏苏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周扬在1946年８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作出全面系统科学评价的文章，在现代文学史上一向被视为评论赵树理创作的经典之作。文章一开头就说：“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周扬文集》第１卷第486－487页）文章说，赵树理的作品是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其在艺术上的贡献，一是他的人物创造，二是他的语言创造。就人物创造来说，其特点有三，一是，“他总是将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斗争的环境中，放在这斗争中的一定地位上，这样来展开人物的性格和发展。每个人物的心理变化都决定于他在斗争中所处的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与其他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变化。他没有在静止的状态上消极地来描写他的人物。”（《周扬文集》第1卷第490…491页）二是，“他总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和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表现他们的思想情绪。关于人物，他很少做长篇大论的叙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来介绍他们，也没有作多少添枝加叶的描写。他还每个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他写的人物没有‘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他写农民就象农民。动作是农民的动作，语言是农民的语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简单明了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地方。而且只消几个动作，几句语言，就将农民的真实的情绪的面貌勾画出来了。”（同上，第492－493页）三是，“明确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关系。
他没有站在斗争之外，而是站在斗争之中，站在斗争的一方面，农民的方面，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农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现在通常文学的意义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个精神，整个思想，因为农民是主体，所以在描写人物，叙述事件的时候，都是以农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断为基础的。”（同上，第49４页）文章在谈到赵树理在语言上的创造时说：“他在他的作品中那么熟练地丰富地运用了群众的语言，显示了他的口语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对话上，而且在一般叙述的描写上，都是口语化的。”（同上，第495页）“赵树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对于农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复杂微妙，以及这些关系和斗争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语言，他的语言是真正从群众中来的，而又是经过加工、洗炼的，那么平易自然，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艺术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较高的结合。”
（《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文集》第１卷第518页）周扬一向对语言十分重视，认为语言是文艺作品的第一个因素，是民族形式的第一个标志，因此他盛赞赵树理在语言上创造了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
赵树理开创了一条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大众化的道路，在这之后，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等等，基本上都是走的“赵树理道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文艺的兴盛局面。
他们的突出贡献是在真正实现文艺与大众的结合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重大的缺陷则是典型性不足，艺术性相对比较薄弱。这是延安文艺的历史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周扬并没有因为延安整风强调增强党性，强调统一思想，而忘记强调个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之重要。
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情有独钟，一向对人的个性，独立人格、独立思考非常推崇。在《“五四”文学革命杂记》一文中，他盛赞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来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运动，是一个‘人的自觉’的运动。人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个性，能够独立地思想；能够打破一切‘天经地义，自古皆然’的成见，而用清明的理智与科学的眼光来检验，批判，和重新评价一切事物。”他还说：“在封建社会里，不论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欧洲，或是专制主义支配下的中国，都只看见有帝王贵族官僚武士，却没有‘人’的存在，没有‘人’的权利。”“我们不能不承认，易卜生的主张充分发展个性，反对对于个人独立精神的任何压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个性，有理想，有作为的人物，确实投合了当时正在觉醒的知识分子的脾胃，对于他们是莫大的精神上的鞭策和鼓舞。”
（《周扬文集》第1卷第481、483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人的文学”，猛烈抨击了一切“束缚个人，戕害人性”的东西，打倒“非人的文学”，而如今，则是被“人民的自觉”、“人民的文艺”
所取代了。周扬在这里，既张扬了人的个性，人格的独立，同时他也没有否定人的普遍性，否定人性、阶级性和党性，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在周扬看来，延安整风正是五四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二者是完全一致的，至少是应该一致起来。他对延安整风的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显然是一种非常独到而又深刻的见解。这再次使我们看到，在周扬的思想深处，五四精神，科学与民主是扎了根的，而且很深，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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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1）
