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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此后，周扬找文艺界领导同志反复征求了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人帮他进行了彻底的修改，于1958年2月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亲自作了很大的修改。当时在文艺界广泛传达了毛泽东的修改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么两段，一段是在原稿上填写的，下面引文中（ ）中的文字是原稿，（ ）外的文字为毛泽东所加：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
因为他们力争鸣放，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
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两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另一段则完全是毛泽东新加写的：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毛泽东在修改后于2月24日退林默涵：
默涵同志： 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7日退回，并在清样上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署名周扬的这篇文章改题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即于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出版的《文艺报》第5期上发表。
在这之前，《文艺报》第２期上发表了一组《再批判》，其中包括《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在医院中》、《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时代》等几篇文章。重新发表这批文章是毛泽东的意见，按语也几乎由他重新写过，标题也是他删繁就简确定的。经毛泽东改过的按语，确实文采飞扬，其中定性的话有：“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这些文章“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等。这些政治断语，均为毛泽东所加。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7）
《大辩论》对当时文艺界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点了丁玲、陈企霞、冯雪峰、刘绍棠、吴祖光、秦兆阳、刘宾雁、唐因、唐挚等许多人的名，并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文章认为“右派分子”的文学艺术主张和文艺理论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也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或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因此同他们的斗争，就是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章归纳“右派分子”的主要论点是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文章分别就这三点逐条加以驳斥。批驳在许多点上是缺乏根据的。比如“创作自由”，硬说“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不自由。”他们所要求的“创作自由”，“实际上却是要文艺脱离社会主义，脱离当前人民的斗争，脱离党的领导”。实际上在许多“右派分子”那里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与那些更加简单粗暴的批判相比，《大辩论》还算是比较注意说理的，用张光年的话来说可谓“精致的粗暴批判”。比如在暴露黑暗的问题上，文章这样说：“我们的文学作品是应该暴露黑暗的。既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文学就应当既歌颂光明又暴露黑暗，就应当描写光明和黑暗的斗争。文学不应当片面地反映生活。凡是足以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落后的现象，都应当加以批评和揭露。官僚主义就是这种现象之一，就应当揭露和批判。我们的文学作品应当成为和一切消极事物作斗争的武器，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我们是反对无冲突论的。问题是从什么立场和为什么目的去进行揭露和批评。我们的作家应当站在正确的立场明辨是非，真正分清什么是光明面，什么是阴暗面；不要有闻必录甚至幸灾乐祸地去渲染和夸大阴暗面，抹煞光明面，造成读者对生活的曲解和失望。我们的作品应当描写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缺点和错误，当然也可以描写失败和牺牲，但不应当使人看了灰心丧气，而是增添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这些意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可以成立的，有道理的。再如文章对有些作家因为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而感到有压力，觉得“不自由”时这样说：“压力总是不好受的。但我们也要加以分析。不讲道理的、粗暴的批评，对创作是有害的。这种压力应当反对。另一种是正确而恰当的批评，包括领导和群众的意见，某些作家认为这也是压力。但这种‘压力’，我们是不应当反对的。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它不能不受到社会舆论的评判。而无论是赞扬或者指摘都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们需要健全的社会舆论，同时作家也要有不怕批评的勇气。对人民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作家艺术家应当重视别人的意见，欢迎批评。”这些话语心平气和，循循善诱，现在读来也还是颇具说服力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批判“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文章的终极目标乃是期望解放文艺生产力。毛泽东在这一年５月8日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周扬这篇文章，说周扬同志最近的一篇文章我很赞成，尤其是这篇文章的第三部分，解决了很多问题。毛泽东所加写的很长的一段话就在这一部分中，他在那段话中说这场斗争“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并热切期望建成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可谓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文章最后说：“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造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文章号召文艺工作者顽强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中国和世界的一切有益的伟大遗产学习，以在创作上和理论上的高度的勇气，打破成规，大胆创造，敢于革新，创造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这样一些基本精神，这样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当是《大辩论》值得人们永远珍视的精神财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1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8）
《大辩论》是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到文艺界诸多领导同志及其他许许多多同志的集体创作，周扬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不应当视为完全是周扬个人的作品。可以说，《大辩论》是党中央对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理论总结，周扬是这个总结的代言人。他因此在当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再一次强有力地确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无可比拟的权威地位，也因此在30多年后随着“右派分子”的彻底平反而承受了不应完全由他承受的骂名。 周扬在反右斗争中的矛盾复杂的心态 平心而论，在反右派斗争中，就周扬本心而言，他并不愿意事态扩大化，也不赞成简单化。他不愿意看到在他领导下的文艺界出现那么多的右派。一向爱才的他，对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被划为右派，受到打击，对他来说，未必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乐事。
新近出版的《王蒙自传》详细记述了王蒙当年同周扬的一次谈话的情景。王蒙那时是个年仅21岁的青年工作干部，因为写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李希凡的猛烈批判，把他从政治上往敌对的方面打。王蒙不服，写信给周扬，要求面谈。周扬立即复信接谈。王蒙写道：
周扬开宗明义，告诉我小说毛主席看了，他不赞成把小说完全否定，不赞成李希凡的文章，尤其是李的文章谈到北京没有这样的官僚主义的论断。他说毛主席提倡的是两点论，是保护性的批评等等，令我五内俱热。
周扬也和我讨论，他说他和一些老作家老领导也讨论过，是不是人年岁一大就注定了要思想僵化呢？能不能说只有青年才反对官僚主义呢？这些问题的提出令我汗颜，我怎么可能主张只要青年不要领导不要老革命呢。我只是略微解释了一下，我并没有试图把林震当英雄典范来写，在小说中，我要表达的是对林式人物的命运颇感困惑而不是树立榜样。
我的说话大致谦虚适度。我看得出周扬的满意，通过开青年作者会，我也知道一些青年作家是怎样地口出狂言，惹恼领导。
这时周皱着眉头说，有一个表现很不好的青年作家，叫什么呢，他扬言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成绩不如革命前，中国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座谈会前。你对此什么看法？
我完全体味到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与严重性。我知道他说的是刘绍棠。我回答说，谈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全面的材料，更深入的研究，更严肃的立论，而不能随便一说。
我的含蓄的回答使周扬喜形于色。他一再表示对我的态度的赞许，重复我的话，同时嘘寒问暖，关切备至。甚至于说，你怎么这样瘦啊，检查过X光没有？没有肺结核吧？（王蒙：《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第151页，花城出版社） 这是一次亲和的平等的讨论问题式的谈话。周扬对王蒙的关爱和赞赏溢于言表，王蒙对周扬的良好印象铭心刻骨。王蒙在另一处回忆说：“我相信，从那时候起他就决心要一直帮助我了。”
（王蒙：《周扬的目光》，《忆周扬》第411页）
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周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还是想尽量保护一些人。1957年６、７月间，他在文化部和各协负责人会议上说：“划右派要有限制，不能不断地划下去，否则对党不利。”他还特意派人到美协下令力保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著名画家华君武等人过关，结果保了下来；他对人民日报社袁水拍、林淡秋也说过，蓝翎能不划就不划，但最后还是没有保成；对著名翻译家傅雷，他给上海市委打招呼，希望不要把他划为右派，终于未能如愿；他也想保王蒙，但北京市委有关领导同志说，王蒙不划右派，就划不下去了，结果王蒙还是划了右派；等等。当时在###科学处工作的龚育之回忆说，###科学处的会上有些发言尖锐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发表了有分析的总结性意见。“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