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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法文化对话的书，让我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法国，他从法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用双方相互书信的方式，类似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你瞧，老莫就是这样的人，一谈到文化对话就兴奋……
此时此刻似乎我正在与上面这些朋友说话。他们大多数是普通人，但他们从心底里热爱中国。像他们这样的法国朋友我还有许多许多。与他们交朋友，是我在巴黎工作最宝贵的财富。我在写此书一直在告诫自己，千万不要罗列自己的工作，因为沟通是外交官的职责，而真正为中法关系作出贡献的是上述法国朋友。记得我回到上海工作后不久，让·加佩耶埃·密特朗来看我。别后重逢，我们在梅龙镇酒家有说不完的话。让·加佩耶埃对所有在座的朋友说起他参加我们大使馆举办的中法建交40周年招待会，说我在招待会如何如何朋友多，如何受到法国各界的欢迎。说实话，我生平怕的就是别人当面表扬我，尤其是法国人，用的词都伟大得很。但说我与法国人民水乳交融的友谊，却是我最喜欢听到的。巴黎老佛爷大百货公司的总经理阿莱兹（JeanMichel Hallez）曾在我离任晚会上诙谐地说我不是个外交官，更像是个售货员。因为我成功地推销了自己的国家并让法国人同时也爱上了我的国家。阿莱兹说，“当我们有困难时，徐先生总是那样乐于助人。就像大公司的售后服务一样，他的笑容使我们感到中国就在身边”。
是的，阿莱兹讲得不错，因为我是中国外交官，宣传我的国家是我的天职，而我要宣传的这个中国又该是个法国老百姓能接受的中国、一个人性化的中国。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从学校、研究所、商会、研讨会、法中友协、市政府*到书展、接受羊奶酪骑士，我去过法国很多地区，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沟通一直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存在方式。通过我的工作，我真正懂得幽默、微笑、开放、聆听、可信赖、融和应该是所有外交人员与生俱来的职业素养……
埃维昂会议——我对文化沟通的新领悟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6）
2003年上半年法国出任八国集团轮任主席。在同年元月新年团拜会上，希拉克明确向各国驻巴黎使节表示，他有意利用6月八国首脑会议，召开一次八国集团与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12个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共25方领导人出席的扩大的对话会议，共同讨论人类和平与发展问题。但说老实话，当时使馆领导对我国家领导人能否与会并没有多大把握，仅把希拉克的想法和使馆的建议报回了外交部。后来，在很长时间内有关是否出席八国峰会事再也没有人提及，原因是在外交部内部，究竟如何应对八国集团的政策论证还在继续。我曾在外交部西欧司管过八国集团调研，对国内政策比较清楚，总的来讲对参与这样的“富人俱乐部”比较谨慎。然而，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八国集团也在变，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看好我国的作用，几次三番想与我建立联系，希拉克本人也曾数次邀请我与会。法国认为，在今天国际经济总量排名第六，国际贸易排名第三，又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中国缺席下，八国集团所谓“全球化治理”是做不到的。
从各种角度看，使馆都认为应该接受希拉克的邀请。然而，能否出席峰会，却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外交行动，在有些方面，甚至需要勇气和创新思想。首先，这里有个对八国集团重新定位问题，特别是如何看其今天的作用。1972年石油危机，为解决西方世界共同面临的经济问题，在法国的倡议下，美、英、联邦德国、意、日六国1975年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举行首次峰会。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加入，从而演变成八国首脑会议。