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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就能做到。其次，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好感正成为他们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革开放20多年，法国人去中国旅游的越来越多，他们回国后总想再体验一下中国的生活方式、品尝一下中餐。如今中餐在巴黎乃至外省似雨后春笋般。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有一家叫“福禄居”的中餐馆，它不仅在国内来的代表团中名声很响，法国人知道它的也不少。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特别喜欢那种牌楼式的结构，有点回到中国南方的感觉。在使馆附近有一家叫“龙城”的中餐馆，铺面不大，但老板亲自掌勺，烧就一手好菜，常常招来我那帮法国美食家朋友。在使馆斜对面，还有一家叫“禅”的中餐馆，办得很洋气，菜价很贵，但法国人仍趋之若鹜。这家餐馆的前身是法国电视台的一位明星主持人开的日本餐，但现已成为热爱中餐的雅士们的聚集场所。
法国人爱吃中餐，爱看中国电影、听中国戏，接下来学中国话就很自然，而且这些学中国话的人几乎都不是华裔或亚裔，而是地地道道的法国人。我的朋友参议院礼宾局长夏德纳之女在学中文，交通部国务秘书比斯罗之女也在学中文，她们两个小女孩所在的学校曾接待过*总理夫人劳安同志，比斯罗小姐还代表学校向劳安背诵课文。但她对我说，她见到中国总理夫人太激动了，劳安问她的几句话都没有答上，感到很害羞。据巴黎最大的学中文的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介绍，近年来，来学校注册的人越来越多，全校学中文的学生超过1000人，为历史之最。法*的朋友告诉我，许多中学都开中文，中文已超过日文，成为法国人学习的重要的外国语之一。
当然，无论是吃中餐，还是讲中国话，这些都属于文化的范畴。精明的商人通过市场的力量，让这股“中国热”持续下来并走进千家万户。这里首推巴黎老牌百货公司“老佛爷”（Gallerie LAFAYETTE）商场举行盛大的“中国月”活动。这个著名的大型商场，无论是外部橱窗，还是各层柜台，都被来自中国的展品和商品装扮得多姿多彩、喜气洋洋。商场中央挂起了上千个大红灯笼，更使整个商场充满了中国春节的节日气氛。人们身临其境，犹如置身于中华大地。“老佛爷”的老板娘梅耶夫人业余学习中文5年多，她用流利的中文告诉我，中国人已是其商店第一大外国客户，远远超过日本和美国。与中国人看好“老佛爷”商场的法国精品一样，法国老百姓对商场内的中国的产品，特别是中国的家具、手工艺制品等越来越有兴趣。因此，商场搞这个活动，就是要以文化的形式达到商业之目的。
与“老佛爷”一样，位于巴黎东郊的欧洲迪斯尼乐园也生财有方，将中国新年的除夕夜移到了园内，只见张灯结彩，各种中国景点错落点缀，民乐悠扬，武术纷竞，煞是好看。到了深夜，一场独特的焰火表演更是将晚会推向高潮。我环顾四周，发现参加晚会的全是法国人，很少有华侨。中国文化再次成为新卖点！
这就是我所见到的“中国热”。
从中餐、中文到中国电影，从商家到居家，从唐人街10万人春节大*到香榭丽舍70万人大*，从中国在法“文化周”到中国“文化季”，再到中国“文化年”。如果要举例，我还可举出许多，因为这种热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已成为法国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还是要说，这股热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为，发展对华友好，一直是法朝野的共识。我特别想指出的是法历届总统都对中国充满感情：
戴高乐总统在1964年率先在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一直想往有生之年访华；
蓬皮杜总统作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位访华的总统，对中国文化热爱有加，迄今在巴黎圣母院附件的寓所里，蓬皮杜总统夫人还珍藏着总统那次中国之行的中国工艺品；
48岁当选总统的德斯坦酷爱中国孔孟之道，70岁后开始学习中文，每晚睡觉前都要读回儿中文，遇到重要场合讲话，总喜欢用中文引用几句孔老夫子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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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温的“中国热”（2）
作为第五共和国惟一的左翼总统，密特朗三次访华，熟读巴金、曹禺、丁铃、盛成等作家作品，密特朗自己的写作中，也常常流露出中国哲学的睿智；
现任总统希拉克更是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有关希拉克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了解，国内报刊都有很多报导。我想，中法关系如此好，法国人如此热爱中国文化，与希拉克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中法两国都应该为有这样一位总统感到荣幸。2003年秋，邓榕女士拜会希拉克夫妇，邓榕向希拉克赠送一尊北魏仕女的大理石复制件。希拉克见后随口就说出了年代，让我们几位十分惊讶。我记得谈话还涉及到中国的文物保护性挖掘，谈到国际文物走私，国际社会如何联手打击文物造假等。我真的感到，面对我的已不是一国总统，而是文物专家希拉克，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物的现状了如指掌。记得1997年希拉克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时，他特意到上海博物馆参观青铜器。当73岁的馆长、青铜器泰斗马承源先生将其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送给希拉克时，希拉克指着夏朝青铜爵的图片劈头就问：“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当时惊愕的马承源措手不及，良久才点头称是。紧接着，希拉克脱口说起3600年前二里头文化三期的特征。由于希拉克在博物馆观赏着了迷，回国的专机居然不得不推迟起飞。2004年10月，在希拉克总统再次访华前夕，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采访了希拉克，并问起总统本人为何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希拉克回答说，从13、 14岁起他就开始逛吉美博物馆，是吉美博物馆丰富的东方文物使他从此与东方艺术结下不解之缘。10月11日，希拉克又来到了阔别7年的上海博物馆参观青铜器，礼宾司长布达德对我说，中方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副白手套，请总统戴上后鉴别一下年代，总统一下子就说了出来，让周围的中法工作人员惊愕不已。
吴建民大使曾给我们说过他亲身经历的这样一件事：
1998年，希拉克与*在扬州举行“不戴领带”会晤。在宴会上，*谈到扬州的历史，谈到隋炀帝开运河、看琼花。话题扯到隋朝有几个皇帝，希拉克说有三个，中方许多人认为只有二个，一个叫隋文帝，另一个叫隋炀帝，但希拉克仍坚持三个。宴会结束后，*亲自查了资料，证实希拉克所言正确，在隋文帝、隋炀帝之后，还有一位小皇帝，是隋炀帝的孙子，叫隋恭帝，仅在位一年（公元617—618年）。这种在历史长河中鲜为人知的事情，希拉克也有所了解，给扬州之行的中方人员印象十分深刻。