评判旧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快得出乎人们的意料。1948年９月至1949年１月，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胜利结束，蒋家王朝行将彻底覆灭。
此时，周扬随同党中央住在河北平山，随着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区，周扬亦被任命为华北局宣传部长，这两个区的文联也合并为华北文艺界协会，周扬、沙可夫等21人为理事。
在这期间，周扬除了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外，还着力抓了戏曲改革的工作，其中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是他主持撰写了1948年11月23日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社论由周巍峙起草，经周扬大力修改后发出。
社论提出审查旧戏好坏的标准是“有利、有害与无害”，认为旧剧从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有利的部分”、“无害的部分”、“有害的部分”三大类。对旧戏从政治上作这样的区分是毛泽东的意见。1979年，在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准备会议报告的一次会议上，周扬曾讲到过这件事情的经过。他说，当时东北的一位主管文化的领导同志从东北拍电报来说旧戏一概禁演，刘少奇看了马上就说不行。我到石家庄去请示毛主席，他就提出了要区分“有益、无害、有害”。（参见露菲记录）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指导思想是这篇社论的中心内容。
社论指出，旧剧的修改与创作的方法必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将历史与人物染上现代的色彩”。社论还强调“旧剧的改革，有赖于文艺界工作者与旧艺人的通力合作”。
所有这些重要思想，对建国以后的戏剧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指导意义。
1949年２月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大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随即进入北平，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全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陆续到达，加上原来在北平搞文艺工作的同志，中国新文艺大军终于胜利会师了。３月22日，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和华北文协举行茶话会，招待北京的文艺工作者。郭沫若在会上提议，发起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性的文学艺术界组织。全体到会文艺家一致表示赞成。接着就由全国文协在北平的理事、监事和华北文协的理事联席产生了由郭沫若、茅盾、周扬等42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郭沫若任筹备委员会主任，茅盾、周扬任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会议于7月2日－19日在北平召开。在6月30日大会预备会议上，通过了99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郭沫若为总主席，茅盾、周扬为总副主席。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确定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成立全国性的文艺组织，更好地运用文艺的武器，为新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党中央给大会发来贺电。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审定的这个贺电说：“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25页）大会开幕时，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周恩来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到会对代表们说：“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同上，第526－527页）
周恩来在政治报告的第一部分中分析了三年来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强调文艺家在反映革命战争年代生活时，不要忘记人民军队，忘记农民，同时也要重视工人阶级的主题，而关键则是要努力认识中国共产党。报告的第二部分，具体阐述了文艺方面的六个问题：团结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文艺界的全局观念问题、组织领导问题。核心是团结起来，贯彻执行新的文艺方针。周恩来指出，这次大会“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与新解放区来的两部分文艺军队的会师，也是新文艺部队的代表与赞成改造的旧文艺的代表的会师，又是在农村中的、在城市中的、在部队中的这三部分文艺军的会师”，反映了文艺队伍空前“宽广”的团结，团结的政治基础是“新民主主义”，团结的文艺基础是“毛主席新文艺方向”。“这次团结是在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在毛主席新文艺方向之下的胜利的大团结，大会师”。关于如何正确理解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他也作了科学的阐释： 。。
14文艺大军会师：第一次文代会（2）
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然不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写工农兵。比方写工人在未解放前的情况，就要写到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写现在的生产，就要写到劳资两利；写封建农村的农民，就要写到地主的残暴；写人民解放战争，就要写到国民党军队里的那些无谓牺牲的士兵和那些反动军官。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熟悉社会上别的阶级，不要写别的阶级的人物，但是主要的力量应该放在哪里，必须弄清楚，不然就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不可能反映出创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劳动人民。（《周恩来选集》上第353页） 在这里，周恩来把熟悉和了解工农兵与熟悉和了解各种人统一了起来，把“弄清楚”描写的“主要力量应该放在哪里”才“可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同“只能写工农兵”才能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区别了开来。特别是他指出“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广义地说来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当时只强调加强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改造的情况下，肯定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郭沫若在会上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总报告》，在总结五四以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