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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雎氏灾龈撸菡酵臣疲�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
1960年４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纪念会上作了《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报告，《红旗》杂志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编辑部文章。这些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在国际上扯起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大旗。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后来发展为一场大论战，直到两党关系中断，其中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则是对苏共以“老子党”自居，实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和抵制。
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就是在国内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国际上开始“反修”斗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筹备和召开的。
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召开这次文代会的请示报告，表示同意召开，并指示：一、要充分肯定成绩；二、修正主义只点南斯拉夫的名。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三、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刘少奇说：“建国已经11年了，工人阶级文艺队伍应该已经形成了。”
四、参加大会的代表应该照顾到各个方面。周扬等人提出未撤销理事职务的“右派分子”（约20人）是否参加大会。书记处的意见是通知他们参加，有的代表人物仍可选为下届理事。会上，邓小平还谈了“右派分子”著、译出版问题，他说只要不是马列主义的，不是政策的，不是讲思想修养的，其他东西仍可以出版。（参见黎之：《文坛风云录》254－255页）
根据书记处的意见，周扬组织人起草将由他作的大会报告。
他先找了文艺界的一些领导同志邵荃麟、刘白羽、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等，详细讲了他要讲的内容。一、前言部分，这部分他一再强调要加强政治性，不要只局限于文艺。这部分的内容是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反帝反修；二、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四、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五、驳资产阶级人性论；六、遗产的批判和继承，重点放在对１９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点了卢卡契的名；七、结束语。讨论中，与会同志发表了许多好意见，周扬很重视，后来都吸收进报告中。
革命文艺作为最敏感的神经，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总是迅速作出反应。还在1959年12月8日，###就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按周扬原来的想法，本来是根据郑州会议的精神，起草一个纠“左”的文件，纠正“大跃进”中文化工作中的“左”
的倾向的，但在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又立即反起了“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认为修正主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
周扬当时为什么要提出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遗产呢？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要对资产阶级文化有个全面的批判，有个清算，如果不经过清算，社会主义文化就不可能真正地把前代好的文化遗产全部继承下来，越继承就越要批判。他还认为，这个问题与反对修正主义有联系，文艺上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在政治上和哲学观点上的一种反映，根子在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如“人性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等。
23第三次文代会（2）
党中央讲了，国内修正主义不占主导地位。经过几次运动，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已经一个个倒下了。周扬提出批判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挖老根”，矛头对外对古，对保护国内现实生活中有同类思想的人也是有利的。但是，待到这个批判搞起来之后，在一派“反右”、“反修”的政治气氛下，虽然尽力加以控制，但是还是不免又有一些人沦为批判的对象。突出的是两件事，一是对李何林的“艺术即政治”的批判。李何林教授写了《十年来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谈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认为“思想性和政治性是一致的，思想性的高低决定于作品‘反映生活的真实与否’；而‘反映生活真实与否’也就是它的艺术性的高低”。于是被认为是在鼓吹“艺术即政治”的观点，违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引来了一场颇有声势和规模的批判。二是对巴人为代表的“人性论”的批判。1959年３月接替冯雪峰而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巴人（王任叔）著有《文学论稿》，写有《论人情》一文，被认为是宣扬“人性论”的典型而遭到重点批判。王淑明、钱谷融、蒋孔阳、徐懋庸等也在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中遭到挞伐。此外，于黑丁、胡青坡等人著文认为作家在表现人民内部矛盾方面感到有“压力”，有“戒惧之心”，主要原因是文艺界存在着“无冲突论”和“某些教条主义和公式化”，也被视为“错误倾向”
进行了批判。著名戏剧理论家张庚自1956年以来发表了一些探讨戏曲遗产中“人民性”、“忠孝节义”道德观念的文章，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在《戏曲报》上展开了批判。一位青年女作家刘真写了一篇小说《英雄的乐章》，还没有公开发表，也拿出来示众，罪名是反对革命战争，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在国际“反修”，国内“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气氛下，周扬报告的战斗性也越来越强了。不久前他还认为巴人不必批判，后来在他的报告“驳资产阶级人性论”一节中巴人也变成了点名批判的对象。
周扬的报告几经反复修改写成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时在北戴河开会，读后立即给周扬回信：
周扬同志： 文件（指周扬的报告）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旺。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二十五日，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另，有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
