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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觉得“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没有阶级立场，便和胡风商议，拟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左翼作家的创作口号，并立即去楼上同鲁迅商量，得到鲁迅的赞同。胡风自告奋勇去写文章，把这个口号打出去。事情的决定匆忙而又草率。如果说冯雪峰在这个问题上有点疏忽和失误的话，那就是他事先没有能够找提出“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等人了解一下提出这个口号的背景，也没有来得及能够充分了解一下宣传这一新的主张的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社会效果如何。那时冯雪峰也很年轻，他来到上海一直没有找周扬，不论从他当时所担负的紧迫任务说，还是从个人关系好恶而言，自有他不找的道理和原因。周扬等人在极其危难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并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极其渴望见到中央派来的人，也合情合理。一个多月之后，当周扬他们从各种渠道打听得知中央派来的要员是冯雪峰，并且最终得以见面时，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所谓“胡风派”和“周扬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因为两个口号之争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了。
冯雪峰在上面提到的《经过》一文中说：“胡风回去之后，文章还没有发表之前，文艺界已经引起关于新口号的纷纷议论。因为胡风回去后，他自己和他周围的人已经把新口号宣传出去了。有的说是陕北来人某某提出了新口号；有的说，胡风提出了新口号是经过陕北来人批准的；也有的说，胡风提出的口号是经过鲁迅的，不一而足。”一句话：是有来头的。
可见，在起初，在“胡风派”看来，至少在胡风看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作为“国防文学”的对立物，作为对前者的否定而提出来的。 论争骤然爆发 1936年6月1日，胡风的文章《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在《文学丛报》第3期发表了。周扬等地下党内搞文艺工作的同志看了非常恼火。一是提出这一口号的既不是左翼文坛公认的领袖鲁迅，也不是党的别的领导人，而是胡风，一个被怀疑为敌人做事又对党隐瞒的人，一个和周扬早已相当对立的人；二是胡风在这篇文章中，既没有讲这个新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好像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又避而不提已经风靡一时的“国防文学”这个口号，而对新口号的内容及何以提出新口号的理由又没有讲清楚，给人以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的感觉。
周扬等人觉得，自他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以来，很受社会欢迎，已经获得广泛的共识，胡风现在另外提出一个口号，就分散了力量。
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周扬他们筹组的“中国文艺家协会”经过4个月的酝酿终于决定在6月7日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周扬他们经过多方争取，鲁迅最终还是拒绝加入这个协会，同时胡风正在筹组另外一个叫“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的组织。现在，胡风突然发表这样的东西，这不是存心捣乱，破坏联合吗？
于是，两个口号的论争便骤然爆发了。《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人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由茅盾起草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人随后也发表由冯雪峰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经过茅盾、冯雪峰从中协商，双方都同意在各自的宣言中不写进自己的口号，周扬、夏衍还主动提出他们不在文艺家协会的宣言上列名。当然也有人在两个宣言上都签了名，茅盾就是一个。左翼文坛一时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茅盾被讥为是“脚踩两只船”。两个口号的争论以上海为中心，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据对300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文章竟达480篇之多。 。 想看书来
6 两个口号的论争（4）
对胡风的文章立即作出反应的是“左联”书记、非共产党员作家徐懋庸。他著文说：“实际上，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一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片言只语也不曾提起，犹如他虽然说了‘团结一切……’之类的话，却绝对不提‘统一战线’这已经普遍应用的口号一样。胡风先生是注意口号，自己提出着口号的人，那么为什么对于已有的号召同一运动的口号，不予批评，甚至只字不提呢？‘国防文学’的口号，在胡风先生看来，是不是正确的呢？倘若是正确的，为什么胡风先生要另提新口号呢？倘若胡风先生以为确有另提新口号之必要，那么定然因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有点缺点，胡风先生就应该予以批评。不予以批评而另提关于同一运动的新口号，这在胡风先生，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文艺运动的路线呢？”（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载《光明》1936年6月10日创刊号）
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载《文学界》1936年6月5日创刊号）一文，主要是针对徐行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诘难进行了批评。
