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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这名女子乃崔庆会之妻，名唤朱论介，当她听到丈夫以身殉国的消息后，便决定为夫报仇。论介投江殉节的故事在朝鲜广为流传，百姓深信不疑。他们修建了祭奠论介的祠堂，每到妓生的节日——六月三十，便组织大型的纪念活动。
毛谷村六助乃战国末年至江户初期的传奇人物，被认为是相扑高手，精通神传无双流的盖世剑豪、四国神传流游泳法的开山鼻祖。日本民间戏曲中，更是将他刻画成忠孝的典范。明治时期，他被看成征伐朝鲜的英雄，大加歌颂，成为鼓吹日本军国主义的工具。现在，他则作为名护屋的保护神，被供奉于贵田神社。而在朝鲜，他被看成是骄横荒淫、嗜杀成性的侵略者，受人唾弃。
当年，收敛高敬命遗体的忠仆凤伊和贵仁也在战斗中牺牲。后来，从厚与他二人的英灵都被安葬在光州的褒忠祠，世代受人敬仰。
言归正传。宣祖李昖感念千镒忠烈，追赐崇秩议政府右赞成，又以权慄敢战，代替金命元为都元帅。刘綎闻听晋州失守，急忙从八莒赶至陕川，吴惟忠从凤溪赶至草溪，防备倭军深入。倭军屠戮晋州，雪了耻，便撤回釜山，声言待明朝同意和约后便渡海归国。
攻陷晋州的消息传到名护屋，丰臣秀吉猴脸顿悦，表彰清正、行长、长政之战功卓著，而清正破坏城墙，为破城奠定基础，因此立了首功；政宗虽带兵不多，但骁勇善战；秀元从西北而入，斩首最多，二人亦受重赏。
却说六月廿八，在日本玩得尽兴的徐一贯、谢用梓二使准备回国，秀吉给二人一大笔好处费，并将议和条款交给他们，上面要求七项：
一， 明朝公主嫁予日本天皇
二， 日本与明朝相互通商
三， 两国互递盟书
四， 朝鲜割让四道给日本
五， 被俘王子由沈惟敬护送，放回朝鲜
六， 朝鲜派王子、大臣到日本为质
七， 朝鲜君臣写誓书永不负日本
七月初，李如松将沈惟敬叫回，指着鼻子责备其办事不利，倭人以议和为计，攻陷晋州，皆是其惹的祸。惟敬自然心中不服，又不敢顶撞如松，便把一肚子火全撒到行长身上。他返回行长大营，痛责其不守信用，行长则辩解称：只有明军撤退，倭军才能渡海回国。惟敬没法，只得回报石星。石星虽为兵部尚书，却一向主张撤军，但怕倭军变卦，遂未敢轻动，所以又派惟敬到倭营游说。惟敬这次送给行长不少礼物：蟠衣玉带、花布四十匹、大明一统志、大明官制、武经七书，更可气的是，还赠送了倭旗五面，要求赶快达成和平协议。行长本为商人，见到财物自然大喜，爽快应允。
受秀吉的意思，行长派家臣内藤如安（中国及朝鲜很多文献误将其名译为 小西飞，可能是将其个人介绍“小西氏家臣内藤飞弹守如安”听错所致）、宗义智家臣 早田四郎兵卫 与二使一同赴明。但明廷认为倭军刚刚屠戮晋州，又提出媾和，莫非缓兵之计？怀疑和约文书是行长等人伪造的，便将如安等人暂留在朝鲜，等待入明的进一步指示。行长见如安迟迟不回，心中着急，竟游说秀吉先放了两个被俘的王子，向明朝送出橄榄枝，以表示诚意。七月廿二，在倭营囚禁一年有余的临海君、顺和君终于获释，于八月回到平壤。
明廷见倭人的举动，开始相信秀吉乃真心议和。为了示好，明廷作出决定，将部队陆续撤回：先是如松率大军先行回明，留刘綎、吴惟忠、王必迪及万余人马驻守八莒。不久，明廷又撤回吴惟忠、王必迪，只留刘綎一部在朝鲜。此时的朝鲜真是可怜，饥民甚多，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身体强壮的大多当了盗匪，后瘟疫又起，死者无数。
八月廿三，秀吉下令釜山诸将，道：“和议之报未至，事之成否不可知也。各修筑城营，勿倦怠。和议不成，再发大兵，荡平鲜地也”。于是，驻朝倭军开始日夜修造城寨。
却说，内藤如安在朝鲜逗留近三个月，终于得到入明的许可。九月，在惟敬陪同下，如安等人来到辽东。应昌、如松一听和约内容，历时火冒三丈，倭贼的条件也太苛刻了，吃了败仗还这么强硬，二话不说，便把如安等人扣在辽东。
