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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边境，在距离海洋几百英尺的游乐园废墟中，在一个新纪元到来，整个美国梦都变得脆弱的时候，创造出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被这些孩子所吸引的原因之一，我想是因为他们活得很真实，”2005年广泛上映的关于这群孩子的第二部影片《狗镇议员》（Lords of Dogtown）的导演凯瑟琳·哈德威克评论说，“他们滑着滑板，牛仔裤破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们只能买得起一条。他们不是坐在那儿看电视，他们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喜欢它，并认为它充满活力……你不能不被他们吸引，因为他们随着自己的本性在生活。”
当然，所有这一切也说明了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年轻的滑板运动者已非常彻底地融入市场营销的形象中，从手机服务到各种软饮料，并在最近几年大规模地涌现到市场上。现在，有天分的年轻选手都会给设备制造商发出“赞助我”的视频，希望能“入流”（意思是他们是自由的，可以作为品牌、产品）。有一名叫做希列格·西尔吉格（Skyler Siljeg）的滑板运动员在10岁时就已经“入流”，并且拥有20个赞助商，其中包括：琼斯苏打水（在希列格·西尔吉格还只有5岁时，琼斯苏打水的名称就被印在他的头盔上）和Black Flys太阳镜，还有各种设备制造商和服装制造商，比如Quiksilver。一家名为“商标网络”的营销研究公司（专门从事青年文化营销咨询）是那些企图通过一项从成千上万种例子中挑选出2 005个进行“消费者研究”，来解码滑板运动者，以及“对青少年的总体影响”，为此它给每一个在滑板运动相关或者“与之生活方式相关”的品牌经理提供1 250美元。
滑板运动者是某一特定类别中真正的个体。在一本名为《英雄和反叛者》（The Hero and the Outlaw）的书中，玛格丽特·马克和卡罗尔·S·皮尔森两位学者，提出了经由对12个心理原型进行研究后得到的理论（是从荣格和其他人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这种理论的解析为那些公司品牌经理们提供了某种蓝图，可以帮助他们理解并创造出一种文化意义，从而有利于其产品的推广。其中有一些原型可以适用于滑板运动员：探险者（能够参与某个旅程并发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英雄（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以便为社会作出贡献），以及反叛者。反叛者好像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书中研究的心理原型都是远离社会，生发于“隐秘幽暗的”地方。马克和皮尔森写道：“虽然探险者还停留在社会的边缘，他们也只是想要自由。相比之下，反叛者实际上是想要扰乱事情，冲击人民，酝酿一场革命，要逃离某些东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3）
相当酷，对不对？但重要的是要看看马克和皮尔森对那些心理原型的另外一番勾画：“反叛者通常会感到无助，他们努力寻求权力，即便是在仅有的冲击或挑衅他人的能力中寻求权力。”无助？通常当我们想到我们的个人主义叛逆英雄时，“无助”并不是他们的同义词。但是，再想想那些叛逆的“西风少年”：来自城市中的受压迫地区，处于越南战争、种族骚乱、水门事件、经济滞胀、油价冲击的时期，这是一个容易让人感到束手无策的时代。20世纪70年代常常让今天的我们想到不健康的迪斯科和更加糟糕的发型，但它同时也是“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s）找到了观众的时代，他们一起回应着简单的怒吼：没有前途。“当美国正趋衰落时，”一名原“西风”成员后来说：“我们在冲浪。”当然，人们也可以在一个中产阶级聚居地的郊区感到束手无策……正如坦普尔顿和他来自破碎家庭的朋友们那样。
叛逆的真正吸引力不仅仅在于个人主义：自力更生能够打败这种无助。另外，因为担当着真实生活的典范，滑板运动者们被描绘成从空白中创造出什么的人……并且这样做的同时，并没有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脚踏滑板的叛逆者体现了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加入就是超越
当然，以上只是现代生活基本不安的一半。另一半是想要成为某种更大的团体中的一分子。对滑板叛逆者的大多数讨论并没有着重于这一方面，这似乎是对个人主义的追求，但它的确存在，而且至关重要。
当营销人员谈论着现代消费者彰显个性的愿望时，他们其实在奉承和迎合我们，并且使我们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知道个性的相反面是：顺从。这是可怕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像20世纪50年代斯隆·威尔逊（Sloan Wilson）的着名小说中那个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或者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顺从者，就像威廉·怀特（William Whyte）在他同一时期的小说《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所表述的那种被社会压制了个性的人一样。
正在进行的抵抗灰色法兰绒文化现象中比较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实际的社会问题，它早就消失了。正如作家埃伦·霍特（Alan Ehrenhalt）指出的，组织人“将开始的错当成了结束的”，也证明了什么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民族凝聚力的最后行为”。事实上，怀特所描述的从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50年代这几十年来全社会的“团结”，这其后跟随着几十年的不团结。在2000年有影响力的书籍《独自玩保龄球》（Bowling Alone）中，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社会资本”的明显减少。他是这么定义“社会资本”的：“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和互惠的规范，以及从中产生的信任度。”他认为有用的社会资本网络，如民间团体和其他形式的传统团体，是生活在20世纪的美国人的中心……从教师…家长协会，到以打扑克为主形成的邻里关系……已逐渐萎缩并消失。就在《独自玩保龄球》的第一页，某服务组织的全国会员主任简洁地总结了这一切，“现在的孩子们，”他指出，“根本不参加社交活动。”
