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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只要符合条件，任何外国科研人员都可报考。一旦考试通过，就可成为其正式成员。当年李浩来法国时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向国家科研中心提交了一篇论文，想不到连法文都说不了几句的他居然马上被录用至今。国家科研中心每年要在全国选拔十几位年轻的数学人才，将他们聘为终身研究员，让他们完全自由地选择自己热衷的数学命题，不要求他们在大学授课，也不给他们安排任何其他工作，其待遇与在大学任教的讲师相当，让他们毫无后顾之忧地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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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法兰西（2）
除国家科研中心外，政府的科研院还有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国家农业研究院（INRA）和国家空间研究中心（CNES）等。这些机构科研人员均属于政府公务员，他们在此抱着“铁饭碗”，淡泊名利，一辈子踏踏实实做研究。当然，光靠想像力、“铁饭碗”，没有国家足够的资金支持也是不行的。近10年来，法国每年的科研投入（不包括军事用途）均占其GDP2％以上，在OECD国家中排在日、美、德之后的第四位。法政府表示，将根据欧盟“巴塞罗纳倡议”要求，在2010年将科研投入达到GDP的3％。早在1982年，法国还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科技法—— 《1982—1985年科技指导与规划法》，以法律形式对科研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科研经费的年增长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业开发三者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回过头来想，法国这个不大的国家，能够拥有世界独占鳌头的核能、航空航天、高速铁路等，与政府对科研的公共投入密不可分。除政府投资外，企业在研发上的投资同样十分可观，如像阿尔卡特这样的大公司，研发费通常要占其年销售额的15％左右。
写到此，我真有点为法国人打抱不平。为世界奉献了那么多的科学家、发明家，并拥有世界独特而有效的科研体系，为什么在许多读者朋友的眼里，法国还只能算是个浪漫的文化人国度呢？正是为了改变中国读者的这种印象，法国在我国举办了应接不暇的文化年活动。然而，要真正对今天富有想像力的法国深入了解，最好还是要在法国亲身体验。
威风凛凛的空客A380；像一栋平地而起的高楼先声夺人，让人改变对空中旅行的观念。图为空客A380盛大的下线仪式。（2005年１月１８日）
读者可能听说过法国有一种高速列车，法文简称“TGV”，最高时速515公里。我第一次坐TGV是1991年作为法国外交部的客人，从巴黎赴500公里外的小城贝藏松研修，当时坐上这种舒适快捷，像子弹一样造型的列车感到特别兴奋。后来在法工作，坐的机会就更多了，最熟悉的线路是巴黎马赛，法国人称为“阳光之路”，因为它是南下地中海阳光海岸的必经之路。全程750公里，仅需2小时10分钟，其速度之快不亚于民航班机。有一次，我陪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赴法国参院法中友好小组主席贝松的老家德罗姆（DROME）访问，我们用了1个半小时就抵达目的地。叶老很感慨，认为高铁比民航在国内运输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TGV的出现，巴黎马赛的民航客户下降了30％。许多法国人告诉我，与其从城里坐车先到郊外的机场，然后至少在1小时前在机场办好登机手续、再经过繁琐的安检、取行李、再返回城里等，不如直接从巴黎市中心上车到马赛市中心下车，时间反而比坐飞机少，花得钱也少。因为高铁的出现，空客A380机舱装修别致，有会客用的沙龙、小酒吧，还有儿童的娱乐天地。图为酒吧陈设。（2005年１月）
