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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莲之行，在张爱玲，是奇异的感受；而在王祯和，更如梦寐一般。
此行张爱玲是低调而来。直到临走时，才有一晚报记者抓到了线索，在报上发了一条短消息，里面只有张爱玲的一句话：“来台湾是拜访亲戚。”
后来，水晶笑王祯和：“那名‘亲戚’就是你。”
王祯和自称，一生有三件事受到张爱玲“强烈的影响”。这三件事，其实都是微末小事。 。。
匆匆踏上陌生的“故土”（7）
第一件，是说国语要标准。张爱玲对他说：“你们福建人f音与h音好像分不清。”王祯和自此遇到这两个声母发音时，都要加倍小心。
第二件，是王祯和以前把“噱头”说成是“剧头”。张爱玲委婉地提醒他：“噱头，上海人是念‘ｘｕé 头’。”王祯和此后，凡是对不知发音的字，都要先查了字典再说。
第三件，是他们在看山地人喝酒时，王祯和说了一句：“他们表情很忧郁。”张爱玲没听懂，王祯和就改用英文说Sad。张爱玲笑笑说：“你讲话很文艺腔。”自此，王祯和讲话，就务求去掉这类文艺腔。
这三件小事，看得出张爱玲的率真无羁，也看得出张爱玲在王祯和心目中的分量。
后来，张爱玲到了香港之后有信来，里面提到，在香港住的地方，能听到有鸡鸣。水晶把信抢过去看，看完说：“张爱玲撒谎，香港怎么可能有鸡？”
香港当然有鸡。水晶之意，是说繁华的都市中心如何能养鸡？他曾在香港住过，所以说得振振有词。
王祯和不服，就拼命找理由为张爱玲辩护。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美国，为《记者》（The Reporter）杂志写了一篇访台观感，题为“Back to the Frontier”《回到边疆》，亦可译为《回到前线》。，她把杂志寄了一份给王祯和。水晶看了，对题目大有意见，说：“怎么能说到台湾是‘回到边疆’呢？”
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有臭虫。水晶又大不满，说：“怎么可以说台湾有臭虫？哪里里有臭虫？”
本来王祯和看了这篇文章觉得好，经水晶一激，便也“觉得要跟张爱玲抗议一下”。恰好居住在香港的作家徐訏在报纸上发了一篇骂张的文章，王祯和就把剪报寄给张爱玲看，顺便抗议了一下“臭虫事件”。
张爱玲在回信中，并无正面答复，只是淡淡地幽了一默：“臭虫可能是大陆撤退到台湾来的。”
所谓“臭虫”，有或没有，无关紧要，关键是她的“撤退台湾”一说，显是在暗讽台湾国民党当局。她对国民党的不满或不屑，有一个近因，就是采访“少帅”的申请，被台湾当局拒绝了。
此后，张、王之间一直有通信，他们间淳朴的友谊也绵延日久。
一次，王祯和在电影杂志上看到有女演员作山地姑娘打扮的，想起与爱玲去看山地舞的情形，便把图片剪下来，寄给爱玲作留念。
王祯和大学毕业后按规定服兵役，在驻地第一次见到相思树、相思豆，觉得惊喜，也写信去告诉张爱玲。他在台湾看到张爱玲编剧的电影，认为导演没能领会妙处，拍得不好，就写信给张爱玲替她打抱不平，张爱玲仅是一笑置之。
王祯和服完兵役后，在莲花县中学做过两年的英语教员，又先后在台南亚洲航空公司、台北国泰航空公司工作。那时他可以免费飞美国，于是写信给张爱玲，说要去波士顿看她。张爱玲回信道，很欢迎，但她家比较小，不能安排他住，只能住旅馆。
那是王祯和第一次出国，到了纽约准备坐长途车，偏偏迷了路，拿着地图怎么也找不到“灰狗”巴士站，打电话也打不通，待了一个多星期，只好怏怏不乐地回了台北。张爱玲后来复他的信说：等了他一天不见踪影，到第二天，头痛了一天。
数年后，王祯和去美国爱荷华国际工作室做访问研究，此时张爱玲已在洛杉矶。王祯和写信去，说想见一面，但张爱玲拒见。她复信说：“你应该了解我的意思。”
王祯和由此更是后悔——在波士顿那次不该失之交臂。但他尊重张爱玲的意愿，把从花莲带来做礼物的大理石，托了别的朋友转交。
张爱玲为何要拒见？
王祯和对此完全领会，他说：“后来没见面是对的，让我记忆中她永远是青春的一面。”
——1961年的花莲，无论是艳阳还是蓝海，在他们的记忆中都早已定格。
记忆美好，就不要再去破坏它了。
1967年，王祯和因发表短篇小说《嫁妆一牛车》而一举成名；1969年，正式进了台湾电视公司任职。
送别张爱玲25年后的1987年，王祯和在“台视”的录像室做关于张爱玲的访谈，面对采访人，他仍情不自禁：“这些事情想起来，真温暖。”
抚今追昔，他伤感而又满足，接受采访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是奇怪，我真的能把她的每一件事、每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
