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辽傥颐且巡斡肓死罚↖f we are not making history now， we are at least part of it）。他对我说，赖斯非常赞赏中方的建议，应该让两位世界上最伟大民族的领导人在风光旎丽的莱芒湖边上先照相，然后再小范围会谈。
5时45分许，胡主席与布什总统结束皇家咖啡厅的会谈来到后花园，以莱芒湖为背景，接受全世界记者的拍照。戴维思的话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是的，当中美两国人民通过电视看到自己的领导人在风景如画的莱芒湖相会时，我和戴维思已通过自己创造性工作，在幕后成了“历史的一部分”。照相结束后，胡主席与布什一起来到总统房间，开始了中国第四代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第一次峰会。会晤进行了40多分钟，是整个对话会议期间所有代表团中时间最长的双边会晤，新华社当天向世界报道了会谈的情况。胡主席说，中美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推动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什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国际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美方愿加强中美在反恐、经济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继续致力于发展与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并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改变。布什还高度赞赏中国为防治“非典”所作出的积极努力，表示愿意继续向中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胡主席、布什总统在中美峰会前在莱芒湖边握手寒暄（2003年6月1日摄于埃维昂皇家饭店） 中美会谈开始后，我和吴大使便一起下楼在饭店大门口等待着胡主席结束中美峰会后上车去码头坐船。由于当天上午德国社民党内一项极其重要的会议，施罗德总理在对话会议结束后刚刚赶到现场。也许是本次对话会议开局不错，也许是施罗德改革方案在党内会议上得到广泛支持，法德两国领导人在大门口热烈拥抱，似有说不完的话。见此情景，我对吴大使说，如果此时胡主席结束中美峰会，能与施罗德在门口见面则十分理想。施罗德热爱中国，每年来华一次，为中德关系做了大量工作，与其打个招呼，可为胡主席出席埃维昂会议划上圆满的句号。吴大使也觉得很有必要向代表团领导反映使馆的建议，便马上又走回到饭店里，但无巧不成书，可能考虑到码头渡船的时间已到，礼宾司同志已将胡主席从另外的门口引至车队。于是，警灯一闪，胡主席的车队徐徐离开会议现场向码头方向驶去。我突然发现吴大使和翻译庄晨燕没有在车队里，但为时已晚。出于安全考虑，一旦元首车队启动，是不可能再停下来的。后来，还是在大门口接待施罗德的希拉克总统发现了眼前的一切，并大叫一声：“快截获一辆车给中国大使”（Réquisitionnez une voiture pour lAmbassadeur de Chine），并亲自走上路旁为吴大使截了一辆车，从而使吴大使很快与胡主席一行在码头汇合。在落日余晖的莱芒湖上，胡主席、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部长、吴大使他们围坐在一起，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我在一旁看着领导们情绪高涨，心里特别高兴，因为我在自己的特殊岗位上，完成了一件终身难忘的工作。我用自己两个手机中最后所剩下的一格电池，向留守在洛桑的使馆办公室主任张国斌通报轮船抵达的时间，并告诉他一切顺利，请准备好代表团的晚餐。
就这样，我一生最长的一天结束了。第二天上午8时30分，胡主席在宾馆会见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然后与前来出席会议的马哈蒂尔等南方国家领导人共进早餐，共商南方国家如何团结起来，解决发展问题大计。这次对话会议，让我本人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对话，这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处理不好，文化就会转化为政治。如，胡主席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的地点，为什么必须在洛桑？为什么胡主席会见马哈蒂尔必须在会议期间，而不是次日？为什么希拉克总统来码头接胡主席，我们必须尊重法方的礼宾习惯，包括使用法方提供的翻译陪车？为什么不能拒绝美方的中美峰会地点的建议？还有生活后勤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住房问题上再交涉？我觉得，法方对胡主席出席本会高度重视，希拉克曾指示，尽一切可能满足中方需要。从胡主席的礼宾排序就可以发现法方别具匠心，有的甚至是在礼宾上的创造。如在工作会谈中，胡主席位于布什总统和布莱尔之间。在25方的集体照中，法方结合元首排在首相（总理）前，首相排在国际组织前的外交惯例，然后再根据元首和首相执政时间长短和国家重要性进行加权平均后再排列，因此，我们就看到胡主席在希拉克之后的第二排，与美国总统布什和本次峰会两主席之一的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一起站在队伍中间。法国外交的想像力又一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10）
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全家福。胡主席位于希拉克总统身后，布什总统和本次峰会共同主席的瑞士联邦主席库什潘之间。（2003年6月1日）
埃维昂会议结束了，但它给人留下的启示良多。记得吴大使在他后来的离任报告中专门以埃维昂的启示讲出了他对21世纪如何做好我们外交工作的想法，他还亲口对我说，到北京外交学院后要自己给学生开一门课，叫“交流学”（munication），要从学校起教育好年轻的外交官们如何懂得与不同的文化交流。回过头来看，埃维昂就是一次难得的跨文化交流，它要求我们必须在国际多边视野里处理各种问题，在一些小事上多多体现我们的大国风范。正如吴大使常对我们所说的那样，外交工作处理好了，投入少，产出大。埃维昂会议集中了世界上最有影响的21个国家和4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与会国家占全球80％的人口、88％的GDP和75％的贸易。用历史的眼光看，埃维昂在“非典”期间给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外交舞台，通过3500多名记者，我国在发展等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传遍世界。西方舆论普遍认为，不论胡主席以何种形式出席八国峰会，其到会本身就是一个外交突破。它既说明中国外交更加务实，更关注自身利益，也表明了中国对自身实力的一种自信，实现了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国际社会的主要角色”转换。《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Bringing China In From the Cold）的评论文章，认为“八国”无论是处理朝鲜问题，还是防止全球变暖，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是中国与美国，“八国”必须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承认中国的国际作用。我想，随着今后时间的推移，埃维昂会议的重要意义还将越发显现……超越思维定式——文化对话的历史机遇