许多在巴黎工作，家住200公里以外的图尔、里尔等城市的上班族，原来他们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住在巴黎，现在都愿意当天往返。法国铁路公司（SCNF）的朋友对我说，高铁让法国人有了更多的居住和出行选择。从1981年投入商业运行以来，TGV累计运客超过10亿人次，给法国社会和所经城市及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高铁总里程达1500公里，运力占法国铁路总客运的一半以上。除连接巴黎和地中海的南线“阳光之路”外，TGV还有连接巴黎和布列塔尼及西班牙巴塞罗纳的西线，也叫“大西洋线”和连接巴黎和里尔的北线。此线通过英吉利海底隧道，将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连在一起。高铁速度快，乘坐舒适，非常人性化。它通常挂8—10个车厢，两头各一机车头，带4个发动机，产生12000马力的动力，但只有一名工程师通过无线电与控制站来操作。我查了一下TGV的资料，从来没有安全事故。惟一的一次是因大雨路基受损出轨，伤了几个乘客。当时我碰巧还在贝西藏松念书，出事的地点第戎就在附近，人们谈论的很多，多亏TGV流体力学结构，出轨后的车厢力很快被分散。如果是普通车厢，一起恶*通事故不可避免。当然，除安全外，TGV给人最大的感受还是舒适，如同是坐在一个流动的沙龙里，让你改变对旅行的看法，让舟车之劳成为一种旅行者的真正乐趣。坐在车厢内，你要做的只是透过玻璃窗欣赏外面的田园风景。
说到改变旅行的观念，TGV是个例子，但真正让我改变旅行观念的还数参观空客A 380模型后给我的感官震撼。应该说，它不仅从此改变了我对旅行的看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飞行的看法。2002年9月，为准备当时的*总理访问空客飞机总部，我两次来到图卢兹。在空客总部，Ａ380客机威风凛凛，无论是远看，还是近处端详，均像一栋平地而起的高楼先声夺人。但与其说是一架飞机，不如说是飞翔在空中的一艘轮船。飞机的造型有点像海豚，分上下两层，仅翼展就达米，机长73米，机高米。一般设计载客555人，最大载客设计可达到800多人。飞机里面装修的十分别致，会客用的沙龙、小酒吧，还有儿童的娱乐空间，一切显得很温馨。为了组装这空中海豚，空客总部用了足以建造４座埃菲尔铁塔的钢铁，造就了相当于1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的客机总装厂房。为了将零配件从大西洋的港口运到图卢兹，空客总部还从我国南京专门定制船只，通过这种特别的船只将这些本身就硕大无朋的零件运送到图卢兹的车间。在此书即将付梓的时候，欣悉我国南航和国家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与空客公司正式签署订购5架A380飞机的合同，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有一天乘坐到这种改变人们旅行观念的飞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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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想像力的法兰西（3）
我对图卢兹是十分有感情的，因为它不仅是法国的航空航天城，也是中法航空航天合作的基地，因此，在大使馆与法国外交部制定中国领导人访法日程中，它总是占据着一种特殊地位。2003年7月，为加强中法两国在民用短途飞机生产方面的合作，我陪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宏又专门来到图卢兹参观泰雷斯（THALES）的航电和飞控系统。作为法方客人，我们参观了不少尖端的技术。我印象最深的是泰雷斯向空客A380提供的飞控系统，像电子游戏屏幕，所有飞行资料都是图像化液晶显示。飞行员一改过去按钮式操作方式，用右手键盘上的圆型鼠标来发出各种指令。遗憾的是，国内有些部门的同志认为这种数字式的飞控系统太先进，没有传统模拟式安全和经济，失去了中法在航空领域合作的一次机会。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法航空、航天合作一直进展顺利。记得*总理访问空客时就对空客总裁弗加德说过，空客进入中国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与中方的工业合作。法方对朱总理的一番话非常重视，自2002年9月起，空客明显加大了与我国的工业合作力度，国内5家航空企业为空客生产生产机翼部件、客舱门和维修工具等零部件，价值高达亿美元。如果我们从1985年空客进入中国市场算起，那么，转包生产合同实际已超过5亿美元。在全球3000架空客飞机中，四分之一安装上了中国生产的部件。空客中国公司副总裁菲利普·林向我表示，空客今后向中方的外包生产额还要扩大，预计2010年起每年转包亿欧元。据统计，截止2004 年底，空客已向我国出售250多架飞机，在中国航空市场占30％以上的份额。此外，空中客车还斥资8000万美元在北京建立了世界一流的培训和支援中心，培训了9000多名飞行员、维护工程师和乘务员。
