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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当日阅后即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退陆定一照办。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批示“照办”的###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到批评《文艺报》，毛泽东也未对此表示任何意见，而是在另一篇文章上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这就是发表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上的署名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并经毛泽东阅改过的。这篇文章认为；《文艺报》转载李、蓝文章的按语反映了“对于‘权威学者’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示委曲求全、对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摆出老爷的态度”，《文艺报》等刊物“不是怎样千方百计地吸引新力量来壮大、更新自己的队伍，反而是横在路上，挡住新生力量的前进”。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所加。
其实，在这之前，袁水拍的看法同大家一样，并无多大不同，所以有人在看到他的这篇文章后开玩笑说，袁水拍是自己在“责问”
自己。周扬看到袁水拍的文章，非常惊讶，当即打电话问袁水拍是怎么回事。袁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周扬顿时明白，###那个报告显然不大符合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曾不只一次在他面前称赞江青“敏锐”，但周扬对江青不断向毛主席报警一向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不无诙谐说：“江青也太敏锐了。”流露了他对江青的不满。《人民日报》在准备转载李、蓝批判俞平伯的文章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不知道江青在主席面前是怎样汇报的。现在，江青未同文艺界领导和###打招呼，又悄悄找袁水拍写文章，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文艺界的领导人，事态严重了。周扬了解毛泽东的脾气，敬佩毛泽东的智慧和文采，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调整自己，赶快跟上。
周扬立即决定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并当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文艺报》的批评非常严厉。
长期在###文艺处工作的李曙光（黎之）回忆说：“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黎之：《文坛风云录》第14页）
此时，林默涵也立即召集###文艺处几个同志布置写一篇批判《文艺报》的文章，他讲了一下文章要点，几个人赶快分头起草，最后他在李曙光（黎之）写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的稿子上作了很大修改，努力加大批判力度，于11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想不到，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上面多处画了竖线打了问号，并作了6处批语。毛泽东对文章中批评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感兴趣，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文艺报》的批判上纲上线不够。他针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批道：“首先不是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感觉。”文章批评《文艺报》“骄傲自满”、“老大作风”，毛泽东批：“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问题。”毛泽东在稍后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错误》一文所作的批语中，尖锐指出冯雪峰不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战斗性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是心底里潜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应当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毛泽东对冯雪峰和《文艺报》大有否定一切之气概。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4）
10月31日，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召开，一直开到12月８日，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八次大会。会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主持。冯雪峰、陈企霞作为《文艺报》的主编和副主编首先作了检讨。俞平伯作为当事人在会上也发了言。发言的有：郑振铎、老舍、丁玲、何其芳、刘白羽、胡风、臧克家、翦伯赞、杨晦、陈翔鹤、游国恩、谭丕谟、聂绀弩、宋之的、于黑丁、骆宾基、钟敬文、吴祖光、孔罗荪、黄药眠、师田手、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郭沫若、茅盾、周扬等30多人。
胡风在会上的发言不仅对着《文艺报》，而且还对着文艺界的领导特别是周扬等批评过他的同志，因此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当即遭到袁水拍的反驳。胡风此举的目的，在他于10月27日，11月２日、７日、14日连续写给他的朋友们的信中说的很清楚，就是要借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检查《文艺报》的错误这件事，开始他们的进攻，“这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问题要全面展开”，“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剪不断，理还乱”。 批判之火从胡适烧向胡风 随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深入，问题越来越集中到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周扬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毛泽东指示要把批判胡适的思想作为重点。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要批判他，需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这项工作是由周扬主持的。
他拜访了郭沫若，请郭挂帅。1954年12月2日，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林默涵、于光远、何其芳、邵荃麟等，先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指示。接着，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批判胡适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是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作了根本修改后形成的，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关于讨论的组织和活动方式，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会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会议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并推郭沫若任主任。当天，周扬即将上述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再次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周扬向毛主席写信汇报情况说：“请郭老挂帅的事，我和他说了，他表示很积极，上述委员会，算是他的一个司令部。他说这是一个‘讨胡委员会’。”第二天，即12月3日，毛泽东即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这个近百人的联席扩大会议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共举行了21次。全国各地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汇编》共８册，收入文章150篇，计200万字。
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同时，展开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胡风是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他在1942年提出“主观战斗精神”，对此，文艺界一直有不同看法，认为这是唯心主义观点。1945年１月在他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长文《论主观》之后，党领导下的重庆文艺界曾开座谈会进行了批评，1946年党在香港的一些领导同志也著文批评了他的一些论点，1949年文代会上茅盾所作的国统区文艺情况的报告中也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1951年底，周恩来曾约胡风长谈一次，据胡风说：“周恩来批评他‘也有点宗派主义’。所谈问题主要有：一，你还是要合作，不合作不好，工作得大家一起做。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问题，可找周扬好好谈谈，可能的话，开开小型座谈会；二，你的组织问题应该解决，可找丁玲、周扬谈谈；三，现在中央很忙，主要抓大事，抓经济、抗美援朝，来不及抓文艺，中央非常需要了解文艺情况，你可以写个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李辉：《文坛悲歌》，花城出版社，第174－175页）1952年4月周扬去上海应约同胡风进行了一次长谈，对他既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对照《讲话》，联系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胡乔木起草的编者按语说：“本文原载五月十日《长江日报》。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他的论文《论主观》，于19４５年发表在重庆的一个刊物《希望》上。这个刊物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论文之一。下面发表的这篇文章，表现舒芜对于他过去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这是值得欢迎的。”一向为胡风所推崇的舒芜，这下激起了胡风的憎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以“无耻”的绰号称之。
18并非完全“必须”的“战斗”（5）
周扬在上海与胡风谈话之后，胡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扬在看到这封信之后，也给周总理写了一信。内容是这样的：
总理： 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
现在，我把我在上海和他谈话的经过，及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我4月下旬到上海彭柏山同志（现任华东文化部副部长，过去和胡风关系较好）即告我，胡风知道我来，很愿和我见面。我和柏山，一道亲自到他家里，吃了饭，谈了有３个小时之久。我指出他在政治上一向是跟党走的，在文艺事业上做了不少工作，他的工作态度也是认真的，但他的文艺理论是有错误的。主要是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此外，我指出他在文艺理论上十分轻视自己民族的传统。
他很激动地把《文艺报》的一期内部通讯及编者按语给我看，他认为《文艺报》的这种作法是无理的。
我说我因一个时期不在北京，没有看过这个按语，但我认为这个按语是正确的。他又谈到您给他谈过他跟别人不合作的问题，他说他一向都是和我们合作的。我说事实并不是如此，我现在不谈我们两人之间过去的关系，这已是近20年前的旧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为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我只提两次文艺上的争论：一次是1940年左右关于民族形式的争论。他把我们共产党员作家和当时被怀疑为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向林冰相提并论，左右开弓，而他的整个观点是反对民族形式的。另一次是1947年—48年关于“主观问题”的争论。他不但没有很好地考虑共产党员作家（这些作家过去又都是和他比较接近的）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相反，对这些善意的批评采取一律骂倒的态度。我根据这两件事实说明他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态度上也是不够合作的，（注：这里一句话复印件字迹不清）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上海文艺整风开始的时候，夏衍同志曾问及对胡风如何处理。我写信给夏衍、柏山同志，主张积极吸引他参加学习并对领导提批评的意见，然后采取适当方式，对他的文艺思想进行批评，帮助他作自我检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