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的偏差。他的内心却是跟他故乡的水一样，是异常的灵动深情。“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大的关系。”
“照我思索，能认识人。”一本《湘行散记》与一次凤凰之行，终于让我设身处地知道了沈从文文字的节奏是从何而来——他文字的节奏，就是长河流水的节奏，舒缓、和悦、流转。再也没有比这更“若合一契”的天人呼应了。而正如水流的方向总是逝者如斯，湘西的人情实际上也是颓败日远，哪里还有翠翠这样的自然之女？哪里还有天保与傩送的谦让无私？当年沈从文重回故里后，看到的多半是带着墨镜玩摩登的青年。所以，他的湘西，是人文意义上的人性审美，与陶源明的桃花源一样，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心理补偿。或者说，他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希冀：关于淳朴民风的消失与重建。
于是，夭夭，三三，翠翠，柏子，这些水边吊脚楼里的多情女人，一个个俊逸灵动地跳脱而出。水手，船夫，戴瓜皮帽的朋友，爱惜鼻子的朋友，骂野话的，睡婊子的，当官的，统统是可爱的，存善去恶的，粗鄙与雅俗，都是天性里浑然天成的一部分，都来得淳朴合理。这就是沈从文带领我们去认识的人性。看《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煞是妩媚流动，纯乎是一种“水含珠川媚”的阅读感受。他写水手的对话，十分地逼真生动，乡野粗话，流动直白。他写的女人，长腿白脸大*，跟观音似的美丽。而他写的人情，是富有流韵的，宛如桃花流水。没见过比他笔下更多情的带着湿润气息的女人。
我说，水边的故事，总有许多“*”在其中的。又比如秦淮河边的*韵事。同行的老C说，那又不是。秦淮水边多的是达人书生与艳伎之间的金粉韵事，而湘西水边的故事是乡里野夫与女人的，要自然得多。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这个边城的气韵，又是可以颐养几个不凡之人的文气与墨韵的。迂回的回龙阁边上，是一座青山绿水重叠包围的“夺翠楼”，里边的主人便是画家黄永玉。在我看来，同样是描绘故乡的记忆，黄永玉的笔墨与胸怀，要比陈逸飞的双桥记忆晚清格调之类的油画来得天真自然。坐在边客酒吧的天台上，看山是山，水是水，回龙阁下有一种回肠荡气的余韵，我居然难免矫情地在翠色水印处，眼里心间，浮现出傍晚里坐在水边发呆、默想着少女情怀的翠翠。避开人群喧哗，凤凰这座边城，确实是流荡着一种沈从文气质的，只要你贴近它，慢慢呼吸。
。。
鲁迅与四个女性（1）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鲁迅是个禁欲主义者。他把自己默守成一棵仙人球，肉身苦涩，紧紧收拢；满身长刺，攻击人生。引用弗洛伊德创作论来说，“力比多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原驱动力。鲁迅的苦闷，粗略地说是源自社会苦闷与个人苦闷。我在揣想，如果没有朱安与那桩增添无限苦恼的旧式婚姻，如果许广平早20年在鲁迅生涯中出场，鲁迅的人生底色是不是要温暖许多，他的“刀笔吏”生涯会不会少去许多桀骜？但丁在《神曲》中唱：伟大的女性，将引领着我上升……
一、鲁迅与朱安
1906年，鲁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亲催归完婚的电报。鲁迅回说，让姑娘另嫁他人为好。母亲电报的内容改为：母病速归。孝子鲁迅匆匆回国，等待他的当然是一场婚礼。这位生性开朗、喜读小说的母亲鲁瑞，一生与鲁迅情感极好，唯独在儿子婚姻这件事上，做了她应该做又万不该做的强迫。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骜不驯的青年鲁迅，被装了一条假辫子，头戴礼帽，身着礼袍，一套新郎行头，木然迎亲。新娘朱安的脚怯生生从轿帘中伸出来，中等大小，半天悬空，急欲着地。而绣花鞋终于不慎掉地，鞋头塞有一大团棉花。她旧式女人的小脚露馅了。
揭开盖头，鲁迅看到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凸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当夜，鲁迅坐了一宿，彻夜未眠。此后几天皆在母亲房中看书、入睡。4天后，鲁迅便借口“不能荒废学业”，与二弟周作人启程回日本，一走3年。传统婚制把他请进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当成“母亲送给我的一份礼物，我自当好好供养。但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从此，两人分别陷身婚姻的坟墓，一人在里头，一人在外头，只有荒原与冷雨，两人都吞噬了无尽的苦涩。
1909年8月，鲁迅回国。1910年7月，回绍兴，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虽身在绍兴，鲁迅却以公务缠身为由，回家次数寥寥，实则有意回避朱安。彼时鲁迅刚刚30岁，当为一个男人的猛虎之年。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时时“囚发蓝衫”，抽烟买醉，貌若其《酒楼上》伶仃溺饮的回乡青年，陷于苦闷的人生、灰暗的命运。他在写给好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荒落殆尽……又翻类书，荟集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话中可见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鲁迅对待女人的态度——女人如醇酒，可解万古愁，欲求之，却禁之。他如同一个苦行僧，承担着存在与禁欲的绝望，而把“力比多”转移到整理故纸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灯黄卷，后编成《古小说钩沉》。而朱安在周家年复一年独守空房，无望地等待又等待，身体与青春一起枯萎埋没，一直到心如枯灯，命若苦瓜。
1912年，鲁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转北平*任职。前几年，他住在“S”会馆的“补树书屋”里，据《呐喊自序》说，“那里吊死过一个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可见际遇寂寥。鲁迅在漫长的沉寂中潜入历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寻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钱玄同等人来找他，他终于呼啸而出，为新文艺呐喊助威，写出《狂人日记》等篇章。 txt小说上传分享
鲁迅与四个女性（2）
1919年11月，鲁迅用卖掉绍兴老屋的钱，购置了北京八道湾的一座三进式四合院。作为周家长子，鲁迅有大家庭理想。他把母亲与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儿童游戏的后院。这时，鲁迅与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经维持了13年。鲁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难以言表。
