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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草’，教条主义认为就是‘钓鱼’和‘锄草’，这有什么区别？还不是都把它当作了‘钓鱼’和‘锄草’的政策。”。 最好的txt下载网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4）
（《周扬文集》第4卷第22页）周扬作自我批评说，过去我们也常讲“双百”方针，但实际上贯彻得很差，理论和实际没有统一起来。
他同陆定一等###领导同志交换意见，都觉得过去是号召多，缺乏具体措施，“双百”方针的执行没有保证。周扬说，多年来文艺界进行了很多批判，有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也有些批判过火，有些批判是错误的。这方面，我们是有责任的，有些事情同我们直接有关，有些事情同我们提得不全面有关。（同上，第39页） 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
周扬在谈到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时说，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肯定的，但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确实存在着狭隘、片面的了解，把它简单地了解为直接反映和配合一个时期、一个地方的中心任务，即政治任务和生产任务；以文艺解释和宣传某一个具体的政策，而没有认识到，文艺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领域是很广泛的。他明确提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就是“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同上，第36页）他明确提出文艺为全民服务的论点，说：“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就是为劳动人民、为工农兵服务，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同上，第47页）不仅服务对象比延安时期广泛了，而且服务范围也更广阔了，那时是为抗日服务，现在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关于文艺为全民服务的论点，“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论点，在这次讲话一个多月之前，即1961年6月22日，他在同日本作家的谈话中也讲过。他说：“为劳动人民服务，就是为全民服务，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反映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
“文艺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规律和特点。”（《周扬文集》第3卷第365页）文艺为全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重要思想的产生，是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和收获，周扬以此作为我国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作为我国文艺的总任务和总目的，既包括了为政治服务，又比孤立地提为政治服务更全面、更科学；它既反映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文艺的要求，又符合文艺的规律，可以说集中表现了党对文艺政策的重要调整。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也由于不论是周扬本人，还是其他人，当时对问题的认识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晰和透彻，因此，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没有能够在文件中得到体现，###部务会议在讨论《十条》时，年轻的副部长许立群曾提出过“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不妥当。主持会议的周扬说，现在不提这个口号影响太大，还是沿用过去的提法为好。“文以载道”嘛。
（黎之：《文坛风云录》第291页）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会上，才废止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随后又鲜明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并沿袭至今。这是后话。
周扬在谈到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时说，文艺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美感作用这三者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而且文艺的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是通过美感作用来达到的。周扬纵论中国历史上道学家对于文以载道的错误理解，说我们有些党员把政治讲得很抽象，有些像道学家。他说，从文以载道发展到文以代道，也就是只要政治不要文采。儒家思想到了宋代，经过周、程、朱得到了最后一次巩固和发展。周敦颐认为文以载道，文是船，道在船中。好像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简单的工具，文与道不是有机的统一。二程发展到朱熹，越来越厉害，有人问朱熹，文是否害道？
他的回答是：“文工则害道。”后来发展到根本否定文，说“文是玩物丧志”。可见中国的封建道学家们把文贬得很低根本否定文。周扬不无幽默地说：“我们有些党员也象这些圣人，道越讲越空。把追求艺术技巧批评为单纯技术观点、资产阶级思想，实际上也是说文是玩物丧志。提倡只红不专，学校里只讲道，只讲主题思想，不讲艺术方法，不就有点象宋儒吗？要讲道，但道与文要统一，马克思主义之道要与文相结合。否则，一定会导致政治代替艺术，政治即艺术的倾向。”（《周扬文集》第4卷第55页） 周扬在这次会上还谈到了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问题。他说：“立场正确，为人民服务，有利于作家艺术家更深刻地；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反过来说，如果作家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否也可以真实地反映生活呢？如果他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创作方法正确，应该承认也有这个可能。一定要承认有这个可能。还要看到，创作一部好的作品，不只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作家还必须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卓越的才能，熟练的技巧。只讲世界观，不讲经验、才能和技巧，是错误的。同时，累积生活的经验，锻炼艺术技巧，也会使作家的世界观更丰富。否则，世界观是空的。”（同上，第58－59页）他认为，有时经验、才能、技巧对创作也能起“决定的作用”。所以要鼓励在这方面突出的人。过去把一切归于世界观，是把世界观庸俗化了。他多次强调，艺术需要生活、经验、技巧、才能，过去一讲这个，就被说成是资产阶级观点，好像创作不再需要才能、技巧和经验。（同上，第109页） 8月，周扬又来到天津，河北省会所在地，这个当时作家最多的省份，同大家交换关于文艺工作的意见，修改《文艺十条》。 txt小说上传分享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5）