俗话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行长闻听此事，心里别提多着急，他与惟敬合计：反正太阁不通汉文，到时无非自己女婿宗义智或老部下景辙玄苏当翻译，干脆把和约条款改了，放低条件，赶快达成和约。想到此处，他竟狗胆包天，私自将秀吉开出的条件作了一番修改：朝鲜割让一道给日本，明朝给日本白银两万两算作补偿，恢复双边贸易。更让秀吉想不到的是，他这员爱将竟然以他的口气捏造了一份降表，其内容是：表示对明朝仰慕已久，但朝鲜人不愿看到大明与日本交好，从中作梗，日本无奈才起刀兵，教训朝鲜；现在，恳请万历皇帝谅解，并册封其为日本国王，等等。
这可到好，明朝方面有惟敬、石星等人瞒着万历皇帝，私自答应与日本和亲；日本方面又有行长擅自篡改秀吉所列条款，伪造降表，而双方的最高领导人还被蒙在鼓里。可想而知，有这几个活宝于中掺合，结果能好到哪去？
塔西图斯曾说过：虚假的和平比战争更恶劣。欲知闹剧如何收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出使扶桑传圣旨 莫须罪名斩关白
无罪之身，无辜受斩，前往彼世。
弥陀之剑，慈悲为怀，指引往生。
此身罪业，深重五障，随之消解。
—— 驹姬辞世诗
由于倭兵大部还留在釜山，而明军却先自撤退，朝鲜人人自危。同样，明朝中有些官员对这种状况亦甚感忧虑，于是启奏明廷，弹劾宋应昌，结果应昌被撤。顾养谦担任新经略，出任辽东，其任务便是想方设法游说朝鲜君臣，使其放弃主战的立场。刚一上任，养谦就派参将胡泽向朝鲜传达皇帝旨意，这已经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倭文禄三年）四月廿五的事了，其大意如下：
倭贼无故入侵朝鲜，致使三都尽失，王子被俘；皇帝大怒，派一旅之师破平壤，收开城，复汉城，倭贼逃走，释放王子；但此次远征，花费巨大，金银、马匹所耗甚大，天朝对你们属国不错啊，现在，军费已不可再用，兵亦不可再发；倭贼也畏惧天朝声威而请降，请求议和，天朝亦正可借机许和；你们朝鲜如今缺粮羸困，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竟然还嚷嚷着要打仗，甚是不明智嘛；倘若天朝不发兵，又不与倭贼媾和，倭贼必发怒，到时重起战火，朝鲜必亡国；岂不闻昔日勾践被困会稽，难道他不想生吃夫差之肉吗？可他忍辱负重，等待报仇的时机；你们应该学学他嘛，如果不能忍受，那就是小丈夫之见，而非雪耻之英雄也；倘若与倭贼议和成功，他们必感念皇恩浩荡，同样也会对朝鲜友好，就此罢兵归国；从此，你们君臣就可厉兵秣马，卧薪尝胆，天道循环，谁说日后不会对倭贼有报应呢？
朝鲜君臣观后，不知所措，胡泽一呆就是三个多月，可朝鲜还没拿出个章程。这时，柳成龙还躺在病床上，听到此事，便上疏启奏，称万万不可答应明朝，应该将最近倭兵屠杀百姓的事情告之，再听听明廷的意见。可朝鲜君臣还是犹豫不决，成龙够固执的，屡次上疏，终于使李昖下定主意，派许项上报明廷，不同意议和之事。
谁知，明朝的*比李朝的党争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时，养谦被人参了一本，辽东又迎来新经略，名唤孙矿。孙矿甫至辽东，便受兵部之命，于十一月初五传召内藤如安进京。如安在辽东早已急得嘴上起泡，现在终于可以进京了，心中甚是高兴，便立马启程。沈惟敬于路上再三叮嘱，告诉如安应如何回话，千万别露了馅。
十二月初七，如安等人终于来到北京；十一日，于鸿胪寺洗礼；十四日，万历皇帝宣其面圣。一路上走走停停，整整一年半的时光，如安等人不是在外奔波，就是被软禁，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明廷摆出大国姿态，岂容尔等番夷讨价还价，当即约法三章：一，但求封不求贡，即只封秀吉为日本国王，不与尔等贸易；二，倭军全部撤回；三，永不侵朝，如果遵守此三条，和谈没问题，否则，那就走着瞧。如安俱听从，并指天为誓，一定遵守。