2004年1月26日下午在巴黎奥尔利机场，在等待胡主席专机降落之际，希拉克与赵进军大使聊天，突然谈到上海博物馆在香港市场高价收购汉代竹签，认为这是保护中国文物的一个好办法。当时在场的有我文化部长孙家正等和其他先期抵达巴黎的中国政府高官，希拉克的重大消息使大家倍感惊喜。大家再次佩服希拉克对文物保护的重视，连一些犄角旮旯的事都很清楚。
读者可能以为，希拉克喜欢中国文物是为了让中国客人高兴。实际上，希拉克这种“大玩家”的水平在法国，乃至西方世界都不是秘密。记得有一位美国摄影记者将出席欧盟首脑会议的希拉克拍了下来。照片上希拉克全神贯注在一本书上做眉批，许多读者以为他在做笔记，但书名却泄露了天机，因为那是一本有关中国青铜器的书。我猜想那可能是一次马拉松式的欧盟会议，可能会议内容枯燥无味，也可能是谁给希拉克“进贡”了这本新书，让他“爱不释卷”，以至于带到了会场。我几次与爱丽舍宫的朋友聊到此事，他们没有正面证实，但明确告诉我，总统喜欢中国和亚洲艺术到了入迷的地步。若不是他国务缠身，他肯定会出席巴黎所有的东方艺术的展览和研讨会。但即使如此，总统还订阅专业杂志，闲暇时瞅上几眼，以至于他不用出门尽知天下大事。
写到此，我问自己，什么是“中国热”？如果希拉克是一介平民，他也许就是巴黎某东方艺术博物馆一位慈祥的馆长，抑或在巴黎某所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而这些人，我在巴黎见过成百上千。我想，“中国热”是中国文化自身的底蕴和法国人民对中国这种悠久文化的喜爱，其中，当然也包括总统希拉克本人。
中国与法国的交往（1）
西学东渐——历史上的中法交往
18世纪上半叶，随着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学者在法国传教士的影响下，开始踏上了解法兰西的征途。有稽可查的中国最早赴法国的中国学者或学生是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助了解中国，对当时的中法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我们只知道他的姓和1679年皈依基督教时的受洗名阿尔卡迪奥，中国名不详。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并在法皇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典》。他对中法交流的贡献是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接触，特别是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有关中国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为孟德斯鸠了解中国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胡约翰，1722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当初傅圣泽回国时，康熙曾通过傅圣泽赠送给法王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傅圣泽译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京期间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1751年赴法留学十多年，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后又专攻应用科学、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他们曾拜访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向他们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52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他们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2003年秋，法国杜尔哥协会和冈城大*合举办杜尔哥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杜尔哥后裔还专门给我打电话，希望邀请吴建民大使出席，原因就是杜尔哥曾通过其两位弟子高类思和杨德望专门研究过中国当时的经济学。记得研讨会结束后，吴大使专门将有关此次国际研讨会的资料带给了我，我发现的确很有意思。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我国与法国真正的外交关系却是由一位美国人牵的线，这是我始料未及的。1867年11月21日，恭亲王奕䜣奏请遣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派往其他各国的特命大使。1869年1月24日，蒲安臣带着华人随员30人以中国使臣身份谒见拿破仑三世，并向拿破仑三世递交了国书，从此确立了中法两国的外交关系。1878年，郭嵩焘被任命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公使，同年5月6日在巴黎呈递国书。
无疑，中法确立外交关系，对两国交往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然而，对中国精英而言，促使他们了解法国和学习西方的却是羞辱的鸦片战争。1840年，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终于被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先进分子也终于从落后挨打中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这时的中国介绍西方的著作汗牛充栋，主要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同文馆中的一位英国教习曾著《法国史略》，而另一位法国的教习则编有《各国史略》和《汉法字汇》等20种书籍。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颇大。此外，林纾翻译的法国名著《茶花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形成轰动。尽管林先生本人不懂外文，请人口译大意，然后笔录之，但其译作脍炙人口，成为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洋文学的名家。1866年，清廷首次派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历游英、法、瑞典、俄、德等国。在法国，他到了马赛、里昂、巴黎，归国后著有《乘槎日记》，记述其在法国所见所闻。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又著《使西记程》，介绍其旅英、法、意、比四国经历等。光绪元年（1875年），清朝还派遣福建造船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翔、陈季同五人赴法学习船政，这也是清朝开国后我国赴欧洲留学的最早学生。次年12月，沈葆桢、李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24人和艺徒7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原来在法国工厂实习的魏瀚、陈兆翔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