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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论者断定：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她与诸人在服装上的反差，使张爱玲感到了不安，觉得自己和新社会格格不入，从而萌生了离开大陆的念头。
这就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了。
1950年代初，固然是中山装、列宁服风靡一时，但也仅在年轻人和干部中间流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统一了服装。张爱玲在《十八春》中就写到了年轻女子换列宁装、剪发的事，她不可能为会场里的服装倾向而感到惊诧。
旗袍外面套白色网眼衫，固然不是当时的时髦行头，但也不是什么奇装异服。旗袍一直到60年代初，还是国内很多城市妇女的装束，谈不上就如何地“格格不入”。若以张爱玲40年代的装束而论，那岂不是与旧社会更加格格不入了？
即使是在新时代里的换装，她也只有滑稽的感觉，并未见得有什么悲愤。
她那时也能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给自己做了一件喇叭袖唐装单衫和一条裤子。她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样一套衣服：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伛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7）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对照记》）
她的惊喜，是由于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可以转换身份。
年轻时奇装炫人、出够了风头的她，不会在乎鹤立鸡群的孤立，也不会在意在服装上泯然众人。对她心理上产生巨大冲击的，恐怕还是50年代初发动的一场又一场群众运动。
有一个说法是，1950年7～8月间，也就是开完“文代会”后，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曾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在殷允芃的《访张爱玲女士》中记载道，张爱玲说，她在写《秧歌》之前，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当是指这件事。但时间又不大对头，那时是在冬天，在乡下获得的印象，都用到《秧歌》里去了。她说：“这也是我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
如果参加土改是真实的，那么这几个月的生活，当是她和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经历，对她后来的人生轨迹影响应该甚大。
但是，她的亲友们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柯灵更是在批评《秧歌》、《赤地之恋》时说，张爱玲“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因此，张爱玲是否参加过土改，就成了一个谜。
可以肯定的是，她对这场运动是关注的，也听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传闻，不能不令她有所疑虑。
1951年9月，全国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大学、文化及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中清算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消除崇美恐美思想。各单位都搞人人过关。这个运动，也就是杨绛先生所写的“洗澡”运动，一直延续到次年秋季方告结束。
在此期间，文化界还掀起过声势浩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因为电影是上海的电影公司拍的，连夏衍也难辞其咎，不得不向中央做了检讨。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又在全国发动，到1952年1月底，其中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开始触及“民族资产阶级”。
自2月中旬起，因有的地方上政策掌握不好，运动方式简单粗暴，导致一些挨整的工商业者不堪忍受而自杀。据过来人回忆，当时，上海的情况比较严重，自杀者约有1300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1952年2月8日，我国著名实业家、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卢作孚先生也在运动中蒙冤，在重庆愤而自杀，此事令高层大为震动。
后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基层“三反”、“五反”中的粗暴之风才被刹住，运动也于1952年6月逐渐收尾。
联翩而来的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
她在什么时候萌生的去意？
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到1951年3月《十八春》连载结束，她还没有明确的意向。
那时张子静去看她，曾问她有什么打算。张爱玲对此默然良久，不作回答。
张子静回忆道：“她的眼睛望着我，又望望白色的墙壁。她的眼光不是漠然，而是深沉的。我觉得她似乎看向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她是在犹豫。
到1952年年初，情况已越来越明晰，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作现实。经过权衡，她最终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了”的上海。
当年7月，她走了，远赴香港。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8）
她此行持有港大开的证明，去香港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前，与姑姑约定，彼此不通信、不联络。
张爱玲走前，姑姑还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以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后来这些相片，大都出现在张爱玲的临终之作《对照记》中，因而得以留存于世。
在离沪之前，她开始构思小说《五四遗事》。因故事是以西湖为环境背景的，她想再去西湖体验一下，于是，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观光团，到杭州去旅游了一趟。
湖光滟潋，越山青秀，可是她却有点神不守舍。
