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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不幸被他言中？
当天晚上我闷闷不乐坐在家中的书房里。尽管上海方面的代表很仁义，表示他们会对贝利尼把事情解释好，并对我说贝利尼对这个展览非常满意，不会责怪你的。我却在责怪自己。我是个完美主义者，我不愿意事情有任何失误，就像文章中出现一个错别字。
每当烦恼与疲乏时，我习惯用音乐治疗自己。晚间，坐在书房里打开音乐，心境随之渐渐宁静下来。台灯的光将书桌上一本金口的书照得锃亮。这本书是这次展览作品的图集，展览前在意大利印刷的，书口是贴金的，非常夺目。我忽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不看看集上这两幅作品呢。如果是“旧伤”，集上一定有。我抓住集，匆匆打开找到这两幅，果然！叫我苦恼而无法摆脱的小小的伤痕都在集上！来是这两件古上的“旧残”！
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心儿关闭的门一下子打开，充满光亮。第二天一早，我就拿着集给上海方面的代表看。他脸上顿时笑逐颜开，说：“来是以前的破损。太好了，但先的资料怎么没有呢？看来他们的工作也有疏忽。”
我说：“我们第一天验时也有疏忽。下次绝对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上海方面的代表说：“冯先生，不要自责了。现在可以说，这样的展览已太完美了。”
我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放松任何一个细节。”
这天，4月11日，春寒突袭，气候挺凉，中午下一点细雨，地上没有任何积水，却刚好压住地面上的灰尘。三时许，海关运的车已开进天大，直抵学院的院子中央。俟风停雨住，用铲车将箱搬上集装箱大卡车，关门上锁，缓缓启动。在这一瞬我想起昨天用白宣纸将达芬奇的《骑士》小心地一层层包上装入鲜黄的硬夹的那一瞬。我好像在把我自己的珍藏包起来任人割去一般。难道这些大师们与我有这般情义。由何结此情缘呢？
于是，我不觉扬起手来挥了挥，向他们告别。我想，我如果再去佛罗伦萨，我一定去贝利尼博物馆去看看他们我连每幅的个性与气息都深深地记住了。待到那时，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最美好的生活总是充满想象，同时又没有回答。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1）
冥冥中我感觉《清明上河图》和我有一种缘分。这大约来自初识它时给我的震撼。一个家敢于把一个城市下来，我想古今中外惟有这位宋人张择端。而且它无比精确和传神，庞博和深厚。他连街头上发情的驴、打盹的人和犄角旮旯的茅厕也全都收入中！当时我二十岁出头，气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居然发誓要把它临摹下来。
临摹是学习中国笔墨技术的一种传统。我的一位老师惠孝同先生是湖社的师，也是位书的大藏家，私藏中不少国宝，他住在北京王府井的大甜水井胡同。我上中学时逢到假期就跑到他家临摹古。惠老师待我情同慈父，像郭熙的《寒林图》和王詵的《渔村小雪图》这些绝世珍品，都肯拿出来，叫我临摹真迹。临摹作与印刷品是决然不同的，作带着家的生命气息，印刷品却平面呆板，徒具其形此中的道理暂且不说。然而，临摹《清明上河图》是无法面对作的，这幅藏在故宫，只能一次次坐火车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馆去看，常常一看就是两三天，随即带着读时新鲜的感受跑回来伏案临摹印刷品。然而故宫博物院也不是总展出这幅。常常是一趟趟白跑腿，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初次临摹是失败的。我自以为习从宋人院体派入手，《清明上河图》上的山石树木和城池楼阁都是我熟悉的法，但动手临摹才知道中大量的民居、人物、舟车、店铺、家具、风俗杂物和生活百器的法，在别人里不曾见过。它既是写意，也是工笔，洗练又精准，活脱脱活灵活现，这全是张择端独自的笔法。家的个性愈强，愈难临摹，而且张择端用的笔是秃锋，行笔时还有些“战笔”，苍劲生动，又有韵致，仿效起来却十分之难。偏偏在临摹时，我选择从中最复杂的一段虹桥入手，以为拿下这一环节，便可包揽全卷。料这不足两尺的面上竟拥挤着上百个人物。各人各态，小不及寸，手脚如同米粒，相互交错，彼此遮翳；倘若错位，哪怕差之分毫，也会乱了一片。这一切只有过临摹，才明白其中无比的高超。于是过了虹桥这一段，我便搁下笔，一时真有放弃的念头。
我被这幅打败！
重新燃起临摹《清明上河图》的决心，是在“*”期间。一是因为那时候除去*，别无他事，天天有大把的时间。二是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先自制一个玻璃台面的小桌，下置台灯。把用硫酸纸勾描下来的白描全图铺在玻璃上，上边敷绢，电灯一开，面清晰地照在绢上，这样再对照印刷品临摹就不会错位了。至于秃笔，我琢磨出一个好办法，用火柴吹灭后的余烬烧去锋毫的虚尖，这种人造秃笔出来的线条，竟然像历时久矣的老笔一样苍劲。同时对《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悉心揣摩，直到有了把握，才开阵势，再次临摹。从卷尾始，由左向右，一路下来，愈愈顺，感觉自己的笔随同张择端穿街入巷，游逛百店，待走出城门，自由自在地徜徉在那些人群中？？看来完成这幅巨的临摹应无问题。可是忽然出了件意外的事
