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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浙江省档案馆敌伪档案中查找到的《钱塘江街口水力发电计划概要》中摘录几节，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
自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水力发电工程成功后，世界各国对于水利之开发，莫不异常重视，本省水利蕴藏丰富，勘测研究历有年所，限于财力，未能见诸实施。抗战期间，本省地临前线，变乱之余，财力两缺，乃商准资源委员会全国水力发电总处同意，特设钱塘江水利勘测处，并指派徐主任洽时主其事，费年余之努力，计勘定水力发电地点：街口七里陇、罗桐埠、邵村、灰埠、黄坛口等六处共可发电227000千瓦。街口一处，形势天成，施工简易，而发电量可达8万千瓦，且地点适中，可供宁沪杭三角地区之需求。尤具经济价值。应争取时机提前兴筑，以树全国经建事业之先声，第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未易奏功，有本省商准资源委员会水利部既上海市政府联衔具呈行政院赐准。
…………
宁沪杭鼎峙之一大平原为我国工商业发展最盛之区，其原动力向惟火电是赖，抗战期间，电厂损毁惨重，致难以供应与日俱增之工业及一般需求，惟火力发电厂之重建或修复则殊非所宜，良以区内煤藏贫瘠，须仰给于华北，比因匪患未靖，运输至为困难，钱塘江水电之开发遂为解决目前迫切需要动力之惟一途径。钱塘江为横亘浙省北境一巨川，绵长350余公里，流域面积42500公里，年平均雨量约1480公厘，上游及支流河床陡峻，水利蕴藏至丰，勘测结果，发现适宜于开发水电坝址之处颇多，源出皖境之徽港穿行丛山中，汇入钱塘，河床坡降约万分之十四，适流抵皖浙交界处之街口附近，山势约束，成为建坝发电之良好地址，坝成以后，淹水损失，至为轻微，其电力可输送至宁沪杭一带，全部由其消纳，江中常年流量为坝所调接后，每秒所可供给100立方米以上，对下游航运，裨益良多，水库有容纳供水作用，水害损失当可极度减少，欲求振兴多元开发钱塘之水力，则街口计划关系至巨，殊宜首先建设也。
很快，淳安街口电站的建设已经摆上国民党经济工作的议事日程，甚至被当做“解救当今危机”的重大举措。
1．毛泽东点题（3）
据1948年浙江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余森文的一段回忆，其中记录了新安江开发鲜为人知的细节。
余森文原是学农的，对农业水利工程极为熟悉。1947年，他在担任温州地区专员，兼任温州地区水利工程委员会主任时，接待来温考察的美国水利专家麦克洛博士，麦克洛博士不仅对温州水利工程感兴趣，对浙江省的水利情况也想了解，二人谈得十分投机。麦克洛博士回杭州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浙江省主席沈鸿烈接见他时，在沈鸿烈主席面前夸了余森文：“余森文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对水利建设也十分的内行，是一个难得的人才。”麦克洛博士的一番话，引起了沈鸿烈主席的浓厚兴趣。
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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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震林拍板（1）
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的事岂能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技术总监徐洽时是浙江人；一线党政头号人物王醒也非安徽人；最后拍板的*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则是湖南攸县人。
此前，也就是1948年4月2日，国民*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四人联名给国民党行政院的报告中说：“民国三十五年商请全国水力发电总处，专设钱塘江水利测勘处，从事长期测勘，费年余时间，已初步测定水力发电地点六处。”中国共产党接收后，如何开发新安江被推上了浙江甚至长江三角洲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谭震林从杭州解放，他成为浙江省党政军最高统帅那天起，就关注新安江的开发。1953年，谭震林当任*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后，更是把开发新安江摆上了重要位置。同年12月，谭震林把浙江省委、上海市委分管经济建设的领导和国家燃料工业部水力发电总局局长请到上海，商议开发新安江一事。大家一致同意，在浙江省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的基础上，成立华东水利工程局。一年之后，*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更名为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同时，让徐洽时担任技术总负责人，担起总工程师的重任。党政领导由王醒担任。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全力以赴投入了新安江开发工程的勘测和设计。他们和燃料工业部一起论证了一级开发和分级开发的可能性和合理性。1955年5月初，他们向*中央华东局提出了三个开发方案：