虽然八国作用已今非昔比，中国等大批新兴市场国际的崛起使其的全球化治理可信度大为下降，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全球目前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地位；其次，要分析出席峰会的利弊，究竟是有利于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呢？还是相反？如果印度、马来西亚、巴西、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尼日利亚、沙特、塞内加尔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到会，而在涉及到人类发展问题上没有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声音，且不谈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如何？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会问，在攸关他们切身利益时，中国老大哥是如何替他们说话的；最后，我们还要看中法关系。中法是中国与西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进行全面战略合作的典范，两国积极推进国际政治*化进程，主张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共治，在国际重大事务中，特别是当时的伊拉克问题上相互合作，希拉克与*为此还通过不少次热线电话。在中法建交40周年前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也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希拉克本人的再三邀请。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多边外交中，我觉得使馆领导，尤其是吴建民大使为*主席成功出席本次峰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吴大使当时让使馆外交组同志写了一篇又一篇分析电报，并利用接待到访或巴黎过境的国内高级代表团，向领导们一遍又一遍介绍八国峰会情况和我领导人与会的重大战略意义。为与法方的准备工作同步推进，我被指定为中国大使馆与法国G8会议秘书长布安伯夫（Pointboeuf）的联系人，从工作层面为我国领导人一旦与会做技术准备。后来，国内不幸发生了“非典”，英国首相布莱尔、美国副总统切尼等一些西方大国领导人相继取消了对我国的访问，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舆论还公开叫喊要“隔离中国”。在此严峻形势下，希拉克仍然决定派总理拉法兰按时访华，充分表明希拉克对法中友谊的珍视。拉法兰北京之行，使中法关系得到了新的升华。胡主席、*高度评价中法关系是“患难见知己”的特殊关系。吴大使更是利用陪拉法兰访华之际，向包括外交部长李肇星、副部长戴秉国在内的有关领导做了专门汇报，力主我国出席八国峰会。为了使大家的认识尽可能达到一致，吴大使甚至见了不少外交部的司领导，向他们讲述前方的情况和我国领导人与会的重大外交利益。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出席峰会已成为我第四代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正式亮相的惟一且是最佳的时机。在全世界媒体的聚焦下，在涉及世界前途问题上阐述我国发展观，并与世界各国领袖零距离接触，广交朋友，巨大的外交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为确定议题，总统外事顾问莫里斯在总统府召集了无数次专题吹风会，本人有幸陪同吴大使与顾问先生保持了高频度接触，有时是多边，也就是与其他国家的使节一起出席。有时则中法双边，听取法方对会议的设想。拉法兰访法后，中央明确出席本次峰会，并把会议定为“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国内给使馆的指示中，除对希拉克与胡主席会见的时间地点、整个对话会议议题等十分关心外，还特别想了解到法方如何安排胡主席的礼宾次序。这样的礼宾顺序有三个场合，一是开会，二是工作午餐，三是25位领导人一起照“全家福”照片。我想了许多办法，法方一直守口如瓶，强调是多边会议，不能提前泄露，但肯定会特别关注中国领导人的席次，将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中法友好关系。在埃维昂会议的前10天，5月21日，我和吴大使还一起到总统府听取希拉克本人给使团介绍法国对议题的设想。希拉克列举南北差距、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环境等全球面临的问题，希望通过召开首次扩大的对话会议，为人类解决新千年里的问题提供一种新模式。