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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剧变化，改变了他人生的航向，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周扬在大学期间，积极追求进步，广泛学习各种知识和思想。
在学校课堂，在图书馆、阅览室，在各种学术报告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好学多思、孜孜不倦的年轻人的身影。他接触的有共产主义，也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柏格森、尼采的唯心主义。
当时，在李石岑的影响下，他曾一度沉醉于尼采主义。
李石岑是湖南省澧陵人，著名哲学史家，他的哲学著作大都是对古今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并在介绍中表明自己的见解。他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同时又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校兼任哲学教授，经常在各个高等学校及全国各地讲演。他的著作、文章、讲演很受青年学生的欢迎，不论是在前期鼓吹唯心主义，还是在1928年以后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辩证唯物主义，都给了人们以巨大的影响。李石岑认为中国人不自悟，不振作，纯以依赖、怠惰、乞怜、畏缩和均等作为人生之鹄的，“既乏进取之勇气，复少创造之能力，乃徒以卑屈之懦性，进而为习惯上之顺氓。”
尽管李石岑当时还不能从物质生产的发展上和阶级关系上找到中国落后的病根，认为尼采的“超人哲学”可以救中国人的这一毛病，但在周扬的思想上以至在生活中却起了重大的积极的革命的作用。
在这期间，周扬关于尼采哲学的作文，深得李石岑的夸奖。
周扬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曾这样坦诚地说：“惟因当时在李石岑的影响下，深深醉心于尼采主义。尼采思想在我的生活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我应该说，是革命的作用，他教了我大胆否定一切因袭、传统、权威，在我脑筋中进行了一次大扫荡，没有这次大扫荡，接受马克思主义也许不会这么纯净，干脆。然而也正因为这点尼采主义的教养，使我在1927年对革命极端的倾倒中，保持了在组织上的超然的立场。”同时，易卜生主义的提倡在周扬思想上也起了同样积极的作用。易卜生主张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反对对于个人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的任何压制，他作品中的那些有个性、有理想、敢作敢为的人物，令年轻的周扬那样心驰神往，在精神上备受鼓舞。
1957年，事隔三十余年之后，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曾这样回忆说：“回顾一下我们这些人走过来的道路。……那时我们急切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到后来我们才认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解放人类的唯一真理和武器。”当年，在反对封建压迫、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的观念，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观念，曾经给了人们以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啊！要从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彻底解放，便不能不首先解放人的头脑，发挥人的个性，人的独立自由的人格，在清明的理智中，培养怀疑与批判精神，扫除一切因袭保守观念与偏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这一基本精神，孕育了整整一代人，在周扬等人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深根，在推动他们走向革命，通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革命作用。
周扬在上海上大学之时，正是国共合作，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进行北伐战争之时。国共合作刚刚成立的黄埔军校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第二次东征中取得了胜利，广东终于获得统一，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响亮的黄埔军校，吸引着无数有志于革命的热血青年。自幼体弱多病的周扬，此时竟然也成了一个黄埔“追星族”。有一阵子，他整天价想着去报考黄埔军校，迷恋投身火热的军旅生活，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对文学发生了兴趣，未能成行，黄埔之梦最终没有能够变为现实。
2 上海求学与东瀛取“火”（2）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926年５月，北伐战争开始。一开始就得到了战区和后方民众的热烈支持，在半年之内，北伐军就占领了南方大部分省份。周扬这个曾想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自然是北伐战争的极端的支持者、倾倒者，他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整天处于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之中。 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产党 然而，在革命的胜利进军途中，突然发生了“四·一二”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突然死于革命背叛者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倒在了昔日的“盟友”制造的血泊之中。在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屠杀政策的血腥镇压下，上海几家大报天天都刊登着一大片“脱离共产党声明”。周扬所认识的好些同乡的革命者，这时也纷纷成了“顺民”。这是周扬怎么也不曾想到的事。
他愤怒了！一种憎恨和反抗的欲望强烈地在他的心中燃烧，他的愤怒再也抑制不住地爆发了！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他向共产党的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在白色恐怖高潮中，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了。
介绍周扬入党的是他当时在大夏大学的一个同学，又是同乡的夏钟润。在周扬的心目中，夏钟润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可以信赖的人，他觉得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为党的事业奋斗，自己就有了依靠和力量。
不久，暑假到了。周扬决定离开上海这个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到武汉去工作。那时，武汉国共合作尚未完全破裂，周扬还抱着一些幻想。然而，当他在武汉住了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国民党政府也公开同共产党决裂，实行所谓“分共”了。他仅有的一点幻想完全消失了。
周扬回到湖南益阳家中。湖南在五月“马日事变”之后，到处抓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家乡不可久留，他的组织在上海，他要赶快回去，在组织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他没住多久，就告别了家人，又回到了上海。
