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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调侃，我一笑了之。关于中国篮球改革的很多早期决策都是在这间陋室里出台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我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倾听开始。
这两个字看上去简单，却是很多人不重视或者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我记得古训中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的教诲；还记得左宗棠在送给曾国藩的对联上写道：“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这寥寥数字，勾画出身居高位者的“为官之道”，对我启发很大，我把它作为我的工作信条。
我一直都记得张发强同志到篮管中心宣布任命的那天，全中心同志们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信任、厚望以及对改变篮球面貌的期盼。我就是要听听大家的心声，让大家把劲儿都能往一块儿使。
拉媒体朋友的手
除了倾听同事、同行的意见，我也选择了另外一个倾听对象，那就是媒体人。
对于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走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我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个认识不仅在于理性的判断，也有足球运动的前车之鉴。总的来说，我是把媒体当作自家人看待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引子：重归（7）
回到中心之后，不管大会小会，我都反复给同事们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要把媒体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我们发展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说这些话，也是想扭转前任对待媒体的态度。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在上海召开篮球工作会议。一天中午大家吃自助餐，也邀请了媒体记者参加。当时有个年轻的男记者过来跟一位篮管中心领导人搭讪，可能他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切入话题。他态度很有礼貌但问题非常直接，开口就说X主任我听说您对记者非常反感……
这位领导人看了他一眼，脱口就是一句你说得对，然后就自顾自低头吃饭，留下那个年轻记者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我自己本身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那种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有责任感的劲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找麻烦的人”，而是采取不回避、不拒绝、坦诚合作的态度。
回到中心没几天，我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媒体人士，和大家沟通了一次。我当时的态度很坦诚，就是讲清我的工作态度，希望大家能像一家人一样合作。来的人也都反应热烈，给了不少掌声。
另外，我也请一些常年跑篮球的老记者们吃了一顿饭，采纳了他们的众多建议，比如建立中国篮协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每月第一周的星期一晚上举行媒体沙龙活动；定期举行篮协工作媒体通气会和国家队公开训练日等。这些都从2004年开始实施，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最起码在大家眼里，中国篮协的态度是积极的开放的。我们也有义务通过媒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篮球的状况。
从那时开始，凡遇到重大的悬而未决的事件，我们都要事先听取资深媒体记者的意见，这成为一个惯例。有一件事令我很感动，那是在2003～2004赛季的后期，联赛出了一系列赛场问题，观众扔瓶子，球员与球员、球员与观众发生冲突的事件此起彼伏，搞得竞赛组织管理人员焦头烂额。我们召集在京媒体听取意见，商量对策。当时就有记者提议，发一个媒体倡议，呼吁规范赛场行为，维护良好的联赛氛围，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与会记者公推《人民日报》记者薛原起草倡议书初稿。薛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写出一份高质量的草稿，经几位资深记者修改后发表了。这对稳定当时的联赛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媒体的态度和力量，更加坚定了我加强与媒体合作的决心。
遗憾的是，很多好的想法和措施没有坚持和深入下去，停留在最初阶段，尤其是没有抓紧把中国篮协新闻委员会成立起来，形成良好的工作机制。
在2006年世界男篮锦标赛和多哈亚运会期间，我真正看到了篮球记者对篮球事业的忠诚、激情和有力支持。在札幌的体育馆内，每逢中国男篮比赛时，许多中国记者往往忘记了记者的手头工作，把自己当作普通球迷，在记者区为中国队摇旗呐喊，引得其他国家记者侧目而视。为此日本组委会找我们交涉，希望中国篮协出面制止。当王仕鹏投中决定性的一球时，于嘉忘我的激情解说，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名普通记者的职责情感！我想，要说篮球和足球的不同之处，篮球媒体发自内心的喜爱和支持是重要表现之一。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
引子：重归（8）
在和记者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2005年多哈亚锦赛期间，我去参加亚篮联的执委会，当时并没有和球队住一个酒店。
有一天中午我去看望球队，在他们下榻的酒店碰到了《体坛周报》的记者陈艳艳。这是一个刚从乌鲁木齐调来不久的女孩，后来成为一个相当不错的专业记者。一眼看去，陈艳艳表情不对。我关切地问她：“艳艳，你怎么啦？”因为之前她采访遇到了不少坎坷，所以一见到我们就跟见了亲人一样，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陈艳艳一边哭一边说，多哈的酒店贵，采访要打车，碰到一个当地司机蓄意刁难，受了不少委屈；到球队采访也不顺利，被拒之门外毫无进展。那天她本来是想采访唐正东的，可是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人，这样下去她完不成报社给的任务，实在太难受了。
看到陈艳艳的样子，我很同情，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到这个陌生地方来的，一定要帮她解决困难。
我让人马上把唐正东叫下来，问她还要采访谁，她说还想采访朱芳雨。队员下来之后，我嘱咐他们今天记者问什么就要答什么，一定要好好配合人家的工作；然后又派人到餐厅拿点东西过来，让陈艳艳吃完东西再好好采访。
后来每次陈艳艳看到我，总是会提起这件事情。其实这真的是件小事，记者千里迢迢跟着采访，却让人家吃闭门羹，本来就是不应该的。我当时也跟队里特地强调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体谅媒体的难处，要改变封闭的状态，配合好记者的工作。