希拉克真不愧为国际政治家，滔滔不绝，让我感觉到一场极为重要的国际外交芭蕾将要在我的眼皮下展开。同样，我也意识到无论出席规模还是涉及细节，都将是我参加外交工作以来最复杂、最敏感的一次。将那么多国家元首和国际组织的头号人物集中在一起，需要组织者具有非凡的综合和协调能力，而我本人又被历史地推到了事实上的中方组织者位置，开始了一次我与法方组织者和与其他国家组织者之间令我终身难忘的跨文化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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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7）
首先，我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发证。由于八国在国际上被认为代表强者和富人利益，每次峰会期间总要遭到世界反全球运动人士的攻击，2001年意大利热那亚峰会，反全球化示威者与警方发生的严重冲突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因此，富有想像力的法国人就想到把会场安排在法瑞边境莱芒湖（又称日内瓦湖）南岸小镇埃维昂。说埃维昂是小城，因为它仅有7500名居民，是享誉世界的“倚云”矿泉水产地。200多年来，这里一直是达官显贵度假疗养的天堂。它南倚阿尔卑斯山，北傍莱芒湖，依山傍水和鸟语花香，为峰会营造一个临山看湖的人间仙境。然而，为防止10万多反全球化示威者，法国将埃维昂方圆2000平方公里的区域划为敏感区，共调派了军人、宪警、共和国保安部队、消防、救护等各种治安力量万人，动用了最先进的雷达设施、地对空导弹、“幻影2000”战斗机、无人驾驶飞机等。根据法国设计的“三圈”保安方案。埃维昂为第一圈，距其10来公里的德农属第二圈，第三圈为30公里外的阿内马斯市。接待各国首脑的皇家饭店高居山上，被称作“零圈”，禁止任何人接近。如此严格安保措施，反映在代表团方面就是严而又严的代表团胸卡申办制度。根据规定，凡代表团成员一律佩戴大会秘书处印制的胸卡，但除了代表团正式成员共10人能够进入主会场“皇家”饭店（Htel Royal）的证外，其余代表团人员或在分会场“隐士”饭店（Htel Ermitage）或在码头边上的CASINO（一种当地人玩老虎机的赌场）内等候，或干脆留在代表团下榻的洛桑“美岸”饭店（Htel Beaurivage）里。因此，不要说无证者被禁止进入会议区，就是办了证，绝大多数人还是在“隐士”饭店收看电视，或在CASINO里消磨一天时间。因此，如何为代表团办好证，特别是能获得更多的证件，方便代表团领导几乎成了我的心头之患。但每次我提出多申请证件法国人每次都很客气地拒绝了我的要求，并提醒我共有25个代表团与会，一家10人已250人，加上必要的工作人员、保安，会场内已无立锥之地。我提出中国是特殊的客人，代表团大，规格高，光外交系统就有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部长、刘古昌副部长，还有我驻法和驻瑞士两国大使，这样的阵容任何国家、国际组织都没有。此外，中法双边有峰会，必须让必要的工作人员进入会场。布安伯夫曾在法国驻华使馆工作过，我的攻心战终于起了作用，我如获至宝地多申请到了两张主会场证，虽然是杯水车薪，但对我们非常珍贵。根据秘书处统一规定，能陪同国家元首到主会场的共10人，包括外交顾问、安全官、礼宾官、翻译官，而能与主席形影不离的只有一人，通常是一位司局级外交顾问，中方是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张军。但根据规定，在正式开会时，张军又必须退场到隔壁房间，通过闭路电视看场内25位叱咤风云的世界领袖就会议确定的各项论题发表评论。
第二个大问题是住房。为了解决与会代表团住的问题，富有想像力的法国人就把后勤工作交给了瑞士。我们住在一湖之隔的洛桑，但由于我们同意参加会议的答复较晚，且我国代表团又比较庞大，我们被分散安排在三个不同的饭店，其中由元首下榻的“美岸”饭店，又在11个参加扩大对话的南方国家代表团中均分，也是10个房间。这些后勤问题不在现场是意识不到的，有些同志还以为，只要交涉就能解决问题。使馆的领导实事求是，我向法方反映以后就再也没有让我向他们加码，道理很清楚，一是资源已经穷尽，讲也没用，二是更不能“夺人所爱”，抢别国的名分，这将失去我们以第三世界老大哥身份来埃维昂替他们维权的意义。于是我们将离“美岸”最近的Moevenpick饭店调整为我团最主要的驻地，驻瑞士使馆和我馆抽调了最好的厨师，为代表团和随行记者准备了美味中餐。
第三个问题，也就是我特别想与读者朋友一起探讨的跨文化对话问题。胡主席出席埃维昂会议，引起了与会其他代表团中极大重视，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纷纷提出要与胡主席单独见面，但根据会议议程，从1日起，整天会议直到晚6时结束，在技术上操作很困难。元首会见要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