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诹浮！备九秸涿溃ㄔ仁歉鲇婷瘢┧担骸拔乙蛉焉锊荒芾投部廴�40多斤口粮。”有一个会计说：“28户移民共被克扣1036斤口粮，至今未退回一粒米和一分钱”（霍士廉批注：要迅速归还）。妇女项梅妹哭着说：“我丈夫周爱金有浮肿病要求请假不准，工效不高，厂长叶立德等抢夺他的饭碗说猪没有吃，你还想吃。我丈夫被迫下寒水捞猪草，浮肿病加重今年2月死亡。”另一妇女接着哭诉着：“我丈夫周发法有肝炎，又得了浮肿病，因食堂烧柴接不上，干部即到楼上把我们的床铺搬下来烧，逼我丈夫冒着大雨去砍柴而死亡”（霍士廉批注：违法乱纪行为要纠正）。
1．一份令人心酸的调查报告（2）
问：“今年春粮收成怎样？”
移民说：“平均亩产只有一百二十多斤。《六十条》上讲一定要有产可超，可是给我们当头一棒是春粮减产，我们还是担心吃饭问题。”
问：“自留地、百斤粮地种得好不？”
移民说：“老社员种得好，普遍是一百多斤，两百多斤的也有。移民顶多的只有五六十斤。”
问：“猪养了没有？”
移民说：“许多住在楼上的移民户怎么养猪啊？只有一户养了两只兔子。”另一个接着说：“住在楼下的有两户养了猪。”
二、新老社员的关系问题
问：“老社员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
几个移民说：“老社员对我们的态度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的老社员说我们来了，害得他们口粮低了，骂我们移民佬、淳安佬、贼骨头。老社员把一户移民养的鸡毒死。还有一户移民在一个荒了几年的坟地上种了五十多株南瓜，被老社员会计的弟弟拔掉了。移民再去种上豆子，那会计的弟弟说地是他的，硬不让种。”另一些移民说：“住在老社员家里确实也给人家增加很多不便，亓县长曾经来做过调解，对移民进行过安慰，对干部和老社员进行了教育和处理，关系有所好转，但总有些人对移民怀恨，扯皮的事情还是不少。特别是干部思想上未根本解决问题。”又一个移民说：“大队长洪家乐，作风不好，虐待移民，撤职后在副业队拉车，原来拉车的每月要交90元钱给大队。可是现在他拉车，只交60元，这个不合理。”
问：“新老社员关系怎么搞好呢？”
移民说：“最好的办法是往别处迁，老社员也愿我们往外迁，这样都有利。今年2月，我们自筹路费到金华专署、地委和省要求另行安排，同时我们两次派人到临安找安置点，临安当地也同意我们去，就是等领导批准。”另一些移民说：“由于这问题未解决，移民心不安，影响生产，在3月份，每10个劳动底分的正劳力，平均只做了五六天。”
问：“移民不外迁行不行？”
移民说：“如果确实没有好地方可迁，那就在这里给我们造房子。”
三、移民建房问题
问：“公社有个停办的工厂给你们住好不好？”
三四个移民相继说：“公社曾同我们谈过，我们不同意，因为房子质量不好，又要跑出20里路地方砍柴。”“农民住工厂的房子，有许多不便，吃水问题又不能解决，原工厂用水是要翻过一个小山坡，用水泵打上水来用的，每年烧油就要10万余斤，我们移民搬进去，就把水泵全套送给我们也负担不起。”
问：“移民另造房怎么样？”
有的移民说：“经过评议到户，要求把钱发给移民自己盖。”另一个移民接着说：“我们不是说政府给我们盖的房子质量不好，而主要是张三要住平房，偏偏分给他楼房；李四要楼房，偏偏又给他平房，实在别扭。”
问：“移民自己盖房快不？”
移民齐声说：“比公家盖快得多，移民中什么匠人都有。”有的移民说：“只要允许移民自己盖，亲戚朋友都会来帮忙，家家户户老人小孩都发挥作用的。政府曾计划给我们盖房，说要48个月才能完成（后据亓县长讲确有此事）。”另有的移民说：“按我们自己设计的房子式样，两户一栋，户户有房前房后，附属建筑（猪牛栏、厕所、锅灶、晒场等）也会安排得好，都会满意。政府供给我们材料，8月开工，年底保证完成。”
四、移民自己成立核算单位问题
问：“请你们谈谈要求单独核算的好处？”
移民说：“单独核算好。”一个移民说：“原先安置在这个队的移民共有80户，300来人，因为发生争吵事情多，最近才分开安置到别队去的。这些人单独成立了核算单位，不大不小。”另一个移民说：“我们1959年，1960年劳动的钱替老社员还1958年欠的债，这些债都没算。单独核算，就不会有互相扯皮的事情。”
问：“单独核算有困难不？”
一个移民会计说：“除队分的部分农具外，还需国家给我们解决一部分，原先我们有双铧犁、水车、稻桶、垫皮等成套农具，公家帮我们运到新安江坝上后，由于生产队迟迟不运进来，后来大部分被洪水冲走了。”另一个移民说：“还要给我们解决一个集体仓库，一个晒谷场，这些我们原先也是有的。没有给我们补偿。”再一个移民说：“要求给我们划一块柴山地，并以一部分划给社员做自留山，固定主权，以免乱砍山林。”