鲁迅继续坚决地抵制着朱安。据郁达夫说，此时正当壮年的鲁迅为压抑*，特意穿单裤睡硬板床。鲁迅自己也有这样的说法：一个人如果不得已过单身生活，不合常态，生理变化不免导致心理变化，变得偏执，变得世事无味，人物可憎。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割席，愤而出走，搬到砖塔胡同。搬家之前，鲁迅问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湾我不能住，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这些事我可以做……”言语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鲁迅借债重新购置了西三条胡同21号，即“我的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之居所。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日常见面，形同陌路，日日无话。饭间对话，也无非问菜味咸淡如何，答应者或点头，或曰“是”与“不是”。朱安为鲁迅做了棉裤，鲁迅弃之不穿，后来周母叫孙伏园劝说，他依然不穿——鲁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条胯下之棉裤！母亲问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摇摇头回答：和她谈不来，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自作聪明。鲁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告诉她，日本有一种点心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点心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她怎能吃到？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与朱安同住的俞芳问她以后怎么办？朱安激动又失望地说：“过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又打了一个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又说：“看来我这辈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这时，朱安真如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鲁迅有了海婴后，朱安面露喜色，为自己“无后之错”略微感到解脱。还想着，自己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庚饭，送寒衣，阎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
1944年，唐彛热宋４媛逞敢盼铮白璩鍪勐逞覆厥椋奖逼蕉毫簟Ｓ陕逞秆巫吓迮阃グ莘弥彀病４耸钡闹彀玻咽前追⒉圆裕忠滤荩钇犊唷Ｖ彀步蛔〕遄爬慈怂担骸澳忝亲苁撬德逞敢盼铮４妫４妫∥乙彩锹逞敢盼铮忝且驳帽４姹４嫖已剑 �
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声呐喊，犹如杜鹃滴滴啼血。她曾经是鲁迅的礼物，最后，她成为鲁迅的遗物，而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妻子。呜呼悲哉！虽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品，但朱安无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与痛苦。其一种冷遇与痛苦，直接来自鲁迅。鲁迅虽曾说自己也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但他后来有许广平与周海婴；而朱安做了一辈子无怨无尤的家仆，坐了一辈子无夫无子的冷宫。终其一生，鲁迅对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在一生受囿于旧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个。
鲁迅与四个女性（3）
（附：这时期，鲁迅写作《呐喊》、《野草》，有满腔的忧愤与苦闷，希望与绝望。此间，他写及的女性形象多为很有生物爆发力的，并且语感紧绷，姿态压抑肃然。）
二、鲁迅与羽太信子
学者孙郁说：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从八道湾迁至西三条胡同，是鲁迅大家庭理想的破灭，从此，他与多年相敬相亲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鲁迅与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鲁迅对二弟的照顾与启蒙，真真切切地“长兄如父”。周母曾说：“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爱，曾经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兄弟永不分家。”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但大致上，直接导因是因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两人此段时间里的日记都语焉不详。周作人事后撕去两页日记，对个中原委，周作人说：“不辩解。”“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须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多年来，有众多学者或好事者纷纷揣测鲁迅与羽太之间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饶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当年鲁迅与周作人留学日本寄住“伍舍”时，羽太是他们的使女。据说，此女出身贫寒却性喜奢侈。1909年，周作人与她结婚，1911年，携妻归国。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肤丰美，略有几分姿色。又据说，患有歇斯底里症与臆想症。癔病发作时，如谵如呓。
在鲁迅好友许寿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忆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为信子持家挥霍，又不满鲁迅的“家长”地位，而“启孟（周作人）真昏”，听信妇人谗言。当年鲁迅在*的薪金每月300元，还有讲课、稿费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辍笔耕，两人的收入比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时时拮据，月月亏空。鲁迅整日劳顿，出门坐的是黄包车。而作人与信子一家，出入动辄轿车，奴仆成群，极尽奢华。鲁迅曾感叹，自己黄包车运来的，怎敌得轿车运走的？
鲁迅从八道湾搬出后，昏迷高烧数月。直到1936年临终前，给母亲的遗书中还在说：他是被八道湾驱逐的，死不瞑目。而周母说：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过错，大先生没有亏待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