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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新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李莎也忙于工作。有时她上班走了，李立三还没有回家；有时他回来刚躺下要歇息一会儿，也不好打扰他。所以，他们常常同住一个家却都见不上面。孩子们也常常见不到爸爸。为了使李立三这辆“坦克车”不断地为人民向前跑，李莎每天晚上要给他安排第二天的早餐和洗熨好更换的衣服，帮助孩子们学习。忙得真是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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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一身肩负六项要职（2）
1949年安定下来后，她先后将母亲从莫斯科、婆婆从湖南接到了北京，使她们的晚年生活有人照应。岳母同他们是从共患难中过来的，李立三对她很孝敬；李莎对婆婆也十分孝顺。李莎和女儿也乐意同她们在一起。这样，既解除了李莎和李立三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可以放心地干工作，妈妈和婆母在这里也生活得很安乐。他们一家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忧无虑，和和美美地生活过。李莎的母亲去世后，遵照她的遗愿，将她的尸骨安葬在她女儿的第二故乡——中国，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她一定会安息的。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互相尊重各自的生活习惯。讲话的时候，或是讲俄语，或是讲汉语，各随其便；吃饭或是中餐，或是西餐，也是各取所需；上下班分手、见面时或拥抱、接吻或握手作揖，各尊其习惯。一家人生活得和和睦睦，平静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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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莎参加筹办北京外国语学院
李莎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北京俄语学院创办时的参加者。
到哈尔滨后，李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地救护训练。刻苦学习打针、换药、包扎，学习抢救伤员的知识和技能。她的学习和工作得到东北局机关单位领导的表扬。这段时间，李莎还参与俄文编译小组的工作，担任俄文《毛泽东选集》的校审，以及许多中央文献的俄文翻译工作。1947年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组织安排她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的俄语教学生涯。
两年后，1949年４月，李莎带着大女儿英男和在哈尔滨出生的二女儿雅兰随李立三迁移到北京，当年秋天参加筹办北京俄语学院的工作。
摆脱国家的贫穷、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广大中国人的愿望。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妻子，李莎也毫不例外。然而她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却是越南秘密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也是越南有史以来首批学俄语的学生。上世纪50年代越南仍是法属殖民地，很多人会说法语。曾学习执教过法语的李莎，自然成了他们的老师。现在的越南外交部长等许多领导人都曾是她的学生。
转眼两年多过去，李莎默默送走了越南留学生后，很长时间里主要是负责北外俄语青年教师和全国俄语进修老师的培训。她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中国的俄语教育和翻译事业上，为中国培养了数不清的俄语人才。可以说，全国俄语教学、翻译方面的骨干、学术带头人、全国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听过李莎的讲课。
李莎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课堂上，她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认真教学和辅导；在办公室里，她认真批改学生作业，找来后进学生“单兵教练”，耐心辅导；在家里，她伏案备课，精益求精……为新中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俄语人才，分布在中央和地方的外事、外贸、科研和教学岗位上，说是桃李满天下，一点也不夸张。
一个和谐的国际家庭
李莎和李立三的家庭，是一个国际组合的家庭。
李立三，中国人，李莎，俄罗斯人，他们是这个家庭的第一代。
李英男，李莎和李立三的大女儿，原配刘和忠是中国人，英年早逝，英男又与俄罗斯知名教授付拉季米尔·阿格诺索夫结婚；李雅兰，李莎和李立三的小女儿，先和中国著名诗人、第一代“朦胧诗歌”创始人郭路生结婚，因感情不合离异，后又与俄罗斯籍（中俄混血儿）瓦列利·张·鲁登科（父亲是李立三的老战友张报）结婚，这是第二代。
刘铉，李英男的小儿子，与乌克兰姑娘莲娜结婚，这是第三代。
这个家庭，有这样几个特点：
讲多种语言。李莎、李立三同说汉语、俄语、法语。汉语是李立三的母语，俄语是李莎的母语。李立三在苏联生活、工作15年，李莎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共同的生活，使他们精通汉语和俄语。李立三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学过法语，会讲法语；李莎于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毕业。英男、雅兰生活在这个家庭，汉语、俄语是她们共同的母语。同时，她们还在中学学英语，在家里自学法语和西班牙语。英男很崇拜古巴的格瓦拉，在她的床头上挂着格瓦拉的画像，因而她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学西班牙语。这个国际家庭，可以用多种语言交流，走遍全球，用不着找别人翻译。
教育世家。李莎是外国语大学教授。李立三的大儿子李人纪是黑龙江大学教授，二儿子李人俊是大连海军学院讲师，李英男后来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的教授，李雅兰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讲师。如果再往上追踪的话，李立三在莫斯科时曾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兼职副教授。李立三的父亲也是个教书先生。因此，可以说这个家庭是个地地道道的教育世家。
中苏友好的使者。李莎和李立三为中苏友好做了大量工作。在苏联，在中国，李莎和李立三共同翻译了中、苏两国许多重要文献和经典的文学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莎和李立三合作翻译了列宁著的《国家和革命》、《论合作制》，西蒙诺夫的《考验》、《在辽远的东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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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子女成长（1）
