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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的争论问题，有一些是不同的世界观甚至不同的政治观点的反映，应当通过自由讨论逐步求得澄清。也有一些并不属于世界观范畴、更不属于政治观点的问题，就更应当允许自由争论，并允许个人保留自己的意见。
其余几条是：加强艺术实践，保证创作时间；重视培养人才；注意创作的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都是一些属于组织领导和制度措施方面的问题，虽然都是一些实际问题，但都与上述理论问题相关。贯穿这几条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尊重艺术规律，贯彻“双百”方针。如在保证创作时间问题上，针对当时文艺家参加社会活动、基层工作、体力劳动较多，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创作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措施。
在人才问题上，提出要选拔有突出才能的人，有天才的人予以深造，反对在培养使用人才方面的平均主义。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提出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民主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反对个别领导人随意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对于艺术性质的问题，更应当采取自由讨论和互相商量的方式去解决，不要采取行政命令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
24文艺十条》——《文艺八条》（9）
可以看出，《文艺十条》体现了周扬的许多重要思想。当然，这也是周恩来、陈毅几次讲话中所阐明的精神，是党中央的调整政策在文艺领域的具体化。《十条》克服“左”的倾向，反对简单、粗暴，总结历史经验，调整文艺政策，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理论原则，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因此，它受到文艺界的热烈欢迎。
当时就有人说这是个“纲领性文件”，有的说是“座右铭”，有的说要“把它刻成碑”，树立在制片厂的大门口。
同年9月，《十条》经过历时3年的酝酿，终于初步定稿。周扬很高兴。当时，他同林默涵同住弓弦胡同，深夜搞完文件，两人步行回家，在路上，他对林默涵说：“这是文艺方面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就可以管上十年八年了。”为此，他还特意请参加定稿的几位负责人到著名的四川饭店吃了顿饭。
陆定一主持中央文教小组开会对《十条》进行讨论。他在会上讲了一些意见，提出要加上肯定历次批判运动，肯定文艺工作的成就。他还说有人认为“写中心……”没有什么不好，还说他不喜欢“潜移默化”，“教育作用”就是“教育作用”。他主张改短点，不要那么多的议论。由###秘书长童大林等对《十条》进行修改，10条并为8条，周扬看过后提了些意见，经林默涵、张光年等人斟酌润色，1962年3月广州会议后，在周恩来督促下，周扬批发，以文化部、文联党组的名义而不是###的名义报送中央，同年4月中央批转全国遵照执行。周扬在批发时对工作人员说，再加上一句：“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这是在批判《武训传》以后他多次讲过的一个重要思想，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讲过，但是不知何故，《十条》中没有把这个提法写进去，《八条》经周扬提示后也没有加上。
纠正多年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的“左”的思想，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调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自然不小。人们不能不存在种种顾忌，在修改过程中难免反反复复进进退退。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这样说：
这个条例从讨论初稿到定稿发出，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拿1962年4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的《八条》1961年8月1日下发征求意见的《十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当时顾忌不少，某些规定在修改过程中有所后退。
关于制定文艺工作条例的目的，《十条》指出是为了“创作更多的好作品，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优美的艺术形式，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劳动热情和革命热情，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这本来是基本正确的。可是在《八条》中，却改成是“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更有效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这样一改，政治性明显地增强了，而调整文艺政策的目的却不那么鲜明了。
《十条》的第一条，本来是“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这是文艺界一直感到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其中尖锐批评了混淆政治与文艺界限、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并明确提出：我们“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可是在《八条》中，这些内容都被删掉了，换成了概括的正面论述，并把这一条与第二条“鼓励题材和风格的更多样化”合并为一条，题目改作“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改，好处是“双百”方针突出了，但对“左”的错误的批评及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关系的内容被冲淡了。
《十条》的第六条为“加强文艺评论”，其中详细地规定了如何“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八条》的第四条“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中，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了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强调“凡是违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容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的作品和论文，就是毒草，必须给以严格的批评和驳斥”。这一改，强调的重点显然不同了。
《十条》的第九条原为“加强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八条》把这一条改为第七条“加强团结，继续改造”，把原来的内容压缩成了第一点，又增加了关于加强思想改造和深入群众体验生活这两点。这一改，重点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变为继续加强改造了。
如果把《八条》中新增加的内容单独抽出来看，当然没有什么错，但当时是在调整政策，删掉或压缩了原文中的许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正确内容，而增加的多是历来所强调的政治性很强的内容。这些修改，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顾虑和政策调整的局限。（该书第1004－1006页） 薄一波的这些看法和意见是中肯的。尽管如此，《十条》中的许多重要思想还是基本上保留下来了，它在文艺政策调整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的地位应当充分肯定。
《八条》下发不久，恰逢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这篇社论是与《八条》同时产生的又一思想成果，几经修改，最后经周扬口授大意写成。社论指出当前情况不同于二十年前，已经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令人瞩目地提出：“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从而提出文艺的任务既要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又要满足人民文化生活上的广泛需要。由于群众需要的多样性，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必然要求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在组织上强调凡是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应团结起来。思想上和世界观上的矛盾和斗争，应该通过互相帮助、互相讨论、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逐步求得解决。
在创作方法上，文艺家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条件去掌握和运用，不强求一律。文艺部门的党的领导要发扬民主，尊重艺术规律，贯彻“双百”方针，为文艺创造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生动活泼和繁荣昌盛的局面而创造条件。这篇社论同《八条》同样具有政策指导意义。这件事，后来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周扬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来篡改毛泽东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周扬想让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崇高愿望竟成了他的一大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