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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4）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5）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他是水，也是火。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沈从文的白玫瑰与红玫瑰（6）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的。（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参阅书目：
沈从文，《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 《无从驯服的斑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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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鸿与碧微
看完《我与悲鸿——蒋碧微*》，正是夜雨滴答的凌晨两点。心里平添一些唏嘘感慨。大师生前取名“悲鸿”，再回头联系他的生平悲戚，细看他的眉宇，他身上是有一种大寂寥的。 读完这个*，理了一下自己的思绪，我想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个女性，她的独立与附丽，各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过于独立，至于决绝，对人对己，都是一种强势的伤害。比如中晚年时期的张爱玲，她的决绝姿势，是打着苍凉桀骜手势的，一个人背世面壁多年，最后，她成了一个灭绝师太，在家中孤独地死去，几天内无人知晓。而一个女性，如若只一味地附丽社会、附丽男人，她又势必生长成一棵无力的攀缘植物，藤缠树，非但没有了自己，也总有情感倾倒的一天。而蒋碧微，属于前一种女性。在她的*里，她的强势压倒了徐悲鸿。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男人，无论他是高贵或平庸，在不同女人那里，他是有截然不同的版本的。女人实在是感性、感情至极的动物，她们评判一个男人的终极标准，怕是总离不开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是“爱”还是“恨”。爱则男人成圣人，恨则男人成薄幸。显然，蒋碧微是责恨徐悲鸿的，这种淡漠与恨意一直到她流落台湾晚年提笔回忆时，还充斥在往事的字里行间。如果去看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