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相夫教子”是一位“贤妻良母”的主要职责。李莎在做好本职工作、为李立三当好后勤的同时，又费心地帮助李立三教育子女。
李立三共有六个孩子，分别出生在醴陵、武汉、香港、上海、莫斯科、哈尔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劳碌奔波的一生。最先出生的四个孩子，都是从小就离开父亲，有的送回老家，有的寄养在别人家里，不但互不相识，而且互不相知。直到建国前后，才陆续回到他们身边。
李立三和李莎对孩子们的教育原则是：政治思想上关心，首先教育他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生活上很照顾，但不许特殊，使他们同广大青少年一样，在平等的环境中成长，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两个最大的是儿子，一个是李人纪，一个是李人俊，他们一到革命阵营中，李立三就反复强调，你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做人要光明磊落，在组织和同志们面前不讲假话，一定要把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向组织详细交代清楚。这是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步，这一步走不好，今后一辈子都将站不稳脚跟。并且举出很多事例，说明在革命队伍里讲假话是要垮台的道理。他还用自己一生的言行，为孩子做出了榜样。
比如，当人纪、人俊最初和他们夫妇见面的时候，他就问孩子：“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们则说，听到过一点，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把他所犯的“立三路线”的错误讲了一遍后，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就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过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
为了让孩子们能在思想上健康成长，李立三除了经常讲解自己犯过的“立三路线”错误外，很少讲自己对革命的贡献。由于安源离李立三的老家不远，不少乡亲来京时，常给孩子们讲当年曾经目睹李立三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中出生入死的情况，把他说成是敢于打抱不平的英雄，甚至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老同志来家里串门，也向孩子们介绍李立三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如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发动的几次大的斗争，五卅运动中筹划工商学界的联合大示威，北伐战争中带领工人纠察队收回武汉英租界等等。所以，孩子们和他在一起时，总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但不管是故意问也好，或闲谈时偶然涉及也好，他总是笑着把话岔开。谈起过去的斗争，也总是夸赞那些牺牲了的同志。
记得有一次人俊提到李立三年轻时跑到程潜的护国军去当兵时写的一首诗：“浩气横牛斗，如焚痛国仇。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孩子们很敬佩爸爸的这种行动，也很欣赏这首诗。但他听了以后，只是笑了笑说：“我都记不大清了，那时的确想救中国，但是应该怎样闹革命，是不知道的，后来到了法国，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待孩子们渐渐懂事以后，便问李莎，爸爸为什么对自己，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只讲“走麦城”呢？李莎说，这就是你们的父亲李立三！
在生活上，他们对孩子十分关心，尽量给他们创造学习的机会。送两个儿子到外国语学校读书；送两个女儿去大连学习；送两个小女儿到苏联大使馆学校读书。但是，生活上决不许他们搞特殊。1949年春，送人俊到外国语学校学习的时候，李立三就曾经对他说：“你从小就离开了我，这是革命年代里不得已的事。现在全国胜利了，我送你去上学，算是弥补父亲培养子女的责任。今后就要靠你自己好好学习和工作，为人民立功，不要有任何特殊的想法。共产党不比国民党，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世袭制。这并不是像反动派所污蔑的那样，‘共产党六亲不认’，我如果不认亲属，就不会叫你到我这里来。但是我如果让你显得比别人不同，那就会害了你。”
教育子女成长（2）
李立三经常强调要孩子们以普通学生的面貌生活在群众中，不要有任何特殊。当时全国都是过供给制的生活，孩子们在学校，除了享受规定的一份津贴费用外，他们从不另寄钱和衣物，李立三经常说：“当年我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做工，学费、生活费都靠自己想办法解决。现在你们一切都有组织负责，就应该完全满足了。”
两个最小的女儿英男和雅兰，生活在他们身边，条件好一些。但从入小学开始就坐公交车上学。雅兰七岁时，大人也只将她送到公交车站，然后自己乘车去学校。当她们年纪稍大一点后，李莎就常对她们讲：“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比老百姓好得多，党对我们已经照顾得够周到了，除此以外，我们不应该再有什么要求了。”1965年，李立三、李莎夫妇鼓励英男去参加学校组织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并要她争取去艰苦的边远地区。当她从山区写信回来，谈到在那里睡土炕，吃窝窝头，和社员们一起劳动的时候，李立三非常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没上这一课，就不能真正算大学毕业。”
孩子们有一个叔父，是李立三唯一的亲兄弟，在家乡教小学。解放初期，他因为收入少，子女多，生活有困难，跑到北京来找李立三，说养不活家，要另找工作。李立三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不是这么个找法，要群众拥护，组织挑选，况且教书也是很好的工作。至于生活困难，这不光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只能替你出这么个主意，你回去好好工作，把工农子弟教好，饭不够吃，你就吃粥，但是，千万不要装阔。如果你吃了三个月粥，而且照样努力工作，党和群众不来帮你解决困难，那就是怪事。我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现在过的是供给制，党只负责我的生活，要我再照顾你，我不能伸这个手，党里也没有这个制度。”就这样，李立三和李莎给了叔父一些平时积攒下的钱，就把他劝说回去了，以后叔父就一直安心留在家乡，老老实实地工作，没有再来找李立三。
平时有些乡亲，特别是长辈来了信，李立三就要孩子们写封回信，但只用他们的名义，李立三自己从不署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