在这次座谈会上，当他听说省里不许不久前曾被批判过的小说《英雄的乐章》的作者刘真参加时，他特地派他的秘书用自己的车子把这位女作家接到会上。他知道刘真是个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1954年写过小说《春大姐》、《我和小荣》，还拍了电影故事片。
他在一次全国创作会议上曾表扬过，刘真后来写了《英雄的乐章》，遭到批判。刘真回忆说：“在一次领导人的小会上，他让受批判的人和主要作家们都坐在一起。周扬的批评是严厉的，他很激动地说：‘人家没有发表的稿件你们拿出去公开批判，这是不道德的。’接着他说了一段后来成为他的罪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弄不好比资产阶级专政还厉害，人家受不了还可以跑，你跑到哪里去呀！’我们做领导的应该对每一个同志负责任，多爱护。等等，他讲得很多，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感动得放声大哭，又哭又诉苦，很像是小孩子见到了亲娘。散会时，周扬又当着全体领导人的面说：‘刘真，吃了午饭，我再听你谈谈，有话你尽管说。”（刘真：《他的名字叫没法说……》，《忆周扬》第393页）这次会以后，刘真又可以写了，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也不知不觉地不算数了。酝酿讨论修改《文艺十条》的过程，同时也是按照文件精神改进文艺工作的过程。周扬要求各地这样做，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周扬在这次座谈会及这前后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领导的责任就是贯彻“双百”方针，调动文艺家的积极性。他说：“各级领导的责任，主要是在本单位贯彻‘双百’方针。把本单位的党内外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后检查工作时，要看各单位出现了多少人才。艺术院校培养不出大家都知道的优秀人才，不能算是有成绩，别的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打五十分。”他主张领导还是宽厚一点好，放手一点，不要管得太具体。无论是从政治上领导，还是从业务上领导，“了解”
都要很细致，“管”得不要太细，现在是“了解”得太粗，“管”得太细。当然，领导同志的一些具体的意见也可以提，作为作家的朋友来商讨，供作家参考，但不要作为领导，居高临下去发命令，瞎指挥。（《周扬文集》第4卷第114、118页）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周扬在谈到创作与欣赏的关系时说，“艺术要留有余地”是艺术规律之一，也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他说，观众的欣赏过程，也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应该给观众留有想象和回味的余地，观众可以用想象来补充作家没有讲出来的东西。所谓作品要“有味”，就是不要把话说尽，要把观众引到规定的思想情景中去，让观众去想。现在的艺术往往是直线的、外露的，很浅，不能启发人，不能让人感到有余味。唐代诗人刘禹锡给人写的诗序说，写诗要能够“片言而明百义，坐驰而驭万景”。对我们的作品也可以开个玩笑，就是“百言不能明片义”。艺术创造和欣赏的关系是交流的关系，创作了还不算完成任务，人家看了才算完成了任务。既然要交流，就要让观众动脑筋，动感情，想一想，不要把观众当成傻瓜，耳提面命，一遍两遍地打通思想。这不是表现了作品的政治性强，而是表现了对观众的不尊重，不相信观众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欣赏力。（《周扬文集》第3卷第396页，第4卷第57页）
周扬对题材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物质供应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丰富越好。横扫千军，拼命地扫，路上扫得光光的，不是我们的目的，开花结果才是我们的目的。因此要贯彻“百花齐放”，要多样化。所谓多样，就是作家个性的多样。没有个性，就没有多样性。多样性与创造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多样化，才能发挥创造性，只有多样了，才有利于发挥创造。周扬是从文艺的特点和规律来对看待题材问题的。他认为“写中心”的要求之所以不对，就因为它“势必限制文艺的题材范围，影响艺术创作的多方面发展，引导艺术创作不从生活出发，而从政治概念、政策条文出发，把文艺的路子搞得很窄，作品的质量很低。”他极力主张，不要限制和缩小文学题材的范围，而是应该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让作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才能，写自己熟悉的、有兴趣的、有把握的东西。现代题材、历史题材都可以写。不要用现代题材压历史题材。对于什么叫做现代题材，周扬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主张，认为还是从“五四”时代算起比较好。他说：“我把现代题材延伸到‘五四’，也是用心良苦。”（《周扬文集》第3卷第394页）的确如此。。 最好的txt下载网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6）
他的良苦用心，就是为了把现代题材的领域拓得更宽一些，把文艺创作的路子开得更广阔一些，让作家的思想更放开放活一些，而不是仅仅限于写开国以后。1962年2月，他在同北京部分老剧作家的谈话中特别讲到可以写写历史上的几个著名的皇帝。他说，就我个人的感觉看，话剧中的历史题材还是太少，有的方面还未顾及到，比如描写帝王就几乎没有，我以为这不应当是个禁区。过去对康熙的看法，就有一些片面性。康熙、雍正、乾隆的确有点本事，有些作为。现在话剧写皇帝只写过武则天，此外皇帝只有反面形象，正面形象没有出现过。唐明皇、赵匡胤在戏曲中也不是正面形象。
（《周扬文集》第4卷第117页）周扬的这个意见在当时可谓大胆之言。今天，人们可以放心放手地去写皇帝，那时是不行的。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中，“白脸曹操”变成“红脸曹操”，为曹操翻案，当时有些人还有点不大好接受呢！在周扬看来，题材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窄，反映了思想的片面性。解决这个问题，不简单。
丰富的历史经验，深刻的理论修养，使周扬认识到“政治上求同，艺术上存异”是做好文艺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1961年6月，他在与日本作家的那次谈话中回顾与总结我党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经验时说：“艺术上和理论上的分歧采取互相讨论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有利、比较合适。不要因为艺术见解、理论和世界观的不同，就把能够站在我们方面的人推到敌人方面去。”
“艺术观点的不同也要具体分析。一种情况是资产阶级艺术观点与无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分歧。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为什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