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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简称。它以鲁迅为首，成立于1930年。左翼文学，或曰普罗文学，是一个国际现象。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联成为左翼文学的发祥地。在苏联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但其“左”的影响并未肃清，随之出现的“拉普”更“左”，从20年代到30年代，形成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世界各国的革命文学者纷纷起而效仿，影响及于全世界。
左翼文学，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动，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政治性强，集中体现在文学与革命、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上强调政治而忽视艺术。各国的革命文学组织都是受该国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领导人不少都是革命家。他们都主张文学应当充当革命的武器，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片面强调世界观在作家创作中的作用，以为有了先进的世界观必然会产生优秀的作品，鄙薄艺术技巧、轻视文化传统的倾向十分严重。思想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是各国左翼文学的通病。这一切，不仅可以从各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找到根据，尤其可以从苏联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苏联“拉普”那里找到源头。
中国左翼文###动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发生的。正是在这前后，在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围绕着“革命文学”这个问题，各进步文学社团和个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五四新文学被作为资产阶级文学而遭到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也成了“革命”
的对象，被攻击为“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国共合作的破裂，国内战争的残酷进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特别是苏联的极“左”思潮，对年轻的中国左翼文###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场论战的积极意义是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的发展。但是教条式地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对中国的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缺少了解，在对鲁迅的态度上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鲁迅在这场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左翼文学当之无愧的领袖。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2）
关于中国左翼文###动的弱点，鲁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左翼作家脱离实际斗争，不了解旧社会和旧势力，不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况，单是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左翼是很容易变成右翼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左翼文###动的领导人，大都是一些党的宣传、文化工作者。
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从革命实际斗争的前线退到文化工作岗位上来的，有的身上还带着火药味，有的带着忿激情绪，还有一些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们大都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虽然有一股革命的锐气，但都还很幼稚。这些人都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但在他们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来阶级的烙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常常有所流露，很容易接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左联”的成立，是中国左翼文###动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革命文化运动。但是，“左联”的成立，只是从组织上解决了一些党员文艺工作者同鲁迅之间的团结问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认识“左”倾思想的危害，认真清算“左”倾路线的影响。当时一些党员干部都很年轻，思想上存在着不少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东西，对鲁迅在革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很不够，对鲁迅尊重很不够，对非党文艺家的团结同样也很不够。
这样一些问题，并没有因为“左联”的成立而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日后还会在左翼文坛上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周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推上了左翼文坛的领导岗位，开始了他的革命文学生涯，开始了他跌宕多姿，既辉煌灿烂又充满失误，既雄伟壮丽又不无悲怆的可歌可泣的一生。 激情燃烧的红色文艺鼓吹者 “左联”前后有七任党团书记，他们是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FJF〗NFB38〖FJJ〗、耶林、丁玲、周扬。七人中，一般任职只有几个月，仅冯雪峰任职两年，最后一任周扬任职时间最长，从1933年到1936年“左联”解散，共计３年。周扬是左翼文坛的产儿，必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左翼作家的特色。
左翼文坛，与其说是听党中央的，还不如说主要是听共产第三国际的。当时，对苏联文学那可真是顶礼膜拜，亦步亦趋，对其他各国的革命文学也是情有独钟。周扬也是这样。从他写于1929年初的第一篇论文《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可以窥见当年他对革命文艺的基本看法。这篇文章一开头便盛赞辛克莱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宣传者，十分赞赏他说过的这样的话：“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抵是故意的宣传。”在当时的革命文艺家中，普遍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而是自己的作品的宣传鼓动的力量怎么样。周扬在步入左翼文坛时候，他的文学评论便鲜明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阶级的印记，便是以政治为中心建立他的文学主张的。
