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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就不是文学评论了，且语涉下流。
对她的评价，历来不一。有人夸赞她“是个心直口快、幽默、尖刻，能一针见血戳到某些人痛处的人。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包括胡兰成和张爱玲。”见周文杰《文坛四才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也有人由于她对张爱玲不恭而对她切齿痛恨。
不过潘柳黛的上述回忆文章，确实是有些问题。
比如她说：“当时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以殊荣’，一再加以提及，裨众周知。”此说仅见于她的一家之言，与其他一些人士的说法正好相反，其真实性令人怀疑。
她在文章中，还弄错了张爱玲和李鸿章的辈分及关系。
她敢于撰文直刺当时颇有权势的胡兰成，却似乎比较怕苏青。她腰身较粗，苏青因为看不惯她的做派，曾当着友人的面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又不柳，为何叫柳黛呢？”这幽默也是够损的，但并不见她反唇相讥。
据潘柳黛自己说：她因为写讥讽文章而与张爱玲疏远，后来张爱玲从内地到香港，有人对张说潘柳黛也在香港，张爱玲余怒未消，反问道：“潘柳黛是谁？我不认识！”
对于潘柳黛的发难，张爱玲的确从未回应，只一个不理就是了。
这一段张、潘之间的恩怨过节，只能说是文人反目的一段逸事。
近代以来的名作家，特别是那一时期上海的一批“小姐作家”，喜欢以大言抬高自己，比方说声称“从不看别人的小说”云云。
张爱玲公开说“近代最喜欢苏青”，苏青也曾在《传奇》座谈会上宣称：“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两人简直视文坛为无物。
无怪潘柳黛要恼，要发难，直到30年后还要放冷箭。
此为典型的“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过，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了，在这台戏中，还牵扯到一个名人胡兰成。
这个张爱玲命中注定绕不开的男人，就要出场了。
——张爱玲此刻御风而上、恣情飞扬，一个潘柳黛是绊不住她的，却有人能够一把抓住她的命运之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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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恋恰似飞蛾扑火（1）
说到这个人——胡兰成（1906…1981），我想到的只能是“魏晋人物”。这是乱世里才有的极聪明的人。
有才气，有性格，在乱世里，想到即便是循规蹈矩地活，怕也是活不多久，于是就恣情放任地活。果然，也就活出了个模样。
这样的人物，隋唐以来就不多了。
民国是乱世，于是民国就多有这样的人。
从陈独秀起，到闻一多止，成为一个谱系。他们的为人、品质，其实很不一样，有的如阮籍，有的如王戎，有的极刚烈，有的善阿附，惟有才气饱满这一点相似。
但是那些人们，如陈独秀等，是可以归类的，而胡兰成则不能。
一个知识分子，却不是思想的人、不是学术的人，亦不是文学的人——来无源流，去无归属，是乱世里的一粒灰尘在飘荡。
民国的人物恒河沙数，偏偏就是他，撞上了张爱玲。
胡兰成，原名蕊生，生于1906年，是浙江嵊县人，家在距县城几十里的下北乡胡村。他是个农村苦孩子，家境贫寒，随母长大，自幼喜读书。论起他的学历，其实只有中学二年级。
如果在盛世里，这样的根苗是基本长不起来的，无论哪个科层系统，都不可能接纳他。然而在乱世里，他就有了缝隙，钻了出来。
他有著作留下来，洋洋洒洒几大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今生今世》。有了这一本，其他的人就再无须再做《胡兰成传》了，他把一切都已写尽，没人可以比他自己写得更好。
无数的张迷，无数的张学研究者，面对他，只有尴尬。
在《小团圆》问世之前，如果没有《今生今世》，那么他与张爱玲的一段婚恋，具体是如何，就再也无人可证了。
正如止庵先生所说：胡兰成有负于张爱玲，张迷们恨他。可毕竟是他，给我们描述了这段姻缘，因此张迷们又私心有所感激，否则，张爱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在资料上将付阙如。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的描绘，时有至情至性处，不由得人们不信。可是，那能是真的么？假如不真的话，又何以为真呢？
张爱玲传记的编写者们，也是痛苦。有的只好声明：本节“胡张恋”之情节，系胡兰成一面之辞，真假难判。
其他所有的亲朋，都没有提供细节，炎樱没有，姑姑没有，苏青也没有。她们三人没说话，真相就永远也无法得知了。
而当事人之一的张爱玲，在1966年看了《今生今世》之后，给好友夏志清写信，说：“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缠夹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
“缠夹”，是方言，意谓头脑不清，举措多有误。
这里面传达出的意思明白无误：胡兰成是在胡说八道。
直到2009年初《小团圆》横空出世，世人才得知——《今生今世》里并没有撒谎。
“胡张恋”的真相，不仅基本如胡兰成所述，而且《小团圆》还爆出了许多令人瞠目的细节。
我们还是从胡兰成的身世讲起。
他的祖父胡载元，是茶栈老板，为当地一大富户。父亲胡秀铭继承家业后不知怎么搞的，破了产，沦为普通农民，但却喜爱摆弄乐器，乐于帮闲，绝非闰土式的愚蛮人物。
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后先上了绍兴第五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学生闹*而辍学，后又考入教会学校杭州惠兰中学。
在惠兰读了四年后，又因编辑校刊与教务主任起了冲突，被开除，后来考取了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从此就没再接受过常规教育。 。 想看书来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2）
邮政人员在“旧社会”是个铁饭碗，地位是令人欣羡的，可惜只干了一个月，他又因指斥局长“崇洋媚外”而被开除。
这年他21岁，为谋出路，毅然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