但明廷对丰臣秀吉求封日本国王一事仍不放心，找来一些朝廷大臣对如安轮番盘问，比如：为何日本要入侵朝鲜，为何突然撤出汉城，等等。如安编造谎言，极力狡辩，并发誓道：“天朝所问之事，若有一字虚话，吾及秀吉、行长皆不得善终，子孙不得昌盛，苍天在上，鉴之，鉴之”，当审官问及既然秀吉统一日本六十六分国，自可称王，为何又向明朝请封，如安道：“秀吉见朝鲜有天朝封号，人心安服，故特来请封”，审官又问道：“尔国既称天皇，又称国王，不知天皇即是国王否”，如安答道：“天皇即国王，已为织田信长所杀”，简直一派胡言。审官信以为真，道：“既如此，当封秀吉为国王，汝当报小西行长速归，令秀吉整备册封使臣所用船只、馆舍，及一应恭候礼仪，如有疏漏，仍不许封”，如安答道：“守候已久，件件不敢有违天朝之命”。
和约终于签订了，和平终于来到了。转眼已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倭文禄四年）正月十三，明廷派出以李宗城、杨方亨为正副团长的使团，由惟敬、如安陪同，带着为册封秀吉特意打造的金印，从北京出发，一路吹吹打打，欲东渡扶桑，给倭奴的实际领导者来一个盛大的册封仪式，以彰显大国风范，从此倭奴、朝鲜皆天朝属国，岂不乐哉？
却说加藤清正看到行长如此大胆，竟篡改秀吉原意，心中又气又兴奋。气得是：行长目中无人，视其他将领如草芥，私自改动谈判合约；兴奋得是：这下可借机整整这个老对头，说不定就此能除掉这个草药奸商。
三月间，清正会见了几位明朝官员，欲将秀吉的七项条约原文告诉他们。可清正乃一介武夫，不通文墨，话也说不清楚。明朝官员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冒，对这个短腿侏儒根本不理。清正又找休静大徒弟惟政和尚，想借助朝鲜人之口将事情原委公之于众，让行长好看。此时，惟政已接替年老体弱的休静成为僧兵首领，担任“八道总都摄”之职。听完清正之言，惟政大怒，倭贼条件甚是苛刻，朝鲜怎能答应？结果不欢而散。清正两头碰壁，可又不敢告之秀吉，原因很简单，此前捏造战报一事，他也有份，倘若秀吉打破砂锅问到底，最终败露，恐项上人头不保。清正没办法，也只能不情愿得“帮助”行长，继续瞒着秀吉。
四月廿八，册封使团抵达汉城。宗城受命，待倭兵尽撤后再渡海，于是连派数人催促倭军。为表诚意，行长将驻扎熊川的数支部队，和巨济岛、场门、苏津浦等地的数屯士兵撤回日本，其实哪是撤退，实际就是将这些地方的营寨焚烧，再把士兵挪到其他地方而已。同时，他又称：怕朝鲜人使诈，暂时先撤这些部队，以示诚信，并请使团快点渡海，日本一定会信守诺言，将倭兵悉数撤回。
一来二去，时间就拖到九月。宗城派杨方亨先到釜山探查虚实，但方亨发现倭军并没有撤退的意思。石星受到惟敬的蛊惑，以为倭人会遵循和约，便催促宗城去釜山。宗城无奈，只得启程抵达釜山。行长怕言语间露出马脚，对宗城避而不见，称撤军命令需由秀吉下达才行。可宗城并非傻子，从中也看出点端倪，知道倭人没有撤军的意思，便住在釜山，说啥也不渡海。行长无奈，只得动身回日本，再次游说秀吉撤军。
东渡日本的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倭文禄五年）正月，对于后面发生的事，不同史料记载得也不尽相同，有两种说法：
一种曰：由于惟敬本为石星举荐的与日本来往通信使者，这次出使日本的光环却落到宗城头上，心有不甘；宗城原为明初功臣李文忠后人，世袭爵位，乃纨绔子弟，对出身商人的惟敬连正眼都不看，惟敬怀恨在心。一日，惟敬偷偷溜进宗城住所，对他说秀吉原无受封之意，实为诱明使前去日本，然后拘押起来。宗城一听，大惊失色，也没弄明白怎么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