接着，他又陆续发表了一批苏联文学和其他各国革命文学的文章和翻译作品。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苏）柯仑泰夫人：《伟大的恋爱》（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长篇小说，与立波合译）、F·panferov V·Ilienkov：《焦炭，人们和火砖》、果尔德：《罢工》、（苏）潘菲洛夫：《田野的姑娘》、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长篇小说）等；翻译的文章有：Calverton：《普罗列塔利亚艺术》、Scott·Nearing：《艺术中的黑种人》、弗理契：《弗洛伊特主义与艺术》、《果尔德自传》、《夏士勒德百年忌》、（俄）吉尔波丁：《伟大的高尔基》、（美）库尼兹：《新俄文学中的男女》、G·munblit：《巴别尔论》、V·白林斯基：《论自然派》等；撰写的作家及文学界的评介文章有：《美国无产作家论》、《巴西文学概观》、《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夏里宾与高尔基》、《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果戈理的〈死魂灵〉》等；此外尚编有《果尔德短篇杰作选》、《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从这些译著，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发展革命文学付出的辛劳，也可以看出这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治史功力。特别是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中，他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艰险火热的斗争生活3（3）
那是一个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一心想的就是追求真理，就是革命、革命、革命。为了追求真理，为了革命，没有任何艰难险阻可以阻挡得住他们。他们真正是既不怕死，更不怕苦，旺盛的战斗热情，顽强的革命斗志，贫困的物质生活条件，高昂的乐观主义精神，构成了左翼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时“左联”的盟员大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元钱6张的饭票（一顿饭2角，买1元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他们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费被房东驱逐，经常一顿不吃饭。作家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在一个破旧嘈杂的弄堂里找到了叶紫的家，见叶紫和母亲、妻子、孩子三代人挤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当时已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了，但他的孩子在吃比西瓜便宜的菜瓜。（参见陈明远：《看看三十年代文人生活》，《纵横》杂志2000年第2期） 周扬虽是“左联”常委，后来又是党团书记，但他的生活来源，也是靠其夫人吴淑媛娘家的帮助和自己写作赚钱维持，组织上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钱。吴夫人的娘家比较富有，常给女儿一些珠宝银元，供周扬作地下工作之用。吴带着儿子随周扬在上海生活，每年他们全家都要回一次老家，从那里得到一点资助。再一个重要来源，就是靠自己翻译介绍外国作家作品，写点文章，来维持生活费用了。
那时，周扬的表弟刘宜生、同族侄子周立波、同学林柏森、同乡赖利贞等人都在上海，他们的生活费用也常靠周扬一家供给。吴夫人心地善良，传统道德观念强，不论对亲友，还是对“左联”的同志，都乐于解囊相助。地下党不断遭到破坏，白色恐怖严重，亲友中有人认为干革命太冒险，力劝他们夫妻一同返回故里，过平安生活。
周扬坚决不同意。那位表弟一气之下，把家里的珠宝全部卷走，想切断他的财源，逼着他撤离上海，脱离革命。但周扬仍然痴心不改。
过了一个星期，这位亲戚只好把珠宝送了回来。他家里“左联”的人来得很多，花销自然大些，经济上常常陷入窘境。有时竟弄到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借钱。他住在四川北路，许多“左联”盟员都住在“法租界”，周扬经常去那里联系工作，回来时连车费也没有了，常常跑到“左联”盟员关露家里向她借钱。
（萧阳文：《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1934年秋，夫人吴淑媛即将分娩，周扬把她和两个儿子一起送回益阳老家。他们有个惯例，分娩必回家。从此一别，天各一方，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吴夫人于1942年病故。周扬同几个儿子相见，并接他们出来上学和工作，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后，已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后来，周扬与苏灵扬结为终身伴侣。关于苏灵扬的身世，以及她同周扬的结合，荣天写道：“三十年代初，她在上海光华、复旦大学都念过书，爱好文学，颇有胆识，一个人单枪匹马办过壁报，写各种文章，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很快就参加了‘左联’。
在活动中，她认识了充满革命激情，在文字、讲话各方面都才华横溢的周扬。两人从相识、相知、钟情到伴侣。据说，当时追求苏灵扬的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她都不屑一顾，而对既是革命者，又似学者、教授的周扬，却情有独钟。从此以后，用苏灵扬自己的话来说，她这位不是作家的‘左联’盟员，为了革命，为了周扬，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再也不搞文学创作了，甚至断绝了个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只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做一些掩护周扬，为周扬做一些出外奔走联络之事。”（荣天：《虽不同生亦当共死》，《百年潮》１９９９年第４期）这对革命伴侣，在以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成为文坛佳话。日本友人池田大作曾赞誉周扬是永远留在记忆中的人，在谈到苏灵扬时，他说：“我想她一定被非神的人捉弄，并经历过悲惨的命运，但她那谨慎、庄重、微笑的表情上，却丝毫看不到饱经风霜的痕迹。在那急风暴雨般的咒骂声中，周先生能够度过草昧时节，我从其背后看到这位身材苗条的夫人的支持。”（日本创作学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人——会见中国文艺界领导人周扬先生》，《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６６２页）
战斗是火热的，爱情是浪漫的，生活是艰险而又快乐的。据谭林通说，周扬是在与苏灵扬结合之后，作为一种纪念，才开始用“周扬”这个名字的。他在谈到那时周扬生活的拮据情况时说：“记得1936年元旦，周扬和苏灵扬的爱女密密出生时，阵痛已经开始，家里没钱进医院，周扬出去跑了一个下午，晚上7点多才回来，总算从郑振铎处借到点钱，才解决了燃眉之急。”谭还说，“苏灵扬坐月子也没有鸡汤可喝牛肉可吃，买不起”，他们每次去看她，都只会带一些饼干。“为此，苏灵扬留下了一个病根，后来一见饼干就恶心，一辈子不爱吃饼干。”（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