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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伯梅尔老先生是法国资深政治家、戴高乐抵抗运动时的战友，连他这样的法国政坛老政治家对中国许多事情都不甚了解，说明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历史的烙印还真有点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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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的赤字——谁之错？（2）
“中国通”——一项需要与时俱进的职业
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字相比，中文确实很难学，且中法又相距甚远，中国的事情长期以来只好由一小部分所谓的“中国通”所把持。遗憾的是，我发现法国的这些学者，研究的兴趣不是明清中国的小生产水平如何发达，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如何不*，真正需要研究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反而很少人研究。当然，中国通或中国学本身的定义就很泛，我这里只是一般化的比较，如与英国和德国的中国学相比，法国很少在大学里有类似的研究中心，就是有的话，研究的领域也大多与现在的中国无关，且研究的成果也只是为了学术，很难直接为企业或政府服务。
其实，法国的中国学或叫汉学是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巴黎在18、19世纪被誉为世界“汉学之都”，当时在西方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学汉学，到法国”。从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至今已整整190多年。也就从那时起汉学研究首次在西方的大学府中占据一席之地，其后才是俄国（1851年）、英国（1876年）在大学里开设汉学研究，至于美国就更晚了。在这近200年历史中，法国的中国学者群星灿烂，涌现了雷暮沙（AbelRémusat，1788—1832）、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9—1873）、安东尼·巴赞 （Antoine Bazin，1799—1862）、毕欧（Gdouard Biot，1803—1850）、沙畹（Edouard Ch*annes，1865—1918）、戴密微 （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汉学大师级人物，还有许多仍然活跃在传播中国文化舞台上的汉学家，如谢和耐（Jacque Gernet）、魏丕信 （PièreEitienne Will）、戴仁（jeanpiere Drege）、雷威安 （André Levy）、白乐桑（Jol Bellqssen）、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ien）。这些汉学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从中国儒教哲学史、天文学史、 文学史、经济史到敦煌学、数学、语言学、医学、民族学、宗教等无所不包。但不知为什么，给我的感觉还是太经院式，惟一与当代中国有关系的是由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倡议建立的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EDRI），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樊纲等都应邀在那发表过演讲。我曾与樊纲同时出席过2003年的研讨会，约40多位国际上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提交了论文并发言，质量很高，我在最后的总结发言里谈了自己的感受，认为会议紧紧围绕中国经济实践来探索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言之有物，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CEDRI是法国乃至欧洲研究中国经济的一流研究机构。当然，除CEDRI外，法国也有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机构，如戈德曼（Franois Godement）先生率领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Asie）和巴黎工商会研究室，但这些研究中国的部门均不成规模，因而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与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一起出席克莱蒙菲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年会。图为年会晚宴上与香港学者合影。（２００３年１０月）
我没有机会与汉学界的大师们交换过看法，但曾与那些“全职”的中国通中的某些人有过一定交往。他们大多是大学里学中文出身，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感兴趣后终身研究中国。也有个别人来自大陆，因“*”等原因，在法研究起中国。这些中法学者的普遍问题是与中国的现实脱节，很少回中国看看，他们研究的项目也很难获得资助，特别是企业的资助，给我实有一种上一世纪的感觉。在巴黎哈期巴耶大街一座窗明几净的大楼里，我曾有机会参加过他们举办的“中国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史”的讨论会。会上观点之保守令人吃惊。在这些所谓中国通的眼里，中国是个“悖论王国”： 口号与行为，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义务教育与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携巨资外逃。总之，中国的问题成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思想，社会问题严重，经济缺乏平衡和可持续性。结论： 法国企业根本不应该来华投资！我当场以学者和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介绍了中国近几年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发展，并以本人刚刚参加埃维昂中法首脑峰会上希拉克总统对中国的评价为例子，希望中国通们从事实本身出发，本着负责任的精神，向法国公众介绍一个有问题，但充满生机的中国。当场也有一位法国朋友当众向这些中国通提问，说他自己至少一年两次去中国，为何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与中国通在巴黎所讲的不一样。中法的经济关系远落后于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如果中国通不客观介绍，反而促退，中法经济关系怎么上得去？虽然这位朋友与我身份不同，也素昧平生，但我们的发言不约而同，讲的都在实处，下面的听众中有人为我们鼓起了掌。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中国通（是位女士）连忙解释道，称是学术争鸣，不希望出现政治因素和使馆的政治干预。此时在大厅里，无论从信息占有，还是道义上，这些人显然处在弱势。会后，一边旁听的巴黎大学的中国同学对我说，法国人不了解中国，来自中国的人又瞎说。中国政府都已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可怜的她还有“*”情结。
