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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要克服，但不能自倒旗帜。
为此，“文委”多次与鲁迅商量。承担这一使命的是“左联”
的宣传部长、书记徐懋庸。据徐回忆，他为此事到鲁迅那里跑过四趟。第一次是受周扬之命去听取鲁迅的意见，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他认为应当保留“左联”，作为统一战线的核心，因为没有了这个核心，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过去。
徐回来在“左联”常委会上作了汇报，在场的胡乔木听后作了长篇发言。胡乔木的才干颇为与之结识不久的周扬所赏识，周扬给他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文总”书记陈处泰被捕后即任命他为“文总”书记。胡乔木讲的主要意思是说，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接着，徐懋庸再次与鲁迅商量，鲁迅听了徐讲的胡乔木的意见后，表示同意解散“左联”，但坚持必须发表宣言，讲清楚“左联”解散是为了在新形势下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而不是自行溃散。周扬听了徐带回的鲁迅的意见，起初说这意见很好，等“文总”讨论一下再说。讨论的结果是左翼文化团体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宣言，太轰动了，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有“文总”发一个总的宣言。徐将这一决定又向鲁迅作了报告，鲁迅表示“那也好”。然而又过了不几天，周扬又说，“文总”也不发宣言了，理由是此时正在筹备文化界救国会，不久将成立，如果“文总”发表宣言解散，而救国会成立，就会被人把救国会看做是“文总”的替身，这对救国会不利。当徐第四次登门向鲁迅转达此意时，鲁迅气得一言不发。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意见未能进行充分的考量和研究，鲁迅的想法没有得到“文委”的理解和尊重。鲁迅对于周扬等人早就持不信任态度，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他们这样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鲁迅看来，简直就是对他的耍弄，因此，对他们就更加不满、气愤以至憎恶了。数月之后冯雪峰来到上海，鲁迅一见冯的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对周扬等人的愤慨溢于言表。紧接着，由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口号的提出，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展开，左翼文坛内部的矛盾便以异常激烈的形式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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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两个口号的论争（1）
“国防文学”口号的提出 早在这两个口号提出之前，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发展，1932年在文坛上就出现过各种服务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学口号，如“革命战争的文学”（瞿秋白：《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文学》1932年3月），“民族革命文学”（茅盾：《“五四”
与民族革命文学》；《文艺新闻》，1932年5月2日），“革命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1934年，周扬介绍了苏联的“国防文学”，并认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今天”，“国防文学”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企：《国防文学》，《大晚报·火炬》，1934年10月27日）。所有这些口号，反映了革命作家抗日并以文艺进行配合的共同愿望，只是在当时尚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1935年底，周扬等“文委”同志在看到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刊登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刊登的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后，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在考虑解散“左联”开始筹组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同时，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动的中心口号。从1935年12月起，许多左翼作家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和精神实质，并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国防文学”实际上已成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国防文学”的口号提出不久，徐行出来反对了。他先后发表了《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章，抹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的提倡者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
鲁迅对“国防文学”的主张，开始也持反对和排斥的态度。
这只要看看冯雪峰当年到上海后他同冯的谈话就一清二楚了。
冯雪峰是1936年4月25日左右，受党中央的派遣，从陕北瓦窑堡来到上海的。周恩来、张闻天给他的任务是：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先作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四个任务中，前两个是主要的。
张闻天还特别嘱咐冯雪峰说：“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些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党组织。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你同鲁迅熟识。”冯到上海后第二天就住进了鲁迅家里，在那里住了约两个多星期。
师生相会，旧友重逢，鲁迅向冯雪峰倾诉了自己的忧愤之情。