旅行途中，观光团在“楼外楼”吃了一餐饭。凭窗坐下来，近处是湖心亭，远处是苏堤。但这美景，却没给她留下什么痕迹。
在她的印象中，除了“油腻的桌子”，就是楼外楼的汤面“浇头确实好吃”，结果她把浇头吃了，汤也喝掉了，面却一口没动。对座有个人不由得看了她一眼，她马上庆幸大家互不认识，不然那人回去若打了小报告，恐怕还要担个浪费的罪名。
——她不喜欢严酷，所以自知永远不能成为“革命女性”。
从杭州返回，很快就开始办手续。1950年代初，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但也不很轻松。张爱玲回忆说，去派出所申请出境的时候，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来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
这令她惴惴不安，好在是有惊无险。
张爱玲说：“幸而调查得不彻底，不知道我是个写作为生的作家，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那青年指警察。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
其实，有些办事员的做法只是习惯作风，未见得与政治有关。张爱玲的这个回忆，在揶揄中很显然带有强烈的倾向。
申请获得批准后，她只带了简单的行李，甚至连小说手稿都没带，乘火车先到广州，又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在乘火车离沪时，检查行李的是一个北方来的青年干部，看样子是刚从华中干部训练班出来的。当时大概是禁止黄金外流，他对张爱玲小时候戴过的一副包金小藤镯发生了兴趣，要看看到底是否真的包金，于是用小刀去刮。
刮了半天，终于从厚厚的包金下面露出白色来，检查人员看看张爱玲心痛的神色，便安慰似地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到深圳后，又有一番难忘的经历。
当时，罗湖桥头的海关检查站还很简陋，只一个木制板房，附近什么也没有。
过关的时候，她的护照使用的是一个笔名，检查证件的民兵居然把她认了出来：“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
张爱玲心里一惊，生怕被扣住。
不过，那民兵只笑笑，就放她过去了。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地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张爱玲挤在一群等待出境的人当中，靠着栅栏边，在大太阳底下暴晒。
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
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9）
终于跨过了罗湖桥，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张爱玲百感交集！
在此后不久她写的一篇小说《浮花浪蕊》中，有一段描写，当是来自她亲身的体验：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真是绘声绘色，刻骨铭心！
——她是给吓跑的。
她不愿意被越来越多的“清规戒律”所约束。
她也不想今后每件作品都要套上并不适合于她的“人民装”。
她是一个很纯粹的作家，对于写作题材上的山穷水尽十分恐惧。
她不忍目睹“更大的破坏要来”……
就这样，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当时张子静已经回到上海，在浦东乡下教书，一般很少回市区。8月份他回来了一趟，去卡尔登公寓找姐姐。
姑姑开了门，一见是他，就说：“你姊姊已经走了。”随后便把门关上。
张子静惘然若失，慢慢下了楼，忍不住哭了起来。
柯灵对张爱玲的出走，也完全不知情。
当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夏衍自兼所长，委任柯灵为他的副手。夏衍对柯灵说，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
1949年之后，“自由作家”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到后来作家若没有“单位”，那是连作品也很难发表的。夏衍已经替张爱玲想到了这一层。
但柯灵还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张爱玲已去了香港。柯灵把消息告诉给夏衍，“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
后来，夏衍又托人带信给张爱玲的姑姑，请张爱玲在香港可给《大公报》、《文汇报》写一点稿子，姑姑答复说“无从通知”，因而也就作罢。
夏衍毫不掩饰对张爱玲的惜才之意，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柯灵还曾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买了旧版的《传奇》和《流言》，给他寄到北京去。想必是夏衍仍念念在心，总要把张爱玲的书放在手边为好。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便离开故土，开始了无根的辗转流离。
她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
正如张爱玲自己在《十八春》里写道：“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如果张爱玲留在大陆不走，结局可想而知。
几十年后，也有人曾说：如果张爱玲不走，经历一番磨难的话，或许可以“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也有人说，她离开上海后，文字便黯然失色，所以她离开上海绝对是个错误。
这些见解很独特，但不免有些冷血的气息！
历史不能假设，探究张爱玲不走会怎样，似乎是无意义的，但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青后来的命运——
1949年底，苏青加入了妇女团体“妇女生产促进会”，算是尝试进入新的生活，但一时却找不到工作，无法养家糊口。
这时有香港的熟人告之，香港《上海日报》想请当年走红的老作家写稿撑门面，于是她便写了《市妇运会请建厕所》、《夏明盈的自杀》等32篇稿件寄去，可是非但没有收到分文稿酬，反而因“讽刺新社会”的嫌疑而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警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惊无险的罗湖桥头（10）
这条路等于断了。那些应得的稿费，她怀疑是被熟人侵吞，托已在香港的潘柳黛代为讨要，也无结果，以致生活越发困顿。
1951年，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前去报名，但没有被录取，后由夏衍出面才被批准。
学习班毕业后，她被分到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为配合“三反”、“五反”运动写了几部剧本，都未获成功。
后来，她又改编了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