有人对我说，批评是伏尔泰故乡的传统精神，而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对权贵的批评；也有人对我说，中国那么好，讲点不同的意见怕什么，中国应有容忍批评的雅量；也有人说，人民已足够成熟，政府应该由他们自己来辨别是非。我想，问题并不在批评本身，而是应该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中国，特别是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中国之古老、幅员之辽阔、人口之多，什么都是可以发生的。特别是许多问题完全是发展过程中才出现的问题，如城市中的拆迁问题、务工农民的权益、国有企业资金外流等。如果按部分中国通描绘的图画看，中国的问题很多，甚至要比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多。这样以偏概全，既没有叙述中国今天现实的全部，又没有在阐述问题时向法公众交代问题一旦解决后的明天。一位研究中国经济的资深的中国通对我说，她十分欣赏胡鞍钢，治学严谨，对政府既批评，又提建议。她特意向我强调，不负责任的批评不能反映学者的科研水平。许多法国朋友对我说，如果让这些人继续垄断中国问题，中法关系将难以前进。记得吴建民大使在对法公众演讲时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如果今天有人说埃菲尔铁塔马上要倒塌，大家肯定说这是个疯子。如果有人说中国政府马上要垮台了，人们就将他称之为‘中国通’。”我真的以为，中法关系那么好，前景又如此光辉灿烂，无论是中国通，还是中国研究法国的学者都要客观、实事求是地介绍对方的国家，这样才能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两国人民的深入交往架起沟通的桥梁。
沟通的赤字——谁之错？（3）
制度设计——对政府外交职能转变的呼唤
在很长时间来，中国政府将发展中法关系的重点放在做法政府高层和上流社会的工作上，实践检验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由于重点在政府外交，因而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工作力度显得不够，外宣工作针对性不够强。几乎我所有的同事都抱怨过我们的外宣资料形式单调，内外公众不分，事倍功半。这里的确有一个国家形象推介的技术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叫作“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就是要通过策划一系列针对普通大众的活动使自己国家形象改善和更加接近驻在国公民生活。中国文化年就是在法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在法国影响很大，甚至超过我们几年工作的总和。配合中国在法文化年，法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尽管均是商业运作，但绝大多数是正面的。许多报刊发表社论、出专刊，连续报道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往中国新闻上电视较少，文化年期间屡屡曝光。许多电视台还专门集中放映中国电影，影响极大，普通民众对中国增加了不少感性认识。据法方统计，至少有2000万法国人在文化年期间，直接或间接参与该活动。
但应该承认，我们与法国公众交流的制度设计上还有待完善，一些对话的渠道还有待拓宽。在目前阶段，中法交流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官方渠道，来自民间所谓的公民社会则少之又少。驻法使馆每年接待副部级以上政府代表团约200—300个，这个数目相当大，反映了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往的密切度。但官方代表团的接待单位是政府机构，受众也是政府机构，对法国公众未能产生直接影响。在我印象中，很少有国内代表团愿意到法国的学校、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各级商会发表演讲或接受法各种新闻媒体采访。这里有语言障碍问题，也有观念上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对法国公民社会的宣传不够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讲，张艺谋的中国题材故事影片、成龙的武打片、巩俐、张曼玉等著名女影星、中国杂技、少林寺武僧在法巡回演出、一年一度的唐人街春节*等，对法公众的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官方代表团的总和。
作者代表大使与东盟国家使节一起出席Bussy市中国春节活动。图为活动后与市长和市府工作人员合影。（2003年2月）
随着法国作为中国游客的最终旅游目的地，中国游客似潮水般地大量涌入法国，对法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在巴黎的主要观光景点、旅馆、机场车站，中国人川流不息，这对法国公众而言，中国已再具体不过了。在法国人眼光里，中国人就如同当年的日本观光客，在给法国增加大量旅游外汇收入的同时，也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法国媒体称，以各种原因来法的中国人在2003年达到50万人，但巴黎旅游局官员和在巴黎从事旅游工作的中国朋友向我私下表示，法国同年已接待100万中国游客。法旅游部门希望在2006年底接待150万中国游客，届时这也可能是个保守的数字。作为友好的使者，中国游客将通过自己与法国社会的接触，将中国完整地再现在法国公众面前，这使中法交流出现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我想，无论是文化年的形式，还是大力发展旅游业，政府都有必要从制度设置上建立一种有利于两国人民深入交流的机制。我认为，除我们各级政府代表团和大使馆应该将与法国公民社会的交流视作一项基本任务外，应从现在起就重视培养来自中国民间的中法友好组织，让这些组织在人民的交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在法国，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法中友协组织，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宣传我国改革开放方面功不可没。
我在巴黎时常常问自己，中法的交流在政府高层已心心相印，但为什么在高层频繁的接触和示好后，往往没有后续行动呢？从机制上看，原因就是中法交流存在着不对等。在法国方面，交流的主体是以几百万个人所组成的企业家队伍，或活跃在各个领域的民间社团，如各级法中友协，抑或类似上面提到的鲁特曼女士和劳奇这样的NGO，而我国一般是国家机构和各级地方政府。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法国是在与作为政府的中国打交道。在中国经营颇有成就的法国企业家毛云龙（Claude Moreno）对我说，中法民营企业家之间缺乏一种交流的纽带。中国既没有类似遍布法国各地的工商会，个人也不能像在法国那样，自己去有关部门“毛遂自荐”，请求提供帮助。由于要面对各种政府部门的管辖，而不是直接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打交道，中国市场交易成本相形较高。我想，正是由于缺乏毛云龙所说的那种机制，各省市的领导在法国招商引资的演讲结束后，交流活动也就随之结束。同样，从法国的角度看，企业家由于找不到直接的合作伙伴，往往过于依赖希拉克总统访华或我国领导人访法。因此，在中法经济交往中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并由政府高层通过访问来获得大量订单和高层访结束后很难再有新订单，成为中法经济交往中的一大特点。据商务部统计，2003年中法贸易额为176亿欧元，法国为德国、英国、荷兰之后我在欧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虽然法中贸易同比增长％，但仍为德中经贸的42％。法对华出口46亿欧元，仅占其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