我们认为移民的要求和意见是合理的，要巩固和调动移民的积极性，应按照绝大多数移民的意见和办法去办。
霍士廉书记对谭石冰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最后批示：“建议谭石冰同志会同金华专署梁长庚专员抓住后塘大队移民问题搞个点。”
谭石冰再次来到后塘，移民提出的建房问题，成立单独核算单位问题都给解决了。并给移民平均478元的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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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1）
新安江工程现场设计组组长潘家铮目睹新安江水库移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不幸的是大跃进和“五风”干扰了正常移民工作，岂止是干扰，简直把移民工作推上了绝路，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最后只剩下每人120元，而且这里面又拿出盖楼、造厂，不知有几块钱真正用到移民身上。许多新名词出现了，“编连队”，“大行军”，“新长征”，随着新安江水库水位的上升，移民只得携儿带女挑着担子远离异乡。库区内，一片惨状。迁去的人无法安顿，大批回流，生活困难，甚至*请愿，要求“扒掉大坝”“抓工程师”……在那些日子里，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褴褛，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状，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
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翻身当了主人的淳安人，本应是“何处天涯不故乡”。但在调研中，新安江水库的移民都说：“我们不怪天，不怨地，就怪自己赶上了那个三年困难时期。”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时代。1958年8月27日，建德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星人民公社诞生后，全县农村社社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的三统，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三化”和实行骨干、劳动、土地、粮食、物质的“五大调动”。
淳安县合洋乡富占村村不大，是一个畲汉分居的小村。全村只有39户，166人。1958年10月，富占村家家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火腿、腌菜、辣酱等吃的都搬到了食堂。在祠堂里搭起了八仙桌，食堂里人人吃得肚子鼓鼓的。在建德市航头镇溪沿村调研时，72岁的原富占村大队党支部书记邵百祥诙谐地说：“自从办起食堂后，我们就开始过上共产主义了，那个日子也真奇，不论走到哪里，肚子都不会挨饿，因为村村吃饭都不要钱，可惜就是这日子太短了。”原富占村大队会计邵郑达与邵百祥是同龄的堂兄，他接过话茬说：“我们到建德也过了两个月的‘共产主义’，春节过后，村里一下断了粮，全村就进入了大饥荒，那个苦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1958年11月15日，我和老哥百祥两人来到当时的寿昌县溪沿乡溪沿村，在一个名叫上街路的山坳口上，只见已造了五排房子，一排四幢，共二十幢房子。房子的木头是新安江水库清库拆下来的旧木料，墙是黄泥夯起的，房中的地还是湿漉漉的。回到淳安，淳安县移民办的同志告诉说：‘全国都进入共产主义，吃饭哪里也不要你们担心，这次移民你们农家具什么也不要带，寿昌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粮食现在统购统销，全部卖给国家，你们带粮票、钞票去寿昌籴米。’当时淳安上下都在兴办食堂，我们村不仅自己村里的田多，当年还种了邻村移走留下的田，当时我们村粮食多得仓库里都堆不下。