徐波〖〗代〖〗跋
在我印象中，法国外交官出使中国后都喜欢留下一点笔墨，写上几本书，让法国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现在中国外交官开始写书的也不少，我稀里糊涂也就此赶了趟时髦，但直到今天住笔后如鲠在喉的心情才有所放松。
从2004年4月到上海世博局负责国际联络工作以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2004年我们总共接待了398批外宾），我一直殚精竭虑般地去完成这件“自找”的任务。说自找，因为它不是我的工作，且又要牺牲我许多宝贵的业余时间，但我如此矢志不渝，是因为我将文化对话看作是一种历史责任，抑或个人的存在方式，而这种存在方式的选择则又源于我对生活的回报。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我应该是属于那种十分幸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它让我每天在交朋友，每天在宣传自己的祖国。同样，在认识朋友，宣传祖国的同时，也让我有机会全面认识法国，从而使我有可能以本书的形式向各位朋友叙述我对法国社会和文化的体验。2004年10月11日晚，我很高兴与前来主持法国文化年开幕式的希拉克总统及其顾问班子主要成员在上海别后重逢，大家均感到非常亲切。当时一种谱写历史的感觉在我心里油然而生，这种感觉非常美妙，使我对自己从事的文化对话使命更为坚定。
有人说，21世纪是人类大交流的世纪，中法互办文化年成功经验使我对此坚信无疑。尽管出现“”恐怖活动，伊拉克的暴力也远没有结束，但我确信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交流时代。空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无论是财富的创造速率，还是资源配置的广度均使人类交往更加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已成为现实需要，甚至是一种生产力。如今，全世界用得最多的词汇是“跨文化对话”。如果你从英文雅虎网站查Cross culture dialogue，有关条目则高达974条。如果你又将其随机输入中文搜索引擎酷狗（Google），你就会发现300多条有关跨文化对话论坛的消息。然而，我又非常矛盾地发现，全球化时代、数字化通讯并没有消除或减少文化差异，有时沟通还很难，不同的文化之间还缺乏了解，超越思维定式才是人类大交流的前提。
何谓思维定式？那就是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将自己的行为模式无限延伸到他国的人与事。许多人对何谓思维定式熟视无睹，因为它已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一位从事文化对话研究的学者警告我说，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冲突，在防范抱着自身文化不放，排斥外来文化的文化部落主义同时，也要警惕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霸权主义。我以为所言极是。勇于接受多元文化和外来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任务。有人问过我，你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想这莫过于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站在外事岗位上的我，几乎天天都生活在文化碰撞的漩涡之中，需要用智慧和勇气去解决一个又一个文化冲突问题。在法国那么多年，也有朋友问我对法国社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法国文化的包容性。我想，我们开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前提就是开放和能够吸纳对方的观点，这也许就是我刚参加外交工作时领导们对我所说的那种求同存异的中国外交文化。
我有幸在我的人生中从事了一段中法双边关系工作，它使我尝到了文化对话的甜头。我真心希望我的所见所闻对读者了解法国和法国社会有所帮助，但书里写的都是过去的事，只能是我献身于不同文化对话的开端。我非常高兴能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平台，开始我新的生活，特别是开展一场更持久、更广泛的文化对话工作。无疑，举办世博会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公共外交”行动，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形象在184天的世博会向国际社会所做的集中展示。我们希望有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7000万人参加世博会。我们还希望将它办成世博史上最“成功、精彩、难忘”的一届世博会。但很显然，最“成功、精彩、难忘”的标准掌握在国际社会，而不是在我们的手中。要成功举办这样规模的人类盛会，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充分注意文化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上海有一句口号，叫“迎世博，做可爱的上海人”。我想，可爱的上海人，就应该是倾听国际社会关切、了解文化差异和按国际规则办事的人。然而，作为一名处在世博会国际联络第一线的外交官，近一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感到我的任务是艰巨的。
不可或缺的外交工作（11）
我把书拼命写完了，但文化对话的快乐乃至苦恼仍是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随着国内持续不断的出国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赴法留学，中国与法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距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近过。记得我们年轻时，走向祖国四面八方是我们的革命胸怀，而现在的青年人视走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为己任，他们不仅是“哈法族”、“哈德族”，甚至勇敢地站在国家人事部门口排队报考联合国职员，希望有一天到联合国上班。显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已没有理由固步自封，没有理由摆弄那种文化的霸权主义或部落主义，在人类这个地球村落里，尽管肤色相异，我们都是这个星球的主人。
我真诚地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关心中法友好，多做中法交流和沟通工作。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参与文化对话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因为这不仅是世界上最令人羡慕的事业，也是一项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工作。我愿以此书与热爱文化对话的读者朋友们共勉，并将此书献给要有志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