回忆到此戛然而止。惟能见到他脸上有一种笑意，单纯而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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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中的恬然老妇（1）
晚年的张爱玲，有一部绝笔之作，即《对照记》。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可称为“私人照相簿”。里面，有一些代表她生命片断的老照片，还有一些沧桑感十足的说明文字。
在这部书里，她对自己一生的三个阶段做了点睛式的总结。在说到晚年时，是这样写的：
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伤感，是在意料之中的；但那种急促的感觉，却出人意料。
这就是她内心的真实感受吧。
赖雅走后的漫长岁月，于她，并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如梭地飞逝。
赖雅在时，他是爱玲的一面镜子。她可以对镜看到另外一个自己。个中的乐趣，多少年头也不算长。现在镜子没有了，再漫长的岁月也是嫌短。
1968年的世界，欧洲、美国，还有她的祖国，都不太平静，到处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对张爱玲来说，这一切，都很遥远。
她开始走入内心。
虽然那以后她仍在写作，却不再描述对于凡俗生活的那种兴致勃勃，也不再感叹人世有多少与生俱来的苍凉。
她的精神世界，退回到了五四之前。
除了修改旧作，她主要的精力，是放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和写作《红楼梦魇》上。那种两千年的旧厦即将崩塌之时的氛围，对她来说，有特殊的魅力。
这年，她才47岁，不论作为女人还是作为作家，都不能说是到了末路。正如有的张传作家所感叹的那样，她完全还可以再盛放一次。
可是，她为什么从此拒绝了整个的世界？
是赖雅带走了她最后的爱情？
是人间不可能重觅佳侣？
都不是。
张爱玲此时、甚或她从来就不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她念念在兹的，是人活在这个时代的意义。
二十多年前旋起旋落的遭遇，到中年以后，不知她已经反思过多少回了——
从少年时代起，她就在与一种洪流搏斗。如今，她知道了，其实这搏斗是没有意义的。
形势永远比人强。
这就是她后来终于领悟到祖先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的原因。
三代人也好，四代人也好，只要是流淌着这个血脉，谁能不被这个洪流所制驭？
大变革的中国，把多少人像沙粒一样卷起和吞没！
好强、勇敢、坚忍，都是没有用的。
悲剧之雾，幕天席地！
英语有谚云：“没有人是座孤岛。”
而张爱玲却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孤岛。”
不错，从这一年起，张爱玲就逐渐走向“孤岛”，大隐于市，开始了学者们所说的“幽居时代”。
几乎与她的精神退隐相同时，她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却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人世沉浮中的辩证法规律开始起作用了。
还是在一年前，也就是1966年4月，她的小说《怨女》在台湾出版。同年，这部小说也在香港《星岛日报》上连载。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晚年生活至关重要。
她从这一刻起，又开始“夺回”了华文世界的市场，从一本《怨女》的涓涓细流起，直至几十年后的浩漫汪洋！
这部《怨女》在文本上的演变，曲折得让人眼花缭乱。它是由最早的《金锁记》，改写为英文的Pink Tears《粉泪》。，后来又改名为Rouq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再由英文译回中文，即是《怨女》。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怨女》中名字叫银娣。原先的角色比较“彻底”，而新的角色则不那么“彻底”，曹七巧的变态与报复，在银娣身上化为了可以理解的苍凉感。长安这条线索，则被彻底删掉。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2）
