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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各自老板交办的任务，我与老德将法国中小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伊夫·加贝尔（Yves Capelle）吸收到我们的班子内，大家再根据自己的工作性质和分工，理清思路，看如何帮助企业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于是，我在大使馆召开了由华侨企业家和在法事业有成的留学生开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十分热烈，纷纷感谢使馆的安排，认为这样的平台对他们太难得，使馆想得太周到了。华侨企业家中有不少专门从事进出口业务，也有的已在法国办过工厂，生产环保用品。中国城的孙正满总裁更是对此活动表达了浓厚的兴趣，想了不少点子。在雷诺汽车公司工作的黄工程师和在巴黎大学教书的石博士也都对中法汽车零配件生产和科技兴农提出了具体的合作想法。由留学生集资创建的引智公司“欧亚智力”的负责人蒋晓东和留法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韩小鹰等也向我提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这样，老德和我就在法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会议室里召开了首届促进中法中小企业投资研讨会。老先生先发言，强调了中法关系和各界对中法中小企业合作的期望，并把研讨会的由来和使命作了介绍。我作为共同主席，代表使馆表了态，特别是向法国企业家介绍了一下中国吸引外资和西欧其他国家中小企业在华经营情况。在座的中法企业家按行业很快对号入座，大家相见恨晚，谈得很投机。这次活动使我与老德的交往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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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4）
后来，为了研讨会的后续行动，我们必须经常见面，在经社理事会的餐厅里用早餐成为了我们工作会谈的一种模式。他每次都希望我坐在靠窗口离埃菲尔铁塔最近的地方，让我边吃法国羊角面包边欣赏埃菲尔的作品，然后以一个法国工程师的口吻向我介绍法国在工程方面的世界成就。最后，他总不会忘记谈到他的老本行法国高速列车。难能可贵的是，他把我们的会谈中的设想、遇到的问题都以会议纪要形式报告戴尔马涅主席，希望最后形成一个以经社理事会名义致法国政府的建议报告。他对我说，他在经社理事会工作了快10年，认识所有的委员。凡中法间想要合作的行业，只要中法开单子，他都可以找到法方对应的人。他是如此诚恳，有时我都觉得由于我们内部协调不畅，有点愧对他的这番热情。蒋晓东后来告诉我，老先生特别关心他们留学生办的这家引智公司，常常帮助他们引见法国企业和主管领导，并多次亲自出席他们的活动，给予最直接的支持。
老德就是这样一位办事认真的老头，他心里装的就是中国，通过与他的交往，特别是共同主持中法中小企业合作圆桌会，也使我对法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和困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3） 介绍了两位老夫子，我想再介绍一位年轻人，她叫李明嘉（Rébécca），23岁，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生，是个小姑娘，但她最反对我说她是小姑娘，因为她已是巴黎大学生自办杂志《别样的中国》（Autrement la Chine）主编，杂志发行量超过1000份，在巴黎的大学生及一些与中国事务相关的部门中影响较大。因为她的杂志，我认识她并成为了朋友。在办杂志之初，她向我谈了想法，我认为是好事，就表示赞同并出了点主意。创刊时吴大使还应邀写了发报刊，出第二期时她又采访文化处刘公参，专门谈中国在法文化年。后来是中法建交40周年，她执意要采访我，让我谈一下中法双边关系。她办杂志可谓呕心沥血，从组稿到编辑、排版到印刷、发行，从联系被采访人到找到赞助商，几乎都是她一个。我问她为什么要这样苦自己，做这件与自己利益毫不相关的事。她回答得很干脆：“喜欢”。
