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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还瞧耍蔷褪呛诟穸驳墓芗移拧！保ㄍ希�443页）他说：“不承认形式有一种连续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想这问题是最中心的问题，要大家努力来创造民族的新风格，它既不等于过去的，更不是外国的，它继承了自己民族的传统，但这风格同过去不一样，他学习了外国的技术，外国的风格，但它和外国的完全不一样。毛主席说标新立异，我看这方面就要标新立异。”（同上，第453页）这里，具体讲的是音乐，但其意义绝不止于音乐。在如何正确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继承传统，发展传统，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方面，不乏普遍意义。 。 想看书来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2）
９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认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政府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提出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提出了防止和反对个人崇拜的任务。
周扬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周扬进中委一事，毛泽东非常关心，早在10多年前就有所考虑。周扬的秘书露菲曾对笔者说，党的七大时，毛泽东就对周扬说过，这次你就不进中委了，现在是打仗，部队的同志要多进一点。这次党代会上，毛泽东亲自出面为周扬作宣传，说大家都知道梅兰芳，咱们党内的梅兰芳就是周扬。在会上，周扬作了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的发言。这个发言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此件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周扬遵嘱作了删改。
周扬在八大的发言中，回应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对创作自由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他从文艺家和文艺领导者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就文艺家方面来说，“当然，我们的作家也清楚地知道，只有在他透彻地理解自己的时代，透彻地理解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的时候，只有在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表现这个时代而又为群众所理解，所喜爱的时候，他的创作自由才能够得到最充分、最有效的发挥。”就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来说，则应当努力为作家的创作自由创造环境和提供条件。他说：“社会主义革命为一切创造性的劳动开辟了道路。但是在我们中间，经常发生的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障碍。”“教条主义是扼杀艺术的独创性的。文艺只有打破教条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同上，第474页）
周扬在发言中没有再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不为主的问题，而是鼓励作家采取自己认为最好的表现方式，强调允许各种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周扬说：“正确的创作方法可以大大帮助作家更深刻地认识和表现现实；但这必须是作家自愿地采取，经过作家自己的探索，而是丝毫不能勉强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作教条，到处乱套，那就只会带来害处。我们的新文艺应当包罗各种能够表现生活的不同的风格和流派，而且容许不同的创作方法并存。”“我们应当尊重别人在探求新的表现方法上的成就，研究他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不应把任何对于形式的追求一律看成形式主义而加以唾弃。”（同上，第476页）他在这之前的一次讲话中，对于在苏联受到严厉批判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如毕加索、马迪斯，还有“抽象派”绘画，周扬认为是否有可取之处，也值得我们考虑和研究。（同上，第412页）
周扬在发言中强调题材多样化。他说：“提倡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同上，第477页）1955年７月，他在谈到题材问题时就说过：“艺术的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不只反映了作者不同的个性，爱好与特长，而更根本的是反映了生活的多样性，因为生活内容是无限地丰富广阔，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各种群众对于艺术的不同的要求，因为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群众的欣赏要求和水平也是各有不同的，必须采取多种的形式才能从满足群众和社会的不同需要。”（周扬：《关于美术工作的一些意见》，《美术》杂志1955年第７期）1956年，他在全国美协秘书长会议扩大会上也说，过去我们有些同志把为人民服务理解得很狭隘，现在要打破这种狭隘的圈子。过去有一种空气，动不动就责备脱离政治。不是只画工农兵才能为工农兵服务。我们不采取硬性的非画什么不可的方式，当画家对某一种题材还没发生兴趣的时候，勉强他去画也画不好。艺术不要加给它任何限制，要允许艺术家作各种尝试，放手让它自由竞赛，才能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1957年５月17日，他在文化部召开的展开思想批判座谈会上再次指出，最大范围是只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无害，不是反人民的东西都可以存在。不能认为为工农兵服务非以工农兵为题材不可。题材不能讲死。（见文化部风雷战斗组等：《1949－1965周扬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3）
周扬在发言中着重讲了艺术要有美感的问题，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上，在对艺术的多种功能的认识上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说：“文艺的任务是通过对于现实生活的形象的描绘来帮助人认识世界，从情绪上感染人，陶冶人的性格。我们的文艺应当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培养人们高尚的美感，树立新时代的美的观念。”（同上，第476页）过去一向着重强调的是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现在认识功能、陶冶情操的功能、美感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也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艺术风格的优美和多样越来越受到了重视。周扬此前《在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谈到人民性时说：“人民性是很复杂的，这里面包括人民的需要，人民的爱好，或者人民从这里面可以得到智慧，得到愉快，满足一种美的需要或愿望。……过去我们对人民性了解得很狭隘，就把戏曲里许多好的东西抹煞了。”（同上，第400页）他特别欣赏“戏曲里有一种永恒的美丽，一种永久的魅力，使人看了舒服愉快”。（同上，第397页）他说：“有一类戏，也无所谓智慧，但是人们喜欢它，也并不表现人民的愿望，只是叫人看了愉快，它有一种艺术的美，自然的美。有人讲人民性，只是讲艺术对人的精神最重要的作用，最能鼓舞他、教育他的东西，于是对戏曲的要求就简单化了，齐白石的虾也就不行了。