《东方体育日报》的张华在一些人眼中是个刺头儿，这个人也挺能闯。记得我回中心没多长时间，有一天中午他找到我的办公室，先自报家门说了一番自己的经历，然后说不是采访，就是希望能和主任聊聊。
我当时有点困，不过一想一个年轻记者也挺不容易的，就跟他聊家常似的聊了挺长时间。我不知道他对那次聊天有什么印象，但看他确实经常写些很有个性的文章，遇到一些重大事件反应也都很快，像后来的东莞会议和财富论坛上出来的篮球和足球第一运动之争，他就抢先写了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不过因为有个性，张华也得罪了一些球队，比如有一次在采访八一队时，一个运动员把他给打了。我知道后，马上要求八一队作出妥善处理。由于张华平时写了不少关于联赛的负面报道，因此，大家说起张华都很反感。我的意见是咱们不能要求记者替我们歌功颂德，只要不搞假新闻，实事求是地反映联赛问题的报道，哪怕是负面的报道也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允许，对这些记者应该予以保护。
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实际上也有很大收获。因为很多业内的资深记者，像徐济成、孟伟、梁希仪、孙保生、苏群、谭杰、薛原、杨毅、单磊、于嘉、孙秋峰等对国内篮球运动的发展状况、对NBA的情况都很了解，也有自己的看法；每到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给我反映情况，提出十分中肯的建议。通过交流，我发现这些老记们都是见多识广、有见识有思想的，每每和他们交谈一次，对我都有不少启发。
我和篮球记者的关系很好，这是圈内外公认的。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人曲解了这层意思，有人说：“李元伟更会亲近记者、利用记者，因此说他坏话的记者相对较少。”还有人说：“李元伟就是在处理媒体的关系上比较圆滑，因此获得了不错的口碑。”甚至有人说“李就是热衷于炒作，其实他‘执政’的那几年什么也没变，换汤没换药”等。我想说这些话的人不仅曲解了我的为人，也低估了篮球记者的智商和道德操守。关于和媒体交往的问题，有人以为对媒体客客气气就会使记者跟着走，这真是天大的误解。我认为，对待媒体，第一，要真诚，真正要把记者当成自己人，尊重他们，支持他们。现在谁也不傻，想利用人的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第二，你不仅要有料，还得有道。所谓“料”，就是为记者采访提供内容和素材，能够满足他们报道的需要；而所谓“道”，就是要有项目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路，并且有能力付诸实施，能够得到媒体的认同，心悦诚服地和你配合，才能达到共赢的效果。这不是仅靠放下身段、客客气气就可以做到的。
进入篮管中心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除了正常开会，我都在不停地找人谈话，听取意见。当时大家都有不少想法，以前是没地儿说，现在都滔滔不绝地讲了出来。我一边倾听，一边思考，各种改革的想法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
所有思考会聚到一点：中国篮球必须打破封闭保守、因循守旧的状态，进行改革，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甲A到CBA（1）
CBA联赛是中国篮球走入市场的龙头，是篮球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五年的CBA联赛改革实质上是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和探索。这种探索，对中国篮球的未来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篮坛升起“北极星”
寻找突破口
初回篮管中心，事情千头万绪，训练、竞赛、国家队、青少年培养、经营开发都是摆在我面前的重点工作。从哪里着手呢？
从2003年初开始，中国篮球的局面显得有点沉闷：前一年中国男篮兵败釜山的阴影还没有消除，领导人更换的传闻，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军心，篮管中心的工作难免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当时中国足球尽管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依旧显得有声有色，和篮球形成鲜明对比。面对这样的局面，我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尽快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2001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构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大势”，成为各运动项目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自古以来，凡有志做大事者无不注重“势”的作用，所谓“趁势而上”、“顺势而为”、“形势比人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如何抓住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个历史机遇，快速发展壮大自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从竞争的角度讲，运动项目之间各有各的优势，大家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对机遇，看谁抓得准、抓得狠、抓得及时，谁就可能处于领先地位。对于篮球而言，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足球，这两个项目的类型、特点、环境、历史都相差不大。而足球作为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已经取得了先机，打开了一片天地，无论在组织、机制、市场方面，还是在经济实力方面都领先于篮球。在取得2002年世界杯的入场券后，中国足球的地位和影响力达到了顶峰。我意识到，在抓机遇、促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赶超的目标，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潜力，求得超常规发展。于是在回到篮管中心三周后，我在中心内部会议上提出“虚心学习足球、全面赶超足球”的目标。篮球在中国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快速发展的条件，中国足球可以在短短的*年间取得如此骄人的成果，篮球为什么不能？如果我们不能取得成功，那是自身的无能。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我想，中国篮球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
篮球为什么要改革？是因为落后，因为不适应，因为要加速发展，所以要改革。目前中国篮球与世界篮球存在着全方位的差距，存在着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不适应，存在着不利于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所以要改革，而绝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改革固然有风险，但不改革同样有风险，而在有些情况下，不改革的风险更大，是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手篮管中心主任一职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