由于法国发达的航空航天技术，图卢兹又是欧洲重要的航天中心。当年朱总理访问图卢兹，除参观空客外，还特意参观了阿尔卡特空间公司，它也是世界第三大、欧洲第一大卫星制造商，从1984年就与我国开展卫星生产合作，1998年还向我国提供了“鑫诺1号”（Sinosat 1）。2002年6月，我曾与当年使馆的赵公使，现在的赵大使来到图卢兹，通过*观摩阿里亚娜火箭发射斯波特4 号（Spot 4）地球观测卫星。斯波特4号从离地面832km的太阳同步轨道上拍摄分辨率10m的全遥感图像，它对测绘、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自然资源评价、土木工程和城市规划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记得1998年我国遇到百年不遇的水灾，当时法国总理若斯潘访华，给中国政府最珍贵的礼物就是斯波特照片，这对我国防洪减灾意义重大。因此，虽然远离现场万水千山，我仍以朝圣般的心情注视着法属圭亚那发射基地那令人终身难忘的一刻。然而，更让我难忘的还是中法、中欧在航天航空领域的合作。记得我还在使馆时，法国方面就希望我国参与由法国积极推动的欧洲“全球卫星导航伽利略计划”。使馆对法方的建议做了认真研究，科技处同志还专门写了不少有关伽利略计划的材料，大家一致认为，参与此计划，无论从外交战略，还是科技分享、经济效益对我国均利益重大。2003年10月，我国与欧盟签署合作协议，计划出资2亿欧元参与伽利略计划。读者看报纸可能知道，这是中欧迄今最大的科技合作项目，也是我在法期间所经历的最大项目。伽利略计划由30颗轨道卫星组成，定位最高精度比GPS高10倍。最重要的是，它结束了美国GPS独霸天下的局面，由此所产生的重大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是巨大无朋的。
想像力——法国外交的真谛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外交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作为科学，因为它已成为外交学，并在各国的高等学府成为热门科目；作为艺术，因为它不能度量，却可以感觉，尤其是它的细腻和深邃，让人感到国与国文化差异的微妙和想像力可以驰骋的广阔空间。作为外交官，我欣赏法国外交特有的动感及其创造性，它像一曲交响乐，跌宕起伏，有时像行云流水，有时铿锵轩昂，而想像力构成了每一个音符，成为基调。我想，正是这样的一种想像力，它使我们的时代可歌可泣，也使我们所处的国际政治更为波澜壮阔。
2003年2月14日，法美围绕伊拉克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展开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外交角力，时任法国外长德维尔潘用诗一样的语言，并以“老欧洲”和世界的名义，呼吁给和平一次机会。他的发言居然在以严肃冷峻著称的联合国会议上博得了各国代表热烈的掌声，成为外交辩才的经典。读者朋友可能对此还记忆犹新，美国几乎动用了所有可运用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资源，包括对非洲、南美等安理会成员国各种胁迫施压手段，而法国根本不具备与美国相匹敌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能力，但其强硬的反战促和立场却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并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法美安理会最后的摊牌中，美国在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只拉到英国、西班牙等4票，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空前孤立。
我注意到国际上许多学者专家纷纷就此发表评论，争先恐后剖析法国向美国直接叫板的原因，但很少有人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法国的文化历史传统不能容忍美国无视国际规则和联合国权威而为所欲为。一位法国学者对我说，世界上除犹太民族外，没有任何民族像法国人那样如此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我虽然对如此比喻不敢苟同，但法国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适主义（Universali*e）思想是不争的事实。法国人总有一种“替天行道”的思想，无疑，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又强化了法国人对人类的这种使命感。体现在世界舞台上就是法国人不愿附和他人，而是标新立异，甚至有时到了好为人师的地步，而其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大革命的*和*思想。这种普适主义文化思想的另一面就是法国人近百年来所寻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