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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九十年-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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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摸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那年,有一次我去找二姐,准备晚上一起看演出,碰上柯仲平同志去看我二姐。柯仲平是诗人,那时在陕北搞民众剧团,发展秦腔,还当过我们延安平剧院副院长。我们一起吃完饭后,二姐不想去看戏了。柯仲平却还想去。他为人热情,说:“我和鲁妹一道去哦。”二姐管我叫“六妹”,他便也叫我“六妹”,但他是南方口音,把“六妹”说成“鲁妹”。路上,他跟我提起,二姐了不起,他很佩服。他说,前些天梁漱溟到延安时,去看望我二姐,被二姐严厉批评了一通,说他“你对不起炳文,对不起共产党。”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8)
民国初年,我二姐和梁漱溟都在报馆里,跟孙炳文一起办《民国报》。他们都是京津同盟会会员,孙炳文对他们很好。大家投身革命,一起奔*共和。梁漱溟用了一辈子的名字“漱溟”,就是我二姐夫孙炳文那时候给他起的笔名。后来社会变迁巨大,梁漱溟潜心佛学、儒学,搞乡村建设,渐自走向思想独立,孙炳文则与朱德、周恩来一起成为*重要干部。蒋介石清党时,把孙炳文抓住杀害了。二姐与梁漱溟,已经多年不见。1946年梁漱溟为国共和谈的事情,到延安劝和时,去看望了我二姐。他那次去延安,急着想出和谈成果,就主张让一让,不打仗,受一个政府领导。当时那种条件下,这使人觉得他是想让共产党放下武器,让出地盘。虽然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这样的。
  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 。。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我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维世说,妈妈前几天还问三姨、三姨夫和他们每个孩子的情况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两年多没有名世音讯,二姐心里可能明白,这孩子回不来了。她在她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但她不愿去证实,因此从不跟人打听。
  现在,胜利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祭拜母亲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孝养老父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姐妹团圆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孩子同享天伦了,她却离去了!她放下能尽情享受的家人之爱,离开这一切,自己去找名世了!看她放心不下的名世去了!
  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
  那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报道:“【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按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我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是我二姐的老友。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0)
那时,重庆那边也有报纸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一直在重庆生活的我大姐、大姐夫,和他们抚养长大的、我二姐的小女儿黄粤生,从报纸上知道我二姐不在了。
  后来,周恩来同志给二姐题了墓碑:
  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我二姐逝世周年特刊上,发表了她一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午夜》。二姐会作旧体诗,在延安时是林伯渠组织的“怀安诗社”成员。后来也写新诗。1948年8月,她随队伍转移到冀中一带时,感觉到胜利已经来临。她思念亡夫,挂念孩子,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写下了这首新体诗:
  午   夜
  午夜滹沱河的流水,
  更清晰地发出响声,
  一会儿又吹起了大风,
  风声水声,汇成巨音,
  使人不能安寝。
  这些自然的音响,
  很可能触动不幸人们的心情,
  我却默默地躺着,
  心里也还冷静。
  我不去回忆儿父的惨死,
  也不去回忆夫妇偎依
  儿女绕膝的情景,
  更不去想象战场上幼子的吉凶……
  一心盼望着天明!
  残酷的法西斯,
  万恶的敌人,
  它的残暴,
  它的横行,
  使母亲们鬓上增加了多少白发,
  额上添加了多少皱纹!
  现在已是黎明时分,
  正经历着残酷的斗争,
  多少英勇青年,
  前仆后继壮烈牺牲!
  我认识的朋友中,
  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
  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
  真理正义止住了
  母亲们疼痛的心,
  我们更奋勇前进!
  我明白了:
  这伟大神圣的解放战争,
  是为了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永生!
  我明白了:
  少数人的死,
  是为了多数人的生;
  少数人的苦难,
  是为了多数人的安宁!
  我更明白了:
  不彻底消灭法西斯,
  就不能生存,
  就永远没有光明!
  为了消灭封建流毒
  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
  为了彻底打碎殖民地的枷锁,
  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
  为了儿孙后代的安宁,
  为了全世界人类永远的太平,
  我们毫不犹豫地
  鼓舞着自己孩子们:
  抛开亲人,
  离别家庭,
  英勇奔赴神圣的
  人民解放战争!
  滹沱河的水
  继续发着响声,
  它是在奏胜利的赞美曲,
  在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一九四八。八。三。夜于滹沱河畔
  大众的幸福,儿孙的安宁,人类的太平,二姐诗中表达的这些理想,是所有人的共同理想。那期《人民日报》周年特刊上,还有维世写的《献给革命的母亲》一文。同时,刊登了董必武老人写的《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这样几首诗:
  一
  五十年来变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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