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不适当，请删掉。 周扬应约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建议删去“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一节中关于他的诗词的论述。周扬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删除。只是由于时间紧迫，未能悉遵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的其他部分作大的修改，做到毛泽东所希望的那样“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
第三次文代会于1960年７月22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代表2440多人。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致开幕词，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这是一个带有浓厚论战色彩的报告，这是一次具有浓烈的战斗气氛的会议。
报告指出：“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道路。实践证明，这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正确、最宽广、最富于创造性的道路。”报告在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有一段很长的话，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周扬此前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这里不妨引用如下： “在社会主义花园中，难道可以只有一种花吗？牡丹被称为花中之王，但是只放牡丹花，而不许其他的花开放，那么牡丹虽好，不也要使人觉得单调吗？单调的生活和单调的艺术，都是人们所不喜欢的。人民的生活本来是丰富多彩的，反映人民的生活的文学艺术也应该丰富多彩。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人民由于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他们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要求也日益增长，不但要求这些产品有更多的数量，而且要求有更多的品种和更好的质量。由于人们的需要、兴趣和爱好不同，品种是越多越好。只有多样化的艺术才能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需要，才能使各个作家、艺术家的不同的个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政治是十分广阔的领域；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提倡具有高度革命思想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作品。我们提倡文艺作品表现现实斗争的题材，并且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努力去接近和熟悉人民的新生活，投入人民火热的斗争。同时，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甚么题材和采取甚么表现形式。新时代的读者、观众和听众爱读反映同时代人的生活和斗争的火辣辣的作品，也爱看舞台上演出的引人入胜的历史和传说的故事；爱听动人心弦的战斗进行曲，也喜欢优美而健康的抒情音乐和抒情舞蹈。新时代需要有更多壮美的革命历史画、革命风俗画和人物画，但是新风格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在我们的画苑中，难道不应当同样有它们的地位吗？人们在精神生活上需要振奋，也需要愉悦。只要不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规定的六条政治标准，最主要的就是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各种形式、题材和风格的艺术作品都可以得到发展。我们主张通过批评和竞赛的方法，使思想上错误或艺术上低劣的作品逐步淘汰，使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逐步提高起来，文艺上的社会主义竞赛是鼓励艺术风格多样化、发展艺术流派、促进艺术作品质量提高的最好的方法。”（《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第39－40页）报告提出“政治是十分广阔的领域”，“为政治服务的途径和方式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提出“我们的文艺，既要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又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们增长智慧，提高审美能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3第三次文代会（3）
我们的文艺应当使人变得更崇高、更聪明和更优美。审美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上，第69页）；提出“每个作家、艺术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责任心，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和特长来决定选择甚么题材和采取甚么表现形式”来从事艺术创造。所有这些重要论点，都是第一、二次文代会所没有讲过的新话，为即将到来的文艺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理论武器。在对待文学艺术遗产的问题上，报告提出了“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又批判，又学习；批判的时候要注意学习，学习的时候要注意批判。批判的时候，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容易流于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因此必须防止粗暴。学习的时候，容易无批判地模仿和硬搬，因此必须强调批判，强调革新，反对保守，反对对古人和外国人的盲目崇拜。”（同上，第66页）在对待遗产问题上的这些基本观点是相当辩证的。在当时“反右”、“反修”战斗气氛那样炽热的情况下，报告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道路能够作出这样一些冷静的思考和科学的论断是很不容易的。
报告在正确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力图为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一条广阔道路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报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容，“包括放百花和锄毒草”两个方面，“放百花，是人民内部问题”，“锄毒草，是敌我问题”。“正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同上，第40、41、39页）这样一来，就又为文艺家们戴上了“紧箍咒”，那些一时难以判定是香花还是毒草或者虽然不是香花但也不是毒草的作品，就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毒草而横遭批判了。这样，报告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许多正确的主张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实现，就成为必然的了。
报告说“人性论”是修正主义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认为没有抽象的共同的人性，也没有抽象的共同的人道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人性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不是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总是具有一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的，在“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里”，“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