一级开发：
罗桐埠建坝105米，总装机容量万千瓦，淹没耕地31万多亩，迁移人口万人。
二级开发（甲）：
下游一级在罗桐埠建坝，坝高降至36米。装机容量8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3万亩；上游黄江潭建坝坝高降至55米，装机容量14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万多亩。
二级开发（乙）：
下游一级仍在罗桐埠建坝，坝高、装机容量、迁移人口和地亩数和二级开发（甲）保持一致。上游一级在云头建坝，坝高73米，装机容量16万千瓦，迁移人口万人，淹没耕地万亩。
三级开发方案因邵村建坝投资较大，发电量所增不多，暂拟不作深入研究。
二级开发（甲、乙）遂安县全部不淹。
当时担任*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李先念在签发的《新安江开发意见》中指出：“各种开发方案中，如在罗桐埠建坝36米或105米，淹没范围在浙江境内或95％以上在浙江境内。如在云头建坝，淹没将由浙江及安徽分别负担，浙江要占40％，以上意见请华东局考虑。”
身为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拿到中财委的这份沉甸甸的“意见”，颇费思量。
二级开发（甲）和二级开发（乙）迁移人口虽然都不到10万，但是装机容量也就是20多万千瓦。实施一级开发，66万多千瓦的电力通过电网覆盖半径300公里的长江三角洲，巨大的电流冲向沪宁杭工业地区和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的城市、农村，会给多少人带来光明！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后，形成的水库要淹没两座县城，浙江49个乡镇和安徽6个乡镇将沉入湖底。受淹耕地33万余亩，受淹房屋26万余间，将有23万多人离开故土，迁移他乡，经受重建家园的艰辛。 。 想看书来
2．谭震林拍板（2）
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当时装机容量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量也只有15亿千瓦时左右，而浙江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谭震林深深感到，江浙沪电力太缺乏了，工业起步的动力严重不足。新安江水电站上马迫在眉睫，它的装机容量将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的发电容量。
但摆在谭震林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新安江二级开发损失是少了，但发电装机容量只约为一级开发的三分之一，远远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工业、农业和居民需求。而一级开发，将影响23万多新安江人的正常生活，他们刚从旧社会过来，生活刚出现新的起色，又要背井离乡地迁移了，这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曾带领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指挥官束手了。
1954年5月24日，*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把浙江、安徽、江苏的主要负责人，金华、徽州、芜湖、盐城、淮阴地委和淳安、建德、遂安等有关县委主要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到了上海和平饭店，谭震林亲自主持会议。上海水力发电勘测设计院在会上把新安江流域规划的三个方案全盘托出。
刚主政浙江省党政军工作的江华，始终牢记毛泽东给他点的题，他的发言底气十足：“淳安是钱塘江流域的甲级县，不管实现哪种开发方案，对淳安，对遂安，对浙江都是一种损失。实行一级开发，淳安、遂安两县41万多人将有20多万人迁往他乡，移民占了两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淳安县将有70％的人要离开故土。浙江要建成一个工业省，没有动力不行，为了全局利益，只得牺牲局部利益，淳安和遂安人民只能奉献和牺牲。浙江省委的意见：要上就上大的。淳安、遂安的工作我们去做，新安江水库移民这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我们浙江省各级党委政府有决心完成。”
江苏、安徽省的主要领导听了新上任的江华省委书记这铿锵有力的誓言，都表了态。
安徽省委领导说：“我省宣城地区，太平天国时期战事连年，百姓死伤甚多，更有大批外逃，留下可耕熟地、荒地不少，如果实施第一方案，我省除安置歙县6个受淹乡镇两万多名移民任务之外，还乐意接受部分浙江移民。淳安与皖南生活习惯