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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
从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的概念提出以来，大约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态经济开始关注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关注如何解决环境问题、生态不平衡问题和如何解决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的问题；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生态经济开始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的改善，关注物质闭环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生态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关注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
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是生态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生态城市最直接的诉求就是发展生态经济产业，建立“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业。
纲举目张，在这样的战略思路指引下，无论是去审视生态城市的各项指标，还是去指导生态城市的空间设计，都能够成竹在胸。无论是做规划设计的公司，还是最后评审方案的政府官员，都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再多的创意，也不至于跑题，再多的想法和设计，也不至于混淆了本意。
围绕着这一战略思路，我们对曹妃甸生态城的战略定位、功能定位以及空间和产业定位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方案得到了委托方的高度评价，并且按照这一思路在和规划设计公司一起进行新一轮的规划调整。
战略思路——以生态经济为纲
生态城市从广义上讲，是在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按照生态学原则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社会关系，是有效地利用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狭义地讲就是按照生态学原理进行城市设计，建立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生态城市”概念是在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经出现，就立刻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关于“生态城市”概念众说纷纭，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
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正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某一些方面，才导致了这个复杂系统的失衡，最后导致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生态城市”的提出正是要把那些人们以前忽视的关系重新纳入到城市发展的考虑之中。
不同阶段的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有着不同的要求，同样，在建设生态城市的时候也会针对前一阶段城市发展的偏颇进行不同侧重的纠正。按照发达国家打造生态城市的方式，或者从交通导向，或者从降低能耗的角度切入，都没有把生态经济的发展放在最为显著的位置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已经进入到平稳发展阶段。而在中国，正处于上升期的城市需要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解决好自身生态经济增长的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就坚持不下去。在生态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中，这是最主要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已死？（1）
创新是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点毫无疑问，问题只在于要如何才能培育出适宜创新的土壤，使得新的思路、产业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当全世界的人们谈论这样的创新环境时，心中想到的都是硅谷，他们希望以各种方式复制硅谷模式，于是英国打造“硅沼”，中国设立各种各样的高新区。
然而并非冠以“硅谷”之名，就能行硅谷之实。硅谷的外在形态容易学习，容易复制，但是“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即便与硅谷相距不过数百公里的波士顿128公路美国波士顿128公路：128公路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一条半环形公路，修建于1951年，距波士顿市区约16公里。128公路沿线两侧聚集了数以千计的从事高技术研究、发展和生产的机构和公司，成为128公路高技术区，是世界知名的电子工业中心。地区都没有学好硅谷，中国的高新区又有怎样的底气说自己可以成为硅谷？
作为中国高新区代表的中关村建区已经超过20年。对于中关村的探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派以写作《中关村的新革命》的新华社记者凌志军为代表，认为中关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这个成功还将继续下去；另一派则以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为代表，他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关村失落》，观点非常鲜明：如果把硅谷比作一个不断冒出创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话，那么中关村只不过是一个一次性的硅谷。早年的中关村虽然混乱不堪，但是充满活力，是创新的摇篮。如今，“作为追求规模经济的城区，中关村将继续高歌猛进，但是作为新技术栖息地的科技园区，中关村已行将成为历史”。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凌志军还是方兴东，虽然他们最后的判断截然不同，但是出发点竟然是一致的。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中小企业创业的火热场面，从中看到中关村未来的希望，而方兴东则认为伴随着中关村的楼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宽，留给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关村已经背离了硅谷精神，而逐渐走上了波士顿128号公路的发展模式。
在他们看来，中关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更广的意义上说，高新区的生死存亡，其实根本的评判标准只有一个：适不适合创新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因为从硅谷乃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的驱动是创新的源泉。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备的孵化环境，提供适宜创新和创业的生存氛围，被视为硅谷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战略来说，高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高新区的发展来说，打造适宜创新与创业的孵化氛围则是比硬件建设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们为成都教育科技园设计企业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持续地打造适宜创新和创业的孵化氛围成为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
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20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中关村已死？（2）
应该说陈春先是非常敏锐的，他在硅谷看到了建设高科技产业园区对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陈春先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无悲剧性的经历证明了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段多么艰辛而漫长的路程。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场上才能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有创新实属不易，然而能够把创新转化为产品的市场生存能力则更难得。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才成为今天的硅谷。
人们经常比较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前者无论是在基础条件还是在人力资源储备上都不比后者差，但是无论是创新公司的数量还是规模都无法和硅谷相比。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一位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迁往硅谷的创业者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这样说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些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切的能量……但是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触手可及，你就比较容易做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你只有亲自在这儿工作过，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多么与众不同。”
在比较了诸多指标和案例之后，《硅谷优势》总结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
换句话说，硅谷成功的最根本秘密就是这样一种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新型企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呵护，无论资源还是资本，无论机制还是文化，都让这些新型中小型企业如鱼得水，最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
硅谷是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育婴室和幼儿园。硅谷，就是一个大孵化器！因为，所谓孵化器，就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和资源网络支持，帮助新创企业成长和发展，使其具备自生能力，最终能够独自应对来自市场的风险。实践证明，在缺乏扶植的条件下新创企业成活率很低，而在孵化器中成活率则能提高到80％以上。
在方兴东等人看来，今天中关村科技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正是由于对草根群体，对高科技创新群体关注的缺失，是这种孵化文化的缺失。
中关村并不是没有孵化器，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的就是一幅生动的孵化器图景……
“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子，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会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或者方兴东没有看到这一情景，但更可能的是方兴东们认为，单单清华创业园这样一个小的孵化器无法代表整个中关村曾有过的那种创新气息，那种曾经涌动在中关村的创业气息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关村，无论是高新区，还是一个城市，要想鼓励创新，必须先打造适合创新的土壤。这种创新的土壤不仅包括硬件，更包括制度、文化等软环境。
这个看似直白的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那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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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之困（1）
只有真正创业的人，才会明白创业的艰难。很多时候，一笔很小的资金缺口，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场所，一次曲折的申报过程，都可能构成新创企业难以跨越的障碍。就像初生的小动物需要呵护一样，初生的企业也需要场所、设施、培训、资金和咨询方面的服务与支持，人们把这种服务形象地称之为“孵化器”。
1956年，一位名叫乔·库曼的美国人买下一家倒闭的公司，将空闲的大楼低价租给创业者使用。这被视为最初的孵化器。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由政府出资为孵化器注入许多新的内容，比如资金、咨询、培训等服务。这个时期的孵化器主要是为了解决高失业率而设立的，都是非赢利的。
20世纪80年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