他万万没有想到，同他两个多月前的情况相比，这里已是一切皆非了。党的组织没有了，以前的同志许多都不见了，夏钟润也已去了日本。自首的自首，消极的消极。周扬不知道到哪里去找组织关系，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就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苦闷和孤单。
此时，周扬已读到大学三年级，离毕业还有两年。他对大夏大学本来就极端不满，现在更是度日如年，还要再熬上两年的时间，实在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转入了高师科，改学教育专业，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毕业证书。他一拿到毕业证书，就东渡日本，去寻找组织关系，寻求革命的真理去了。
周扬于1929年初到达日本。那时的日本，正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知识界正处于学习马列主义的高潮之中，普罗文学十分繁盛。日本的左翼文###动开始于20年代初，各种左翼文艺组织很多，除了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之外，还有劳农艺术家联盟、前卫艺术家同盟，全国艺术同盟、斗争艺术家联盟、左翼艺术家同盟、农民文艺会等。后来，共产第三国际作出决议，日共的福本主义路线受到批判，于是在这些组织的基础上，于1928年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总同盟，并接着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日本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国度，马列主义和苏联方面的著作翻译介绍非常之快，也非常之多。那时的日本对中国的进步青年很有吸引力，很多人都往那里跑，去那里取“火”，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火”，取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之“火”，普罗文学之“火”。 周扬来到东京，住在小石川区林町的“国师馆”。这是一座两层的木屋，约有二十来个房间，住在里面的多是留日的中国人。周扬住下之后，一是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关系，二是拼命阅读左翼文艺书籍。他见到了夏钟润，可是夏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办的暑期外国语大学，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这是一个“左”倾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沈西苓、许幸之等都是它的成员。周扬不懂日文，主要是看英文书。他后来回忆说，他常到有名的丸善书店去，那里有很多英文书刊，他在那里一看就是半天。每次去都要买很多回来。令他特别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夜市，书都摆在地摊上，价格很便宜。在这期间，周扬看得最多的是英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也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很欣赏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还产生过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他经常和同住“国师馆”的邻居方信讨论一些文学方面的问题，给比他小几岁的谭林通介绍读有关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作品。
周扬的“左”倾行为，很快就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在日本大检举时，有一次他到一个左翼团体去找人，那里已被日本警署搜查过，他要找的人被逮捕了，周扬找上门来，警察就把他也给抓了起来。他和一个“左”倾的日本朋友一道，被关进小石川区警察署的拘留所里。警方虽然早就盯上了他，但并未掌握什么证据，经过搜查他的住处，也没有找到任何罪证。在审问时，周扬自辩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没有任何活动和组织关系。警方把他关了一个月，什么犯罪证据也没有发现，最后只好取保释放。保他出来的是方信和谭林通，这两位他到东京来以后才结识的新朋友。
从拘留所被保释出来之后过了一两个月，周扬就搭乘海轮，离开东京，回到了上海。留日期间，党的组织关系没有找到。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达到，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方面的知识倒是学习了不少。普罗文学此时正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上海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年方22岁的周扬离日回国，此其时矣！他立即投入到红色文艺的行列中来，犹如蛟龙入海，左翼文化运动翻江倒海地闹腾起来了。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1）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从“跑龙套”角色到“左联”常委 周扬是1930年夏回到上海的。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赤色群众，参加了“剧联”的一些活动。他经方信介绍，认识了“剧联”负责人之一名乙。方信和名乙都是田汉的“南国社”的成员。
名乙回忆说，周扬开始没有参加“剧联”，只是经名乙介绍参加了进步剧团“摩登社”。后来剧团解散，才和其他人一起进入“剧联”。
“9·18”事变后，“剧联”党团书记同意让周扬参加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的演出，演一个红军战士。因为他不会讲普通话，一口湖南话，土音很重，别人听不懂，剧中的这个红军战士不说话，所以就让他去扮演这个跑龙套的角色。周扬在“剧联”期间的活动，人们能够记得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了。
1931年底，周扬加入“左联”。革命事业需要年轻有为的人。
他加入“左联”不久，便被推上了常委的工作岗位。这一年，他23岁。
此时，他还是一个没有同党的组织接上组织关系的党外青年，也没有重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这是为什么呢？他在延安时期写的自传中曾这样说过，从客观原因来说，是由于对当时党的错误路线下对知识分子革命青年的态度的不满。“我那时并不认识立三路线的错误，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和基础。但使我长久不能忘记，刺伤了我的自尊心的，是当时遇到的一位区委同志对左翼非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那极令人难堪的鄙夷的态度。当时我得到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且正式这样说过：要谈马克思主义，就要是党员，否则就是空谈，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耻的行为。……从此我见了他们仿佛感到羞愧，局促不安，我渐渐避免见他们了，我孤独地抱着革命的志愿并无行动地生活着，成了一位朋友批评我们的所谓‘革命的高蹈派’。”周扬感到，现在自己已经成为“左联”的一员，而且是常委了，不应该再留在党外了。于是，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
由同是“左联”常委的冯雪峰同他谈了一次话，很快就被通过吸纳为中###员。没有冯雪峰的赏识，他就进不了“左联”常委，恢复不了党的组织关系。周扬对此一直心存感念，多少年之后，还不时提起。
“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它以鲁迅为首，成立于1930年。左翼文学，或曰普罗文学，是一个国际现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左翼文学的发祥地。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