冯雪峰在建国之初回忆说：“据我了解，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当初他确实不大明了，并且曾经怀疑过的。”“我到上海后，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相，可以说他是明了了；但我觉得，他还有一些怀疑。”他曾当着冯的面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欢迎的了。”“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55、157—158页）
冯雪峰后来在“文革”中写的材料也反映了当时鲁迅对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不大理解，以及对“国防文学”主张和周扬的态度。他说：“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同敌人和形形式式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鲁迅说过，照他看来，周扬等人只是空谈，唱高调，发命令，不对敌人认真作战，并且还扼杀不同伙的人的革命力量。鲁迅说过，照他看来，这些人大抵都是借‘革命’以营私的青年，是革命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周扬他们以‘革命’大旗做虎皮，自命‘指导家’，故作激烈，吓唬别人，打击不同意见者；他们只长于‘内战’。分裂战线，对敌人却心平气和，并且有意‘取悦’于敌人，同敌人及其叭儿狗们反而常常联成一起，——他认为，他们同那些造谣污蔑的小报是有联系的。”“他说：‘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6 两个口号的论争（2）
口号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79第3期）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气愤和憎恶，根本否定“国防文学”的主张是显然的了。
周扬等人当然是极愿争取鲁迅支持“国防文学”的主张，领导他们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的，无奈鲁迅采取不予合作的态度，使他们感到非常棘手。还在冯雪峰来到上海之前，即这一年的4月初，周扬曾特意找茅盾谈过一次话，讲了他们的苦衷。后来茅盾这样回忆说：“到四月初，沙汀来找我，说周扬有要事和我面谈，于是我与周扬在沙汀的家中见了面。周扬向我谈了‘左联’解散后文艺界筹组统一战线组织的情形，表示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但是，他说，鲁迅不愿加入这个新组织，使他们十分为难，因为鲁迅是文艺界的一面旗帜，理所当然应该领导这个新组织。而且，由于鲁迅不肯加入，也使得一大批作家对这个新组织表示冷淡，这就使他们的工作遇到很大困难。接着周扬谈到了社会上的各种流言和小报上登的一些‘消息’，譬如说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等等。这都是谣言，是敌人造的谣。他说他对鲁迅一向是尊敬的，没有恶意，过去有人化名骂鲁迅，他并不知情；还有一些是误会，或者有人故意歪曲事实，挑拨离间。总之周扬说了很多他左右为难的话，希望我能从中调解。”茅盾知道，鲁迅怀疑周扬等人因他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利用小报攻击他“破坏统一战线”，是“托派”等等，互相之间的隔阂实在是太深了。面对这样难解的结，他也感到为难。他表示：“调解工作我实在做不了，不是我不愿调解，而是我没法调解。”（茅盾：《“左联”
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
在鲁迅身边工作的胡风，在1934年一度曾任“左联”常委和宣传部长，是“左联”同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他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因为有人反映说胡风同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便不再受到“左联”的信用。在对敌斗争的环境里，保持高度戒备，乃是合乎情理之事，问题在于对胡风的怀疑缺乏充分的证据。当“文委”书记阳翰笙和“文委”成员周扬、夏衍、田汉登门向鲁迅汇报工作，田汉谈到胡风的这一疑点时，鲁迅鉴于他对胡风的了解，坚决不信，反而对怀疑胡风的人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在这之后，茅盾又从另外的渠道得知胡风为南京方面做事并领取津贴，向鲁迅报告，鲁迅也不以为意，并因此对茅盾也有些疏远。鲁迅对胡风的深信不疑，自有他的道理。
周扬与胡风之间在两个口号论争之前，在文艺问题上就曾经有过一次论争。1936年初，周扬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典型与个性》，集中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观，并且因他的批评，引发了胡风在这个问题上同他的争论。论争的焦点是对于典型形象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或共性与个性）以及典型化过程的理解。在争论中他们各有自己的独到深刻之处。胡风将特殊性理解为典型形象相对于所代表的阶层以外的人群而言的，周扬修订为特殊性就是个性，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当比胡风的说法更正确。关于典型化过程，周扬理解为抽出最富性格的东西体现在一个最富有独特性的人物身上，胡风又加上“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自然比起周扬过于理性化的概括更切合创作实际。他们对于典型理解的正确方面，把左翼文坛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未超出。但他们之间的隔阂也许因此又加了一层，两人周围各有一批人，文坛上于是出现了“周扬派”与“胡风派”的说法。
接着，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胡风对此采取反对的态度，并在下面散布说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态度如何如何。
茅盾对“国防文学”的口号基本上持支持的态度，胡风的这种做法使他对文艺界的团结感到非常担心。他说：“当时我所考虑的还不只是这个口号本身的是非，而是这个口号可能引起的进步文艺界内部分歧的进一步加剧。因为以胡风为代表的一些人已经在非难‘国防文学’了，而且还散布鲁迅对‘国防文学’如何如何。我与胡风只有泛泛之交，而且是由于鲁迅的关系。我对胡风没有好感，觉得他的作风、人品不使人佩服。在当时左翼文艺界的纠纷中，他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而是相反。他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鲁迅对某些事物真相的判断，因为他向鲁迅介绍的情况常常是带着浓烈的意气和成见的。”（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两个口号的论争（3）
冯雪峰在离开上海赴苏区前，同周扬关系也不太好，对周扬就不大信任。冯这次回到上海住到鲁迅家里，当下就了解到鲁迅对周扬及“国防文学”的态度。第二天，他在那里又见到了胡风，听了胡风对文艺界情况的介绍，特别是对“国防文学”持反对意见。
冯觉得“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便和胡风商议，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并立即去楼上同鲁迅商量，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