别看小女孩年龄不大，办杂志却很有经验，我特别佩服她想采访谁就是谁。从欧莱雅公司（OREAL）在上海的总经理、欧洲航空航天防务集团（EADS）驻京代表石巴胡到文化年法方主席昂格雷米，她特别能抓住读者的眼球，知道这些人物的访谈必然提高杂志的可读性。当然，中国大使馆的支持，也使她的杂志更具权威性。她在中学就开始学中文，曾在北京语言学院进修过一年。她特别热爱中国，喜欢和中国人交往，与卡班一道，成为来我们大使馆出席活动时一老一少两个“常委”。她的已故父亲是一位科西嘉艺术家，母亲是阿尔及利亚的音乐家，为伊希市政府工作。伊希市长安德列·桑迪尼曾对我说起李明嘉一家，表扬他们一家，包括已故的父亲是文化对话的榜样。李小姐很执着，她已认定中国是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全部，她利用业余时间陪同中国代表团，当翻译，在侨校教中国人学法语。有一次，我在吉美博物馆参观孔子展时与她母亲不期而遇，她母亲对我说，李明嘉想听听我对她未来职业选择的建议，问我有没有时间。几天后，她给我打了电话，并按时来到大使馆见了我。原来她想在继续办杂志、走新闻传媒的道路和报考巴黎政治大学，然后再争取考入外交部，以便将来到北京当法国外交官之间要进行选择。我听完她的来意后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别看她年龄不大，对自己的未来早有考虑，我特别想感谢她对我一个中国外交官的信任，专门来使馆听取意见。我根据自己的经历，介绍了外交工作的特点、纪律和由于职业所带来的家庭生活方面的牺牲。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一神圣工作，使我开拓眼界、浓缩人生，在法国结识了那么多的朋友。我说，我对新闻工作不了解，但记者是无冕之王。如果今后能用手中的笔，为促进中法关系多写些好文章，同样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最后，我用一种礼貌的外交语言说：“只要你用中文，为中法友好工作，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我不知道她最终的选择是什么，但可以肯定，伟大的中国已融入她的生活、融入她的血液，而中华的腾飞无疑又为她职业生涯的发展铺就了一条锦绣大道。
我离任前夕，摄影家吕布里内埃执意在凯旋门边上最有情调的“明星”酒吧为我搞了个晚会。我把李小姐也请来了，为的是向她说声再见。来参加晚会的朋友很多，中心的议题还是中国。犹如中法关系是个偌大的舞台，我同我使馆所有的外交官同事都不过是这个舞台上的普普通通的演员，不同的是我今晚要谢幕了，我要说谢谢大家对中法关系发展的关心。李明嘉一夜不语，散会时，她说要自己一个人走走。我陪她从“明星”酒吧走回了大使馆，她依然路途无语。我从使馆开了车，将她亲自送到伊希市的家。她只是淡淡地对我说“谢谢”。也许，我不应在今晚谢幕，因为中法关系中要做的事还很多，至少，李小姐是这么想的……
（4） 我认识作家莫热（Axel Maugey）纯属是个巧合。他是个自由作家，写了近20本书，大多介绍跨文化对话和法语世界的法语教育和文学比较。他曾在巴黎大学和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教书，认识了他现在的太太埃莱娜。由于巴黎老佛爷百货公司举行他的新作《一个法国老板在中国》签名售书仪式，我代表使馆出席，并与他由此成为朋友。莫热属于法国人中那种吃饱饭喜欢替别人瞎操心的人，我与他的交往也就带上了极富小资情调的所谓“文明”对话。在巴黎，谈论文化多元和文化对话是十分时尚的，这源于法国历来对外来文化所持的开放精神和法国在地理上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特殊位置。“”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法国知识界对文化对话十分重视，各种研讨会目不暇接。我和莫热同时应巴黎大学邀请，就不同背景下的文化对话发表演讲。我讲的是中法文化差异，以及法国企业在中国经营活动中因文化因素带来的不同结果。如，“家乐福”的译名，法文原意是十字路口，没有任何意思，而中文译文所赋予的却是周末，全家乐融融，一起到超市采购，幸福无比。更难的可贵的是“家乐福”的本土化，超市里有活鱼、散装卖的大米等。还有汽车牌子“雪铁龙”，原来是人名，中文译得很传神。但法国企业也有不成功的例子，如圣罗兰的香水“鸦片”，翻译时不动脑筋，没有用音译，直愣愣地把意思直翻过来，引起一些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的抗议，因为鸦片涉及到中华民族最敏感的神经，作为炎黄子孙，谁也忘不了这段屈辱的历史。最后有关部门在人大、政协的要求下，将此香水勒令退出中国市场。莫热则从文化对话的渊源、定义和时代背景开始，从大马士革到布伊诺斯埃利斯，从蒙特利尔到上海，他引经据典，列数文化对话的成果。他的确是个饱学之士，周游列国，学贯东西，特别是在法语世界小有名气。他是那种将天下为己任的国际主义战士，对狂妄的文化沙文主义，狭隘的民族文化至上主义生来就深恶痛绝。莫热的演讲具有浓郁的法国知识精英特有的普适主义思想，在法美因伊拉克战争出现深刻分歧的今天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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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5）