这一步，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一步。在燕京的时间虽不长，却大大开了眼界。北伐军兴起后，他回到了浙江，先后在杭州、萧山两所专科学校任教，成了知识分子。
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唐玉凤恰在此时去世，家中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竟求助无门，最后在干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流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
如此冷血的人，日后在政治上的表现种种，也就可以索解了。
之后，他又南下广西，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做了5年的中学教师。此间他不安于三尺讲台，常有大言，写东西也爱用“兵气”、“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等等字样，显是以刘伯温、李善长一类人物为楷模，要在乱世里做个摇羽毛扇的人。
1936年，“两广事件”发生，广西的桂系第七军发动兵谏，要求中央政府抗日。胡兰成受第七军军长廖磊之聘，兼办《柳州日报》，在报纸上发表鼓吹兵谏的文章，开始崭露“政论一支笔”的头角，引起各方注意。
可是，“两广事件”旋即受挫，胡兰成脱不了干系，被抓到桂林第四集团军司令部，受军法审判，监禁了一月有余。后来因白崇禧惜才，才没有再为难他，给了他500元，算是礼送出境。
没想到，这次的文字贾祸，反而给他带来更大的“上行空间”。当时，具有汪派背景的《中华日报》邀他为撰稿人，他便奔赴上海就职。不久，他有两篇经济文章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这一来，引起汪系高度重视，遂将他擢升为《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自此他成了汪系的干将，且日益扶摇直上，再回首乡村“惨绿少年”的种种，则如同隔世。
沪战爆发后，汪系将他调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任总主笔，以笔名“流沙”撰写社论，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卖国高论《战难，和亦不易》。
不过，此时胡兰成的名气虽大，却无任何政治实力，经济收入也很可怜，月薪只有区区60元。
就在他弹铗抱怨之时，机会又来了！
汪精卫这时，叛国已是箭在弦上，急欲组织伪政府，有意延揽胡兰成做他的“文胆”。他通过亲汪的《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从中引线，派亲信陈春圃带了亲笔字条给胡兰成：“兹派春圃同志代表汪兆铭向胡兰成先生致意。”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不久后来到香港，也想顺便一见胡兰成。经打听，方知胡兰成月薪微薄，生活艰难，且患有严重眼疾，无法面见“夫人”。陈璧君严厉斥责林柏生埋没人才，亲自将胡兰成的月薪，由60元一下加到360元，还附送了2000元的“保密费”。
对这些笼络，胡兰成心领神会，欣然受之。自此，正式上了汪记贼船。
这以后，汪精卫开始鼓吹“和平运动”，最需要的是吹鼓手，胡兰成的地位随之急剧上升。《中华日报》专门成立了社论委员会，为汪伪宣传定调。委员会主席是汪逆本人，总主笔是胡兰成，他手下的一批撰述，个个都是“名流”，有周佛海、陶希圣、林柏生、梅思平、李圣五等。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热恋恰似飞蛾扑火（3）
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还短暂地担任过汪精卫的侍从秘书，可直接向汪本人进言。汪很赏识他，呼为“兰成先生”，常向他“殷殷垂询”。
其时，他俨然是汪精卫嫡系“公馆派”中的栋梁，在汪政府中的位置，要远远高于著名“文胆”陈布雷在蒋介石那里的分量。
他直把汪伪当做“新朝”，以“布衣卿相”而沾沾自喜，在上世纪70年代写《今生今世》时，还津津乐道于“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的荣耀。
他这一生，颇多荒谬。最为荒谬的，是他自己后来曾说，解放初一度化名留在大陆，还差一点经梁漱溟引介去见毛泽东。
到1980年代初，在*访问美、日之后，他还在日本写了一封致*的万言书，纵论天下大势、中西文明优劣和中国经济问题，洋洋洒洒一大篇“之乎者也”——当然不会有人理睬他。
不过，当时胡兰成在汪伪政府里的好日子，并不持久。傀儡政府成立后，造舆论就不是最重要的了，他的地位自然下降。加之胡一贯恃才傲物，得罪人甚多，渐渐地，也不讨汪精卫的喜欢了，至1943年，实际上已被冷落。
他这个人，坐不得冷板凳，旋即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与日本军界对战争前景不乐观的少壮派频繁接触，又把他攻击汪伪、预言日本必败的文章翻译成日文发表，引起了一些日本军人的瞩目。
此时，汪精卫因日军在战场上已渐露战败之象，与日本人正在互相猜疑之间，见这些文章发表，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大为紧张。大概是怕日本人“换马”吧，汪精卫一怒之下，将胡兰成逮了起来。
胡兰成入狱后，一度绝望，以为此番性命将不保。后来在日本军人的强力干预下，方获释放。
他与张爱玲的相识，就在这之后不久。那时，他行动尚不自由，正在南京的家里休养。
顺便提一句，遇见张爱玲的时候，胡兰成是“已婚”状态，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个教师。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个女人应英娣在身边。英娣原是上海百乐门当红歌女，艺名小白云一说为小白杨。，算是胡的姨太太，一如今日之“二奶”。
胡兰成与张爱玲的“迎头相撞”，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彼此就已耳闻对方大名。
而且在张爱玲这一方面，实际上距胡兰成要更近一些。
彼时苏青很推崇胡兰成，听说胡被拘捕，就跑到周佛海家，去为胡兰成说情。陪她一起去的，就是张爱玲。
周佛海是汪伪政府中与“公馆派”相抗衡的另一派势力，对胡兰成早就嫉恨在心，所以这次说情是不可能有效果的。不过张爱玲此行倒是很不寻常，她平日是根本不可能做这类事的，即使这次是个陪伴，也说明她对胡兰成的才名起码是认可的。
这时的胡兰成，并不知世上还有个张爱玲。他热衷仕途，不好文艺，对走红了一年多的女作家张爱玲毫无所知。
命运之枢，打开在1944年1月24日。
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