与此同时，崇拜个体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直到今天。虽然每个时代的情况略有不同，但是那种实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着社会团体的东西……像终身雇用、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等……正在悄悄地消失。我们现在知道可以期待的变化不只是工作，还有职业，而且可以变化很多次。我们大多数人即使想要成为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人，也无法找到一种方法来达成。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4）
这使我们又回到埃德·坦普尔顿。在我2005年第一次采访他后不久，我去了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兰治县艺术馆，去看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和摄影作品。通往那里的道路非常干净、整洁，表明这是环境得到治理的郊区。当我进入博物馆时，很难错过和这种让人舒心的整洁极不协调的，巨大的、对抗性的壁画，它是为流行文化作宣传的传奇街头艺术家谢·费尔雷（Shepard Fairey）的那种风格。当时是晚上8点30分左右，庞大的停车场几乎被停满了车。当时正是名为“输得漂亮的人”的展览的开幕舞会，博物馆的大厅里挤满了人。
“输得漂亮的人”是拒绝迎合主流商业的一个杰出典范。画廊前面展出了一些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中坚乐队黑旗（Black Flag）的专辑封面；玻璃柜中展示着几十本手工制作的专业爱好者杂志。画廊的后部，100个滑板被排列成行，一直达到914米高处的天花板，上面的装饰不仅出自艺术家（如费尔雷）之手，而且还出自几位成立非法滑板公司的“局外的亚文化”的成员之手，从Zoo York 到Toy Machine。5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在其中展示，其中很多作品大多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头几年，那是有创造力的一代人，就像目录上所写，其主要影响已经遍布“滑板、涂鸦、街头时尚和独立音乐”。
显然，这并不是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平庸之辈的聚会。另一方面，它肯定是一个聚会。你可以称之为亚文化，或仅仅是一个场景。或许，你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团体。因为这里反映了个人主义的刻板印象所误解的滑板运动的一面：它不仅是个人运动，也是可以很多人一起从事的一项运动。即使是叛逆的“西风人”也是从一个集体的身份中获得了无穷力量的。
埃德·坦普尔顿并没有通过和公司或团体签约来提高其社会交际面。但是他确实成了比自己更大的一个群体中的一员。“总之那些不良少年是唯一接纳我的群体，”他回忆道，“他们都是弃儿，并且都玩滑板。他们有自己的滑板，他们是唯一会跟我说‘嘿！你好吗’的人。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我是个毫无背景的不良少年。”
有些个体因为感觉在主流文化中被边缘化，于是就融入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被公众接受的视觉化的符号而走到一起。滑板文化并不是这些个体与世界完全孤立的产物。这种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视觉识别符号。在1979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书《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中，作者迪克·赫布迪格（Dick Hebdige）解构了朋克族、摩德（Mod）族、泰迪男孩和其他一些边缘群体。赫布迪格称他们为“引人注目的亚文化”，而且他的意见适用于任何随后被研究的群体，从哥特族到街舞男孩再到暴女。赫布迪格写道：沟通“显着性差异”，以及得到群体认同，“是所有引人注目的亚文化风格背后的重点”。
坦普尔顿继续说：“我开始玩滑板，说到底是为了能够拯救自己。如果我没有发现这项运动并走出去和这些伙伴在一起玩，我还能够设想自己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吗？所以，我非常怀念那个时候，让我遇见了滑板这项运动，找到一群对滑板入迷的少年，这一切拯救了我。”在内心深处，他们都是相同的。因此，埃德·坦普尔顿看见了那些滑板少年，他做了自从“西风少年”时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孩子都会做的事情……加入他们。。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稻草人（5）
噢，老年人，放马过来吧！
赫布迪格所关注和分析的大多数团体，以及他们发展到现在的后裔群体，涵盖了过去和现在的年轻人。事实上，青少年文化最近几乎不再处于被主流文化边缘化的位置……现在一般的美国流行文化，尤其是广告宣传业，都非常热衷于青少年文化。但是，无论是否有市场研究公司参与求证，人们始终在寻找办法，解决这种介于个体意志和群体身份的不安。
例如，红帽协会以引人注目的鲜艳服装和丰富的集体行为而闻名，而且它的成员都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妇女。这种亚文化的动机是挑战社会对老年妇女的习惯看法。“这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你要从舞台上下来，在后台的某个地方安静地坐着’。”这个协会的创始人，被称为“王太后”的60岁的苏·爱伦·库珀（Sue Ellen Cooper），这样告诉我。“哦，不，当我觉得自己可以那样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和朋克青年对社会竖中指不完全一样，但有拒绝附和主流价值的因素……有点对所指定的社会角色说“放马过来吧！”的意思。
该协会成立于1998年，已在7年内从全球成功吸纳了约85万名会员，还经营着3 000平方英尺的零售商店，获得了26种商品的经营许可权，并通过百货商店和专卖店以及它的网站卖出成百上千种产品，其中包括至少30个品种的红色帽子。库珀告诉我，这都不是她当初所预期的。故事是这样的，1997年，她心血来潮，在亚利桑那州图森的旧货店，买了一顶红色的软呢帽。后来她看到了一首珍妮·约瑟夫（Jenny Joseph）的诗，名为《警告》（Warning），这首诗写的是一位戴着红色帽子、穿着紫色衣服的老妇人。她把红帽子给了朋友作为生日礼物，并且在一个茶馆组织了聚会，让参加的人都戴上红帽子，穿上紫衣服。随后*便慢慢增多，少数的几样商品引出了更多的分会，从而导致更多的媒体关注和更多的分会……事实上，有35 000个。
这些妇女聚在一起时，基本上都非常“休闲”。弗雷德·科恩（Fred Cohen）的电影制作公司曾经为红帽协会摄制过一部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从事何种活动，从圆圈击鼓、时装秀以及舞会再到大会，他们都能聚集数千人。弗雷德·科恩还采访了医疗保健专家，想知道这一切不限成员名额的乐趣和归属感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