我和莫热的交往也是戏剧性的，我们居然是邻居，不仅同住一个区，而且在同一家面包房买羊角面包。他的生活主要靠稿酬，住在公寓楼里，家境似乎并不富裕，家中除了书还是书。每次我与莫先生的君子之交，不拘泥形式和礼仪，是我全面接受法兰西文化洗礼的难得机会。他会给我滔滔不绝地讲马尔罗和佩雷菲特这两位政治家兼大作家的作品，是如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法国人认识中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也会给我讲辜鸿铭是如何将法国人的秉性描写成欧洲的中国人。他不热心政治，但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喜欢抨击权势，且用词尖刻，是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左翼执政时他抨击左翼，右翼上台时他批评右翼，但在2002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时，他坚定不移地支持希拉克反击极右势力勒旁。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十分热爱*文化。我曾在黎巴嫩当过外交官，他常去大马士革的法国文化中心讲课，因而，如何看*世界的复兴和*文化，也是我们的老话题。有一次我在他家聚会，他把当企业总裁的弟弟也请来了。大家无意之中谈到伊拉克战争，弟弟也无意之中为小布什的强硬政策开脱了几句，马上遭到他排山倒海般地攻讦，认为弟弟太糊涂，居然对小布什有恻隐之心。他很正色地警告全家，小布什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他发动的这场伊拉克战争只会把美国引向与*世界的全面对立。
莫先生反对布什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不仅坚定，而且到了几乎偏执的地步。同样，他热爱中国，凡是中国的什么都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在他的心目中，中国已是他的精神麦加。2003年春，突如其来的“非典”将中国推到了世界最边缘的角落，伟大祖国几乎与世界失去了联系。就在这时候，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到“非典”后的正常生活，上海外办的同志紧急告诉我，希望能邀请一批法国作家来上海看看真实情况，然后在法国报刊上写些文章，报道一下。此时真是非莫先生莫属了！老莫从麦吉尔大学讲完课后几乎没有休息，就从巴黎直飞上海，在沪生活了一周，观察了一周，看到了上海人民如何战胜“非典”及其紧张又有序的生活。老莫的笔很快，在上海文如泉涌，不过，这也正常。一个有激情、好冲动的人，怎么不会被上海可歌可泣的变化而震撼！生活的热情、海派文化、法国情调让老莫似乎找到了久违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文化的多元和交融。他找了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aise）、拜会了舞蹈家金星、去了外语学院，他对我说，上海有几千人在学习法语，许多高校开设法语专业，法国文化俯首皆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生活在这里的5000多法国人中的一员。站在外滩看浦东，他想起“鸦片战争”后上海的开埔，想起马尔罗笔下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陈大欧，想起中国像东方巨龙一样在崛起。老莫说，中国的发展是逻辑的结果，因为人民爱劳动、热爱生活和珍视传统。最关键的是，中国人民有文化，有文化总会要发展的。
是的，这也是老莫的口头禅。在他看来，古老的中华在深厚的文化底蕴催发下，应该比那些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作出更大的贡献。我离任时他与我约定，要两人联袂用法文写一本中法文化对话的书，让我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法国，他从法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用双方相互书信的方式，类似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