一天，我的邻居引来一位美籍华人说要看。据说这位来访者是位作家。我当时还没有从事文学，对作家心怀神秘又景仰，遂将临摹中的《清明上河图》抻开给她看。幅太长，面低垂，我正想放在桌上，料她突然跪下来看，那种虔诚之态，如面对上帝。使我大吃一惊。像我这样的在计划济中长大的人，根本不知市场生活的种种作秀。当她说如果她有这样一幅就会什么也不要，我被深深打动，以为真的遇到艺术上的知己和知音，当即说我给你一幅吧。她听了，那表情，好似到了天堂。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2）
艺术的动力常常是被感动。于是我放下手中了一小半的《清明上河图》，第二天就去买绢和裁绢，用红茶兑上胶矾，一遍遍把绢染黄染旧，再在屋中架起竹竿，系上麻绳，那条五米多长的金黄的长绢，便折来折去晾在我小小房间的半空中。我由于对这幅临摹得正是得心应手，起来很流畅对自己也很满意。天天白日上班，夜里临摹，直至更深夜半。嘴里嚼着馒头咸菜，却把心里的劲儿全给了这幅。那年我三十二岁，精力充沛，一口气干下去，到了完成那日，便和妻子买了一瓶通化的红葡萄酒庆祝一番，掐指一算居然用了一年零三个月！
此间，那位美籍华人不断来信，说尽好话，尤其那句“恨不得一步就跨到中国来”，叫我依然感动，期待着尽快把给她。但不久唐山大地震来了，我家被毁，墙倒屋塌，一家人差点被埋在里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这与我是一般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已镶在她家纽约麦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我的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家还不懂得可以卖钱，无论求与送，全凭情意。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轻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了那幅之后，已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
我想说，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
醒俗报
几年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先生来津看我。那时候，他正对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上海的社会形态发生研究兴趣，因此迷上了那时代上海出版的报。从早期的《点石斋报》到后期的《良友报》，中西交错，色彩斑驳，非鱼非鸟，极是新鲜和奇异。
在我家聊天时，我便拿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出版的《北洋报》、《玫瑰报》、《华北电影报》等等给他看。他睁着吃惊的眼望着我说：“怎么天津也有这种报？”我笑而不答，又把一匣《醒俗报》放在他手中。他失声叫道：“这不和上海吴友如的《点石斋报》一模一样吗？”
于是我说：“那时，上海与天津一南一北，同为东西文化相撞前沿的城市。社会形态差不多。从桌球（乒乓球）、玻璃*（*）到小洋楼，凡上海有的，天津也有。”
这一来，他对天津的报也生了兴趣，死磨硬赖从我手里“抢”走几本《华北电影报》，还顺手3走一册印着不少周璇和蓝蘋（青）照片的迷你型的小刊《玲珑》。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
《醒俗报》和上海的《点石斋报》一样，都创办于光绪年间，也同样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方形开本，每本十张折叠页，每页两面印刷，凡二十图，十天一期。刊物一开始就有鲜明特色。它面向大众，内容全是图新闻，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物美而价廉，一时颇爱欢。故而很快就改为五天一期，一月六期。
报的主办者是几位新学的倡办者。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里，条件简陋，但主笔却是津门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陆辛农先生。
陆先生个子不高，为人爽利，能书擅，喜欢植物学和制作标本，精于小写意花卉。记得我年轻时在国研究会工作，见过他几次。他年事虽高，说话朗朗有声，十分健谈，喜欢开怀大笑。他对津门掌故知之颇多，常在报端发表文章，笔名“老辛”。文章中怀古论今，总是包含许多珍贵的史料细节，观点也很开放，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开明人士。因而他主编的《醒俗报》，自然是内容鲜活，视野开阔了。
《醒俗报》还邀请一位名叫陈恭甫的家作图。陈先生是一位市井名家，善时装人物。这在当时充斥古装仕女和山水花鸟的坛上是很难得的。陈恭甫的很写实。他虽然不像上海吴友如那样精工细致，却密切配合新闻，得很快，半工半写，但极有生活气息。在今天看来，中许多场面，都是今日再难见到的历史生活的图景。
《醒俗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尤其当时“漫”一词尚未流行，讽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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