《怨女》之所以能在台湾出版，说来也是一段传奇。它是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而“皇冠”的老板平鑫涛，就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二十多年前，张爱玲没把《传奇》交给平襟亚出版，还为“一千元灰钿”翻了脸，二十多年后，她的著作出版却又重归平家的人来打理。双方这一合作，后来延续了近30年。
还有，平鑫涛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台湾言情小说作家琼瑶。琼瑶曾说过，张爱玲是她写作上的老师。这就是说，张爱玲小说的某些影响，也成了当代言情小说的源头之一。
那么，平鑫涛是如何“发现”张爱玲的呢？
原来，他在高中时就是张爱玲的读者。抗战后期，他在上海读高中，正是所谓的阅读“吞咽期”，疯狂阅读大量文学作品，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不少张爱玲的文章。
1965年，他在香港认识了宋淇，两人一见如故。宋淇向他热心推荐了好几位香港作家，此外还有一个，就是张爱玲。
那时，由于夏志清文章的影响所及，张爱玲的名气在台湾读者中已有复燃之势。平鑫涛听到张爱玲的名字，“觉得又亲切又高兴”，能为她出书，简直是受宠若惊！
合作的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张爱玲那一面正是求之不得，大概因照顾赖雅不愿分心，合同是由夏志清代签的。自那以后，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
皇冠趁热打铁，这以后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1968）、《半生缘》（1969）。几年后，又将《连环套》挖掘出来，与《创世纪》、《忆胡适之》、《天才梦》等结集为《张看》（1976）出版。
这样密集出击的结果，酷似当年上海“洛阳纸贵”的盛况——不过这一次，引发的是台湾的“张爱玲热”。
从皇冠拿到的版税，自此就成为张爱玲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成为张爱玲晚年得以平静隐入“孤岛”的保障。
张爱玲对此感激有加，她后来在给夏志清的信上说：“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见1983年12月22日致夏志清的信。
这就是命运，就是必然，是每一个不屈服的卑微者都有可能得到的报偿！
与皇冠的合作，张爱玲本人很少出面，都是由宋淇做代理人。平鑫涛对她极为尊重，多年后曾回忆道：
撇开写作，她的生活非常单纯，她要求保有自我的生活，选择了孤独，甚至享受这个孤独，不以为苦。对于声名、金钱，她也不看重。……和张爱玲接触三十年，虽然从没有见过面，但通的信很多，每封信固然只是三言两语，但持续性的交情却令我觉得弥足珍贵……（《选择写作选择孤独》）
虽然有长期的合作关系，但平鑫涛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平鑫涛去信，都是通过张爱玲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代为接收，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拿到。
再说《怨女》出版后，它的英文母本《北地胭脂》也时来运转，尘封多年后，终于在1967年由英国凯塞尔出版社出版了，可惜销路还是不畅。
可叹张爱玲奋斗十余年，想的就是打进英语文学圈，到此所有的努力完全付之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皇冠出版的《半生缘》，其实就是《十八春》的修改本。因为原作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出现了叔惠赴延安投奔革命、众人向往解放区、参加东北建设等等极富“新中国文学”色彩的情节，在台湾出版将会“有碍”，所以必须动手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孤岛”中的恬然老妇（3）
在《半生缘》中，叔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