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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批评可能有过分和不恰当的地方，但他们的方向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他们反对资产阶级观点，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因此应当给予足够的评价。凡是爱护新生事物，尊重新生力量的人，都应该表示欢迎。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学术批判更健全更有成效地发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和学术批判、学术讨论，既有联系，又有分别。不能把一切学术批判都简单地当成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因为它包括知识性问题和认识问题。要充分开展学术讨论，要提倡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应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辩论。”他还说：“学生是先生教育出来的，第一要感谢先生；第二，先生有不对的地方，要批评先生；第三，批评之后，还要向先生学习。学生不仅要有勇气批评，还要有虚心学习的态度。我们不仅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要掌握文化科学知识，批判才能彻底，被批判的人才能心服。先生要把知识正确地传给学生。学生不恰当的意见，先生有责任加以指出并提出反批评。”
４月17日，周扬从广州刚回到北京，得知《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编委会正在开会，就赶去参加。他在会上说，去年许多教授都被学生批判了，这个批判生气勃勃，是有好处的，学生可爱；有缺点，一是难免，一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更好地帮助指导。学术讨论要尽量少扣帽子，多作学术上平等、自由的讨论，不管地位如何，在学术问题面前一律平等。文学史的规律能不能用一个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来概括，我也没有研究，但我认为不能先定一个公式，然后往上套，而是先研究出结果，再找出规律。去年学生表现了勇气，但勇气需要与虚心相结合。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只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还有一个任务：掌握知识。要向老专家学习知识，他们知识多。先生读100本，学生100人每人读一本来批判不行，还必须也读100本，如果先生读100本，方法不对头，你读100本，方法对头，就超过他了。如果先生读100本，你只读了10本，还是超不过他。青年人在老专家的帮助下攀登科学高峰，同时还要帮助老专家靠近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人还要让他发挥长处，他有材料，比讲了很多话而没有任何新材料的，对我们有好处。要允许较长的时间让老先生接近马克思主义，允许他们用多种方式接近马克思主义。
周扬走南闯北，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在他那些不厌其烦的讲话中，既要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又要着力纠正“大跃进”的偏差；既要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又要大力反对对政治的狭隘理解；既要肯定“教育革命”、“学术批判”的“大方向”的正确性，又要强调充分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提倡青年和学生向他们学习。周扬这些讲话的针对性很强，其侧重点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立”，而不是“破”。不过，不论是哪一方，听了都可以从中得到某种满足，感到心悦诚服，这就是周扬在那个特定时代，面对尖锐的社会问题，以他非凡的口才所起的整合作用。在这里，人们既领略了这位杰出的演说家的高超的讲话技巧，更体味到了他对辩证法的纯熟的运用。 “文化领导者要有建设的思想” 特别值得珍贵的是，在那个什么都大“破”年代，周扬提出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思想。1959年6月，他在全军第二届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有一种最大范围的普及，同时又需要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最高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工作来说，总的说来就是要解决文化建设的问题，首先是我们做文化领导工作的人，要有一个建设的思想，象建设我们国家的经济一样来建设我们国家的文化。”（《周扬文集》第３卷第100页）周扬清楚地知道，我国经济落后，文化更落后，文化的现代化比经济的现代化更难。他说：“虽说我们经济和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就其发展水平来说，我们还是落后的，要摆脱这种落后状态，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我看最后这个‘现代’恐怕最难，建设现代科学文化比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更为艰苦。”（《周扬文集》３卷第69－7０页）他对在文化问题上那种简单粗暴的“破”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气愤。
22 在“大跃进”年代（8）
1959年２月，周扬在河北省、市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说，去年好像专家就不要了，书本也不要了，以致发展到看不起科学家。有一个戏，戏里有一本书，上面写着俄文“科学”二字，把书丢到地上踩。
夏衍看后提了意见，他们说换一个国家的文字吧。换一个国家的文字也不能踩呀！科学怎么能踩呢！科学就是权威，你说电线我不怕，你去碰一下！碰了要死人的。这就是权威，你不承认可以，吃亏的是你自己。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苏联评价很高，世界上这样的体系还没有嘛，我们有人也要“破”，你为什么要“破”它呢？对“科学”不要再往脚下踩了。周扬强调指出：“文化上的赤贫，是谈不上文化建设的。”“要建设高度的文化，就要继承遗产，就一定要以人类以往所创造的文化为基础，一定要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掌握科学的最新成就。”“从中国最古老的、外国最古老的，一直到现在的都拿过来，这样才能建设自己的文化。”（同上，第22页）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要整理，“五四”时代的文化遗产也要清理，否则，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就没有根。“文化遗产包括本国遗产和世界遗产。研究学问就要具备古今中外的知识。作为文化来源的古今中外，‘中’和‘今’应该是主要的，但只有‘今’没有‘古’不行，只有‘中’没有‘外’也不行。”（同上，第14页）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一定要以研究总结当前的问题为主要任务，同时也必须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周扬关于文化建设的这些重要思想，使他同“左”的思想拉开了距离，划开了界限。