我们富占村每人向国家卖了五六百斤稻谷苞芦。我们想，过共产主义也得要睡觉，床少不了，过共产主义，也得要坐下吃饭，桌凳也需要。12月1日搬家那天，县里开来了烧木炭的汽车。县移民办的同志看到我们村堆在那里要运走的家具，生气地说：‘这次搬迁，只能带活动床和床板，每户还可带活动的小方桌一张，和两条长凳及两只装衣服的木箱，吃食堂，碗筷都不要带了。其他东西放在这里，我们会想办法给你们搬的。’那时，我们真感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有无尚的光荣，全国人民都会支援我们，让我们一起过上共产主义。那时的人，也真听话，对上面的话，我们全村39户，156位男女老少就按淳安移民办的要求，全部坐上了这五辆货车，穿过铜官的紫金滩。我们看到坝上热火朝天的场面，大家都感动了。汽车在东铜官的上坡路上爬不上去，我们车上的大人都下来帮助推。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去寿昌创建一个新天地。
2．“共产主义”后的坎坷路（2）
“到了溪沿村，每家就按人口分配；搬进了已建好的移民房。当天晚上搭起了木板，铺上老社员给准备好的稻草，甜甜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把淳安带来的近八万斤周转粮票和卖粮的钱全交给了溪沿村的大队会计。新老社员在溪沿村就过起了有福同享的‘共产主义’了。每个人整天吃得摇晃晃的。但我们想到的，自己总是一个农民，农民就得种田，许多家庭搬迁时，不仅没有床和桌，就是连凳子也没有带，平时只搬了几块石头在家里当凳子坐。生活实在不方便。我们天天盼放在路上的一些农家具，一天、两天、半个月还没搬来，我们村上的人急了，几位村干部赶回老家，见路旁已空荡荡一片。拆房队已进村了，许多房子已倒下了。我们跑到县里责问移民干部，他们说：‘农家具早处理掉了。现在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还要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干什么？’我们想想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劳动也是大呼隆，他们的话也有一定道理，就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沉痛地问老会计：“你是一个读过书的人，你们‘无产’移民真相信是去过‘共产主义’了？”
邵郑达老人声音变粗了，他说：“那我们当然相信了，当时把我们村堆在路旁的家具当杂物清理掉，我们确实可惜，柏树做的八仙桌，雕花的千工床，还有不少樟木大衣柜都不知清到哪里去了。”他话题一转说：“我们其实也清楚，这样的‘共产主义’，时间肯定不会长。到寿昌两个月后，我们带来的周转粮票和溪沿村老社员的秋粮吃得差不多了，大概是正月初五，开始就由一日三餐二干一稀改为二稀一干，过不了10天，一日三餐就全吃稀饭了。”
坐在一旁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周永发插话说：“我今年64岁，那时正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到寿昌前几个月的‘共产主义’，把我们肚子都胀大了。到了1959年2月，我村提前进入春荒，一斤大米要12分饭票，我家里有九个人，一天只发给13分饭票，也就是每人每天只有一两二钱米。每天把稀饭打回家，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采野菜，那时还没有开春，野菜还没有发绿，采到一点野菜把打来的稀饭加水，加野菜，加盐一煮，全家人就这样一日三餐地过。那几年，老人、小孩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一个邻居章大伯，那年他65岁，是一个单身老人，4月5日那天，我妈兜了一碗见不到米花的野菜粥叫我送去给章大伯，我手里端着这碗热腾腾的野菜粥连声叫着：‘章大伯，章大伯。’听不到应声，忙推开门，见他睡在两条凳搭起的木板上，眼睛已经闭上了，我的心一下提了上来，边叫边说：‘妈叫我给你送碗热粥，大伯，大伯，你醒来吃下去。’章大伯那无神和无力的眼睛睁开了一下，想说一句话，这时他的嘴和双眼全闭上了。我也顾不得拿这碗热粥，就跑回家连声叫着爸妈。那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