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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金家寨，而是整个大别山苏区都遭受了这种残暴的杀戮。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全成为废墟。杀戮最惨重的是天台山和老君山一线。那里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有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这当中，有青壮的逃亡，有妇女儿童的被贩卖，但大多数人还是被杀掉了。在蓝衣社别动队的恐怖统治下，一年时间，大别山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斯诺惊叹得无以言说。可惜在他游历陕北以及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臭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否则他可以比较一下日本匪徒和蓝衣社匪帮的武功。屠杀30万与60万，别动队绝对武功超强！
全家被杀了66口的徐海东对此也说过，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的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以蓝衣社别动队为主力的康泽的南京部队，在大别山屠杀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上说，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而且，如果不是因为美国传教士的压力，如果不是这些勾当使军队纪律已经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蒋介石是不会下令停止屠杀的。新生活运动完会彻底的变成了新*行动与抢劫活动，国民党政权在那里更加失去了人心，这一点是老蒋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民众抵抗运动不久之后就更加猛烈地爆发了。徐海东和他的游击在大别山的数千残兵，不久后又发展到了数万之众。并且因为目睹了这么多屠杀，徐海东说，最后一次围剿的12个月里，二十五军没有一个人开小差。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军事斗争上虽然明确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思想上也明确了党指挥枪的理论，可是受第三国际的错误领导与指挥，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已无可奈何地走到了生死关头。苏区的大面积丢失，也标志着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红军的军事胜利。
一个不争的实事即将出现，消灭红色割据政权、消灭红军已指日可货。对于蒋委员长以及他手下的这班臣子来说，此时，当然是他们人生中最扬眉吐气的时候。可是因为权力之争，也有人不想彻底消灭红军有生力量，以达到牵制中央军以求自保，这一种行为与势力以李宗仁为代表，客观上为*的生存又提供了可能。
028、进黔入川
春去秋来，岁月更替，真让人产生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感慨。对于被迫离开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来说，苦难的1934年终于已经过去，历史的巨轮伴随着他们艰辛的步伐，迈进了更加困惑的1935年。
第五次反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红军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他们被迫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数十万官兵没吃没穿，破烂不堪，生存已经十分艰难，太多的人也不知去向何方，只能心有余悸、心惊胆颤地跟着领导向前走去。当然不少的红军官兵仍旧有着坚定的人生理想，始终抱着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不动摇，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中艰苦奋斗，坚持抗争，在艰难险阻中寻求着中华民族光明的前途。
可以说，这一场对红军的大围剿的成功，国民党太多的人士认为，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已取得了重大胜利。剿灭*已指日可贷。可是也有一些明智的人看到了事物的可变性，他们深知革命还未能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意义。他们也认识到了要消灭*的艰难程度，不到最后的胜利，不能算是胜利，鹿死谁手都还是个未知数呢。
在康泽的别动队成立一周年纪念大会上，蒋介石的思想家贺衷寒，对这一点就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特别有成绩的，大家对*是赤胆忠心的，这次我们中央军，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顺利，这与我们大家的努力工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共产党还有几十万人马，*首领毛泽东告诉他的部下说，他们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不对他们乘胜歼灭，他们就会死灰复燃，我们前面所做的工作就会白干了。
我们在军事上只是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在政治上，国共双方仍然还未能见分晓，因此，同志们还得牢记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现在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配合剿匪部队军事上的围剿，对已西窜之*，在政治上加以彻底的剿灭，让他们没有生存之所，我们才能说消除了后患。在这之后，我们这支队伍，就要进黔入川，做好*经过之地的稳定民心工作。我们在江西已经有了很好的磨练，也积累了大量的成熟的工作经验。将*全歼于川黔地区，这是蒋委员长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领袖对我们寄予了殷切的厚望，我们肩负着十分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做好啊？