有一种戏，里面没有表现什么，但它的武功是好的，老百姓喜欢看。
因为这个武功是演员曾经花了很大的劳动练来的技术，表现了动作的准确性，演员在舞台上一踢腿，他们就在台下叫好，就欣赏这种技术。”（同上，第399页）
周扬在发言中说：轻视、排斥和粗暴地对待民族传统，仍然是目前文艺界一个主要的错误倾向。“我国文学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
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只有外国艺术的技术方法是科学的，而中国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歌、舞和表演三者的结合，本来是我国戏曲的一个特色，但因为不合西洋歌剧的规格而被认为‘落后’；虚拟的表演方法被看作是违反现实主义的。国画的笔墨技法因为不同于西洋绘画的方法而被斥为‘不科学’。我们尊重科学，尊重西方近代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也决不应当硬搬外国艺术的现成经验；我们应当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国艺术创作的经验，从中找出它的特殊规律和方法。把我国艺术创作的丰富经验科学化、系统化，正是我们的文艺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同上，第480页）
周扬在发言中谈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时说：“我们时常用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领导文艺工作，粗暴地干涉了一些不应干涉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地方极粗暴地干涉了民间戏曲活动；有的同志甚至以感想代政策，以个人好恶来取舍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妨碍文学艺术发展的。”（同上，第481页）他还说：“文艺刊物上应当发表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创作和展开不同艺术见解的自由讨论；任何团体或刊物都不应成为少数人包办、垄断的工具。”（同上，第482页）在这前后，周扬几次讲过，艺术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领导，说它好它就好的；它要在群众面前竞赛，要在群众面前受考验。“艺术只有让群众鉴定，艺术的高低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评定的，只能由群众来判断。就是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说好就算好。群众都讲好才算好，要经得起群众的考验，时间的考验。”（同上，第433页）艺术要让群众去评判这样意思的话，周扬在以前也曾不只一次地讲过。
但在大众场合作报告中公开讲出“就是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说好就算好”这样的话，在周扬还是第一次。也就在这个时候，周扬还讲：“其实是研究学问的话，任何人的毛病都可以挑，连毛主席的东西也可以挑，这不是什么政治思想问题，在学术上完全可以不同意别人的看法和保留自己的意见，”（同上，第410页）对于毛泽东在学术上的毛病也可以挑，周扬的这个看法，前面已经讲过，正是毛泽东本人当时的思想。那时，确实是春意融融，思想解放、民主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20“只有打破教条主义才能有活泼旺盛的生命”（4）
为了克服严重存在的宗派主义，周扬说可以办同人刊物。他在作协文学讲习所的讲话中这样说：“甚至我们可以考虑自由办刊物，不必将一些刊物都成为各个协会的机关刊物，定得死死的（当然，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研究）。这样可以解放创造力，让各种艺术流派在社会里面有充分发表的自由，打破目前这样的沉闷状态。”（同上，第431页）同人刊物的事，他在上面提到的全国美协秘书长会议上讲过，在11月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直到反右斗争已经展开之后，他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仍然主张刊物可以由研究机构办，由学会办，也可以由同人办。
……
1956年，人们的思想如此解放，敢想敢说，同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个人崇拜受到批判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教训，没有对我国和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周扬欣喜地看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还不到一年，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的学术风气浓厚起来了。关于遗传学，关于中国历史，关于中国哲学史，关于美学，关于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问题，都展开了不同意见的论辩。学术和文艺刊物大为增多，颇有“雨后春笋”之势。1956年一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比从1950年到1955年所出版的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剧目开放后，一年中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传统剧目，其中不少剧目经过整理加工重放异彩。文艺创作的题材比以前广阔多了，体裁和风格也比以前多样化了。尖锐揭露和批评生活中消极现象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注目。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许多人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这些都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新气象。
但是在党内干部中，当时许多人并不这样看。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多干部一时还难以接受。毛泽东说，党内高级干部中十个有九个不懂得和不赞成这个方针。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发表于１月７日《人民日报》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的错误在于用教条主义的眼光，带着宗派主义的情绪观察事物，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提出以后文艺界的情况作了不正确的估计，看不到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