文章分析了在抗日的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指出“国防文###动是一个文学上的民族统一战线的运动，为这运动的广大的开展，对于象徐行先生那样的‘左’的观点，有时时加以纠正和指摘的必要。”他主张：“国防文###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在胡风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写下了《现阶段的文学》（载《光明》第1卷2期，1936年6月25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徐行先生的‘胡言’，‘梦呓’，不去说它，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形势的估计不够。……他抹杀了目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文章强调指出：“凡是站在民族的和真正人民观点上的文学在现在都有它充分的积极意义。宗派的自满对于我们是毫无因缘的。
我们要承认革命文学之外的广大的中间文学还拥有着大多数读者这个事实。所以要完成文学上抗敌救亡的任务，我们不但要创造自己最尖锐的革命作品，同时也要联合那些在思想和艺术上原和我们有着不小距离，但由于一种民族共同的利害而和我们日益接近，愿和我们站在一起来反对我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作家，和他们取得密切的合作，通过他们的媒介，把民族革命的影响扩大到革命文学还没有侵入的读者层中去。”“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周扬在这里进一步着重阐述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认为胡风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
一字不提，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这篇文章说，“‘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样，批评的对象当然就不只是胡风了，对“国防文学”
持反对态度的鲁迅把它当做是对自己批评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国防文学”的提出，固然有利于组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不赞成这个口号就是反对统一战线。此外，周扬在这两篇文章中还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要求一切站在民族抗日战线上的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文艺作品，这就把政治和文艺混为一谈了。对此持有异议，就更不能看做是对“国防文学”，甚至对统一战线的否定和反对了。
6 两个口号的论争（5）
茅盾对胡风这篇文章的反应是“看了胡风的文章大吃一惊”。
“胡风这篇文章的口气，好象这个口号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既没有提到鲁迅，也没有说明这个新口号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
给人的感觉是，胡风要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来代替‘国防文学’口号。”他认为；“胡风这人脑子里从来没有左翼文艺界团结的问题”，胡风把两个口号对立起来，这样做，“是存心要把分岐扩大”。因鲁迅正在病中，他便立即找冯雪峰商量，采取补救措施，挽回胡风这篇文章造成的不良影响。茅盾建议以鲁迅的名义写一篇文章。
冯雪峰表示赞成。他看到，在5～6月间，诬蔑鲁迅“反对统一战线”的流言蜚语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盛起来，甚至把鲁迅同托派相提并论。他通过有关同志要求周扬等人不要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的话。同时，他也感到胡风的态度和活动也很妨碍团结，要他不要再就口号问题写文章。冯这时还认识到，在文学上贯彻无产阶级的立场，可以通过正确解释“国防文学”来达到，两个口号可以同时并用。他和重病在床的鲁迅商量，发表一个谈话之类的东西，正面表示鲁迅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态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释义，也不排斥“国防文学”口号。正在这时，鲁迅收到一封化名“陈仲山”的托派分子写给他的信。现在知道，“陈仲山”即陈其昌，时任中国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大概是看了胡风的文章，又看一些小报的造谣，就以为鲁迅是反对党的统一战线的，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了，所以就写了这封信给鲁迅进行挑拨离间。鲁迅气得发抖。对冯雪峰的建议，鲁迅立即表示同意，并让冯去处理。这便是以“笔录”形式发表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1日《文学丛报》第4期、《现实文学》第1期）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动》（《现实文学》1936年7月1日第1期、7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2期）。 鲁迅为化解纷争抱病为文 关于鲁迅的这两篇文章，胡风回忆说，鲁迅当时正在重病中，无力坐起，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冯雪峰约胡风一道拿着稿子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没说什么，“只简单地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胡风：《鲁迅先生》，载《新文学史料》199３年第１期）
鲁迅在答信中明白表示自己是共产党的同志，明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托派的挑拨离间给予了有力的驳斥。他旗帜鲜明地宣告：“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全集》第6卷第474、473页）鲁迅的表态非常重要，只是怀疑陈仲山拿日本人的钱办报欠当。据靳树鹏的调查，答信激怒了陈其昌，因为他深知，他们没有经济来源，是大家节衣缩食，在狭小的过街楼中办报刊的。于是，他又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鲁迅“散布了谣言，说日本人给我们的钱，出版我们的报刊。”（靳树鹏：《〈鲁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陈独秀研究》第２辑，安徽大学出版社，第268－269页）有些人甚至把“陈先生”误以为就是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就被怀疑为“汉奸”了。陈其昌1942年被日寇逮捕，严刑拷打，没有供出任何人，最后慷慨捐躯。历史已经证明，陈仲山、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既不是汉奸，也不是国民党特务。这是题外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