能！随着队员们十分有信心的回答，康泽更大规模地轮训、培训别动队员的工作就再次开张了。他的特别训练班就设在星子县中央军校内，康泽先是将他的别动队拉回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回炉培训，分设了步兵大队、学员大队、政治队、参谋区队、特警队。整训完毕之后，石明峰所在的区队被并入贺国光的参谋团，去了四川。其他大队也尾随红军，被分派到了贵州、四川两省活动，继续干着清理户口、编练保丁、收集情报、抓捕*嫌疑、清除*对民众的思想影响工作。与此同时，康泽又扩招了两个大队的人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培训，继续派入了川黔两省活动。
别动队在国民政府收复苏区的改造人的思想工作上是独树一帜的。去赤化成就也是巨大的，石明峰随部入川以后，驻守在川东奉节至重庆一线。康泽后来进入了四川以后，石明峰随之移踞浮图关。以配合国军对红军西进之拦截工作。他们开展的思想围堵红军的工作，应当承认是高效的，有浸透力的。红军所经之途，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已是少之又少。
红军长征以后，王明路线执行者搞的是逃跑主义，中央红军8万多人跑到湘江边时，被国军重兵围歼，8万部队被打得只剩下了3万来人。也是李宗仁与蒋委员长有隙，放了*红军一马，否则中国历史真的就要重写了。在这危机关头，早已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力主红军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于是红军由通道转向黎平，使红一方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命运。接着红军与国军在贵州的大山里转来转去，搞了个四渡赤水河，在黔川滇三省与国军捉迷藏，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成功地钻出了数十万国军的包围圈，摆脱了敌军的围追堵截，才取得了战略转移上的绝对胜利，成功地化险为夷。
当红军突破涪江时，川西震荡，成都大批民众向川东逃难，石明峰与别动总队参谋长叶维被指派带领一中队星夜开赴成都，做民众的安抚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处宣传，*打不到成都来，要求民众不要慌乱；另一方面则组织民众积极修复城墙，构筑城防工事，并在各县推行碉堡修筑计划。当红军由滇入川以后，康泽也感到稳定工作由一个中队去做，必定人手不够，于是把他的别动队之一、三两个大队的人马都带到了成都，大大加强了川西的维稳工作力度。
当时，蒋委员长对红军实行的是以碉堡为锁，以公路为链的战术，他本人也从南京跑到了四川，住到了峨眉山上。蒋委员长亲自主持训练了第一期峨眉军官训练团，借此让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队的长官为他买命，以期能把红军主力在川滇边境消灭掉。当红军入川以后，蒋委员长也还是有点不放心，所以把监督地方的工作，交给了康泽的别动队。别动队在川西北、川南各县搞得火起，照样是监督各县地方机关限期大量征工征料，加速完成碉堡建设；严饬各县保安大队举办保甲人员培训班，对所有的乡镇长、壮丁队队长进行了培训，以提高他们为*工作之能力；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整顿了各地的新生活促进会，结合组训民众的工作，每天组织老百姓举行升旗礼，做早操，让民众唱歌颂蒋委员长的歌曲。复兴社忠效蒋介石的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也在川西北、川南地区推广开来、唱响起来了。
在农村中，别动队要求各乡镇成立新生活服务总队，组织民众开展新生活运动，以振奋信心。这种做法，与后来*时期的那一套早请示晚汇报很有些相似之处，只不过国民党比共产党早弄了整整三十一个年头！可见控制人心，抓住老百姓，不是那一个政治派别的专利。他们在江西老早就是这样干的了。
老蒋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恐怕就是要利用这一次红军在川的活动，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是要消耗红军，二是要削弱川军。对于蒋委员长让康泽的别动队员到刘湘的部队去当督战员，逼迫川军为中央政府去送死的做法，川军的将士们自然深谙其中的味道，于是派系矛盾也一直存在，而且突然尖锐起来，与红军还未开仗时，川军对康泽及其别动队却先动了手脚。
029、康泽被围
康泽工作之认真、之努力，其实当为世人之楷模。他的别动队进入四川以后，一方面积极配合第二路军薛岳的部队追击红军，别一方面借助于剿匪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川军的浸透与控制。遵照委员长的意图，想乘机削弱在川经营多年的刘湘等地方军政势力。这就引起了川军首脑的强烈不满。如果没有康泽的死蛮强横，也许川军就不会发生针对他的内讧。
前两年，蒋介石为了控制住四川，早已派复兴社的骨干成员曾扩情回川活动，他在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川派头目人物之间，大搞分化瓦解拉拢工作。四川远在西南内地，国民党中央政府再怎么动作，地方政权一直在他们地方势力手上，你来搞搞动作，我也能容忍，反正我们都表示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可是现在，中央军利用所谓的围堵追击红军，以剿匪之名，将武力名正言顺地伸了进来，而且派别动队要挟其军、政、财、民归中央政府控制，这就大大缩小了川系头面人物的政治空间，地方权力更是被康泽的别动队一手操纵了。他们从县政府到乡镇村进行直接控制，催工派款，训练保丁，开展新生活运动，一杆子把中央势力直接插到了最基层。
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夺权运动，更要命的还以监督军队为名，直接给川军各部队派遣了督察员，对川军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控制。川军将领为了自身的生存，对蒋介石的这一搞法极为反感，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在川活动猖狂的别动队的总头子康泽。这其实势在必然。
康泽与他的别动队入川以后，他几乎成了川军头目的太上皇。他当时是复兴社的干事、别动队总队长、中央军校特训班主任、入川参谋团政训处长、四川省保安处政训室主任、四川省国民军训会主任委员、峨眉军官训练团政训组副组长，三十岁出头便成了在川红及一时的大人物。这个时候也是别动队在川活动最凶猛的时候。他一入川就让复兴社在川的负责人叶维当了别动总队的参谋长，叶所领导的所谓忠义救国会就归到了别动队旗下，而这些人大都是四川地方上的一些名流、狠角。他们又在刘湘势力中做手脚，直接挖了刘湘的墙脚；四川的特务系统反而被康泽浸入并控制起来了，这就大大威胁到了川军自身的生存了，于是川军头目忍无可忍，终于组织了一场围攻捉拿康泽的暴动。
那是初夏的一个下午，太阳依然还是那么灼热，红军已渡过金沙江，前锋已达安顺场，成都城中一派紧张。别动队都派出去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去了，康泽头脑发热，他带着叶维、石明峰及两个副官到城外去查看工事的进展状况。他亲自架驶着那辆崭新的美式吉普车出了城。从城西沿公路去新津方向布防的正好是刘湘的部队，在太阳下修工事的都是一些民工，而那些川军弟兄们三五成群地趟到公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