在文化建设中，在戏曲、电影、图书、博物乃至建筑等各个方面，他都出过一些好主意。1958年２月，他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上的讲话中希望中国和外国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第一，要有一个中国古籍整理的规划，再搞一个世界名著的翻译介绍的规划；第二，要有几套基本名著丛书；第三，要有几套好的选本；第四，要有一些好的辞书、工具书；第五，要有一支研究古代文化的队伍。周扬是文艺佳花的热情的灌溉者，每当杰作问世，他都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他对1958年前后出现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特别是《红旗谱》，在几次会议上表示称赞，认为写得好。在电影方面，为了完成国庆10周年的献礼片任务，在文化部召开各电影制片厂厂长研究拍摄计划的会议上，周扬提出了“三好”的要求，即内容好（共产主义思想）、风格好（民族形式）、声光好（各项技术的提高）。这个要求，对克服１９５８年电影方面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缺点，创造富有民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献礼片提供了精神指向。1959年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公认为是一座光辉的艺术高峰，许多优秀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和技术上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林家铺子》、《林则徐》、《老兵新传》、《青春之歌》、《风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五朵金花》、《今天我休息》、《战火中的青春》、《回民支队》、《万水千山》等，从编、导、演、摄、美、乐到录制等艺术和技术的总体上，都可以看出电影艺术家把对电影艺术特性的把握与有意识地探求民族特点和中国风格结合起来的努力，不论在反映壮阔的历史画卷，还是表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方面，都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民族风格，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空前繁荣。
1959年春，周扬在剧目要“两条腿走路”，即现代戏和传统戏并举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要创作新编历史剧。周扬是个工作迷，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有空就看书学习，对娱乐、游览没有兴趣。你一定想不到吧？在北京工作了那么多年的他，直到1978年，他才偕夫人首次去长城游览。1959年３月，他携夫人、秘书及随行人员来到海南，专门嘱当地陪同人员为他借来《琼州府志》，他从中挑了记载海瑞事迹的那本，在海南6天，一直带着这本书看，也没有出去玩玩。回到广州，他对广东文教方面的负责人作过几次长谈，对他们说：“海瑞也是广东人，你们为什么不给海瑞写个好戏？海瑞比包公还好，为人刚正不阿，斗争性很强，我们现在就是需要有海瑞这样的人，敢于批评，敢于斗争。海瑞精神，就很有教育意义……
现在就是要写海瑞戏，要搞些历史剧。”（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278页）周扬对海瑞如此看重，对写海瑞戏如此感兴趣，是否与毛泽东有关，不得而知。只知４月２日至５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周扬出席了这次会议，听到了主席的讲话，几天之后，他约见了周信芳，请这位著名京剧艺术家编创海瑞的戏。他对周信芳说，海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敢于斗争，现在大家都不敢讲话，应当编个戏演演。他还将自己从旧书店刚刚买来的《邱海二公合集》、《海刚峰奇案》借给他看。后来，周信芳创作了京剧《海瑞上疏》。新编历史剧的好题材当然不只海瑞一个，还有很多很多。周扬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人员座谈会上提议：搞历史戏，可以把搞老历史戏与新编结合起来，排个队，订个计划，从古到今，这样，许多剧种都可以演。５月初，周扬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再次鼓吹说，艺术创作的路子要多开，可以考虑搞点历史题材，有计划地编写历史题材，从古到今，用新的观点来编。老先生不熟悉现代生活，但是熟悉古代生活，他们可以编写历史剧。一年之后，即1960年5月，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现代题材戏曲汇报演出大会上代表文化部提出，要在“两条腿走路”的基础上，加上新编历史剧的内容，主张“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地整理、改编、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简称“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从此，一个全面完整正确的剧目政策确立了。这一年的９月，周扬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编一点历史戏，使群众多长一些智慧。11月，周扬召开历史剧座谈会，号召历史学家编写历史题材的戏剧，并请吴晗负责编“中国历史剧拟目”。于是，自1959年起日趋活跃的历史剧创作蔚然成风。
1959年11月，在庆祝国庆10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成功举办的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在讲话中称赞说：“在文艺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这是对文艺工作的褒奖，也是对文艺工作最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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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三次文代会（1）
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是一次纠正“左”的错误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议过程中，彭德怀上书，引起毛泽东不满，会议发生了逆转，开展了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样，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再度泛滥，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以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立即召回所有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废除了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59年－1961年我国人民陷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那时，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1960年４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